，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抨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总之，他认定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斗争实践、创作实践中体验人民的一切，扫荡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生活出发，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文艺。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特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为题刊出专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候沫若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由于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又逐渐转移到上海，原来麇集重庆的文化人现在纷纷走出青木关，沫若终究也决定择日东下。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参加庆祝文艺节大会，演讲完毕后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前排一只空位子上，恰好邻座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黄裳。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黄裳自然不肯放过。考虑到沫若是重听的，交头接耳谈显然不合适，他便从笔记本上扯了一张纸，写上“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书面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后递给沫若。沫若接过一看，欣然顿首，随即从黄裳手中接过钢笔，迅速作了回答：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举家乘飞机赴上海。离渝前夕，他曾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但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回顾重庆六年半来的战斗生活，他觉得重庆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且不说“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尤其是“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②
再见吧，可诅咒而又值得留恋的重庆！
①黄裳：《关于郭老的两件事》，《战地增刊》1979年第6期。
②《天地玄黄重庆值得留恋》
郭沫若传第十六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第十六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四十六
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
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①
①见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
郭沫若全家抵沪后的第六天，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田寿昌在三和楼设宴为之洗尘，沫若即席赋诗一首，抒发了新到上海的观感。上海诚然是个“海”，茫茫一片，一切好象都无头绪、都无轨道，唯其如此，遇事更需要冷静思考。日前他曾给《消息半周刊》题词，云：“保持冷静的头脑，辨别事实的真相，真理所在，以全生命趋附之。”这也正是沫若的座右铭。
一家六口初到上海，住房成了大问题。他们先借住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友人家里。一天上午，于立群对来访的女友说：“今天下午或明天早晨就要搬家了，”她指指她们所在的屋子，“这是朋友的房子。马上要搬去的还是朋友的房子，在施高塔路口，交通更不方便。”朋友感叹道：“没有条子而想得到房子，怕很困难，而郭先生又哪里来条子呢？”“不，”立群苦笑着说：“我们有，我们有的是骨头条子。”①的确，多年来沫若经济拮据，哪有黄金、美钞购买房屋。十余天后，他们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号（今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居住。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花园洋房，底层用作会客室，卧室和工作室则在楼上。正如天官府是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中心一样，狄思威路也很快成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丰里七七号，由冯乃超在负责经营。沫若也常到这里与来访者晤谈，有时还一同在门口的招牌下摄影留念。
①《郭沫若夫人的烦恼》，1946年5月12日《文汇报》。
奇怪的是，刚到上海不久，外间就在传说郭沫若即将东渡日本。不知是什么人在放风，沫若觉得十分诧异，他对《文汇报》记者说，这种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此番来上海，要做的事很多，跑到日本去干什么。实际上自从踏上春申江畔，一个多月来沫若连歇脚的工夫都没有，别的且不说，单是社会活动就够他应付：参加著名记者杨潮（羊枣）追悼会并担任主祭，参加改良平剧座谈会，往上海百货业工会演讲，参加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去圣约翰大学文艺欣赏会演讲，出席诗人节文艺欣赏会，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为柳亚子补庆六十寿辰，应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之邀往育才公学讲《科学与文艺》，出席“尊师劝募”联欢大会，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如此等等，忙得他就象走马灯似的。尽管他对过去的上海、目前的上海均无好感，尤其从六月一日开始，国民党宣布对这座城市实行“警管制”，即市民随时随地要受警员、警官老爷们的管制，这显然是法西斯症的一种表征，特别令人厌恶。然而这里是党组织需要自己参与开辟的战斗阵地，怎么可以擅离职守呢？
眼看蒋介石点燃的内战烽火越烧越旺，沫若时刻关注着国共双方的动向。当他获悉来犯的国民党十万官兵反被我们部队包围起来的消息时，高兴得逢人便讲。一天，他和冯乃超去访于伶，大谈时事，越谈越兴奋，当场吟得七律一首题赠于伶，对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充满信心：“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到南”，“莫谓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①
①见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蒋介石不得不于六月六日假惺惺地发布十五天停战令，沫若一眼看出这又是在耍花招。他一面就此事答《民主》周刊记者问，一面为《周报》撰写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提醒人们认清蒋介石这一着是为了在军事上“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频频接触，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在内的第三方面代表亦陆续赴京，沫若作为第三方面代表之一，也赶去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清晨沫若到达南京，第一个感觉便是：石头城犹如“一篇粗杂的草稿”，根本显示不出国都应有的风貌。大概国民党达官贵人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内战的赌台上去了，谁也没有心思来为这座著名的古城整容。停战期限只有三天了，沫若急匆匆与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等人晤了面，了解到近日来他们的活动情况和谈判的经过，知道国共双方至今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征象，真是“事急时危”。国民党依然死命坚持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并在整军方案中无理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路交通线，对此，中共当然没有考虑的余地。沫若拜会政府代表邵力子，先就所谓“仲裁权”问题试探道：“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踟蹰啦。”邵力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沫若心中在暗暗思忖，马歇尔并不姓“马”，他的一言一行还不都是为杜鲁门政府着想。又谈到整军方案问题，沫若直率地说：“我觉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象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邵力子未曾表态，只是淡然一笑。①
①《南京印象·三拜码头》
当天下午，沫若即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在国民大会堂会议室设茶会，邀请政府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和陈立夫，就国共和战问题进行调解。这时离开二十二日正午休战满期只有四十八小时了，《中央日报》今天的社论标题就是《四十八小时》，吴铁城的发言同他们的社论操着一个调子，完全是在恫吓、威胁中共，似乎再不接受他们的条件，马上就又要发动进攻，甚至还要请美国来帮他们打。沫若感到对方没有一点诚意，不过这原是预料中的事，本来他就没抱多大希望。可是想到此时此刻，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和谈成功的好消息，他不免又有些惘然、怆然。散会后，一群记者围上来，向邵力子探听“好消息”，没想到他却指着郭沫若说：“他有，他有……”沫若能有什么“好消息”呢？原来上午往蓝家庄晤民盟诸领袖，途中乘便赴鸡鸣寺小游，在观音阁戏为和平前途求签，得签文曰：“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签文竟如此切合时事，真有趣极了，沫若归示诸友好，均奇签语之妙。记者们听了哈哈大笑，他们正愁无法直接报道和谈进展的情况，幸好有了这么一个材料，于是第二天沪宁一带的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为和平着急郭沫若求签》①之类的报道。
①见1946年6月21日《文汇报》。
令沫若高兴的是，这次有机会得以与周恩来重聚。他三番两次去梅园新村周公馆，发觉仅仅两个月不见的恩来，竟比在重庆瘦多了，脸色也显得苍白，一头长发，满面胡茬，却仍神采奕奕。恩来实在太忙了，党的嘱托，人民的期望，责任如此重大，境遇却极艰难。与国民党谈判往往白耗精力，然而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得努力争取。他把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整军方案原件，以及自己代表中共草拟的对案都给沫若看了，两案相隔太远，沫若明显地感到双方不会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事关千百万生灵的死活，恩来忙得十万火急。这时蒋介石又故作姿态，宣布应马歇尔“请求”休战延期八天。
谈判既无诚意，休战延期又有何用？二十三日晚，恩来突然派人来中央饭店接沫若去梅园新村，说是赴京请愿要求长期停战的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沫若惊诧不已：“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当夜，他和恩来即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帮助其他代表安排好住处，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才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由六月二十三日追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