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学生陈明远结下了忘年之交。
①《雄鸡集·青年的明天》。
约在一九五七年的暑假，一个长得白皙而腼腆的男孩来到北京西城缸瓦市大院胡同五号那朱漆的大门前面，迟迟疑疑地瞧着门口的岗哨，好半天才鼓起勇气询问：这里是不是郭沫若的寓所，结果很快被警卫人员引进门去。
沫若正坐在书房里写文章，抬头见到跨进门来的小朋友，立即高兴地站起身来，招呼这位已通过不少信但才第一次见面的年轻后生，满面笑容地问道：“明远，你到底来了！脸为什么这样红？是太阳晒热的，还是跑得出了汗？”知道他是因紧张才涨红了验，沫若慈爱地拉起他的小手，心中泛起十分甜蜜的感情。他问明远是否愿意常来作客，明远直率地回答道：“我喜欢听您讲学问，要是您愿意常常教我的话，我就更喜欢到您这儿来了。”这话正中下怀，沫若平生就有这样的愿望，能带几名青少年学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因此连声说：“好！好！我真愿意当一名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是莫大的幸福。”
尽管陈明远当时还是个毛孩子，然而沫若对他的意见却相当重视，并且经常有意从他这儿去打听青少年朋友们对自己著作的意见，觉得年轻人的“目光真是犀利，把我旧作中所写的都看得透明一样，令我惊讶”①。听得他们批评自己一些诗“算不上诗，只能算分行写的散文”，老诗人并没有因为觉得面子下不去而恼火，反而检讨自己说：这类作品多半是应时应景而写的，希望他们多多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错误。为此他把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寄给明远，希望他“阅读的时候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单是短短的一首《橘颂今译》，就有十二处字句参照陈明远的意见作了修改。陈明远还喜欢练习用白话诗的形式翻译和改写古典诗词，沫若不仅把自己和闻一多等人的有关译稿送给他作为参考，而且亲自修改明远的译稿，写上详详细细的评语，有时评语的字句远远超过了译稿的字句。明远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细细思考老师用漂亮的绳头小楷所写的评语，然后将译稿加以修改，誊清后再寄给老师审阅。每当深夜沫若工作感到疲劳之际，他常常喜欢将明远的“课外作业”拿出来欣赏、批改，透过这一本本练习本，他看到一棵稚嫩的幼松正在茁壮成长，为了培养这年青的一代，他将不惜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去灌溉。
①见《郭沫若书简九封》之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沫若不仅关心陈明远学业上的进步，同时也关心他身体的健康和政治上的成长，为此特地把他介绍给白杨，托她多关心他假日的文娱生活。由于沫若一直没有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曾一度影响了部分青少年，他们想以郭沫若为榜样，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但他又不便道破底细，只能在给明远的信上郑重其事地声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几十年来就是我唯一的信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我们老年人的脑袋，真象是一个世界旅行者的行李，贴满了各国各口岸的商标，早已到了该洗刷干净的时候了！我生在十九世纪末，受过“富国强兵”的所谓启蒙教育，主张过“个性解放”，看了一些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投入了大革命，走了好多年路，才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年轻的朋友，我要永远保持着心上的春光。①年轻人正在新生活的起点上，沫若满心希望他们尽可以不必走他过去那样曲折的道路，而应该批判地吸取他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沿着党所指引的航程疾驰。
①1958年5月4日致陈明远信，见周尊攘：《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当然，在年青共和国航行的路程上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且不说，开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斗争，单就文艺战线上看，情况也够复杂的。起初出于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诚，沫若对在清朝行丐兴义学的武训十分敬佩，一九五○年八月他曾应李士剑之约，为《武训画传》题签书名的同时又题词，说：“在吮吸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不忘指出：“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认为这样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在读了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后，沫若马上就写了一份《联系着〈武训传〉批判的自我检讨》，检查自己称颂武训和给《武训画传》题词的“错误”。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他又对自己曾附和着歌颂武训的行为，重新作了一次检讨，而充分肯定这份《调查记》“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①。沫若这时似乎认识不到自己这两种前后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制造“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会起多大的作用，他以为自己是跟上了形势。
①见《文艺报》1951年第9期。
接着，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表扬了“小人物”具有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战斗精神，而批评一些“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话的份量可不轻啊！沫若虽然并不自认为是文艺界的“大人物”，但听了这话，心中总有点不是滋味。在这以后，全国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对学术研究上的一些观点和方法，采取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继批判《武训传》之后，这已是第二次了。沫若力求在思想上跟上毛主席的步子，于是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他作了《三点建议》的发言，首先检讨了错误：“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表示要坚决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广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加紧扶植新生力量。①
①见《雄鸡集·三点建议》。
出于同样的思想动机，当沫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之后，又赶紧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表态说：“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①
①《全国各地广大人民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文艺报》1955年第11期。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间，天气乍阴乍晴。沫若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一次次发表谈话，阐明“双百方针”的伟大意义，他指出“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①。他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群众对整党的意见，还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后要经常跟大家采取谈心的方式，把彼此间的“墙”拆掉。但随即因为看到了毛主席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便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光明日报》的记者谈话中表明：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回答言者无罪还是有罪的问题时，他说得十分干脆：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②
①见《雄鸡集·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
②见《拨开云雾见青天》，1957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在出席了几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座谈会后，沫若更在文章中公开提出：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①
①《向中国人民解放看齐》，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于是沫若充当起“反右”的积极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上，坚决向“资产阶级右派”发起猛烈的“反击”。
这样，郭沫若已经不仅是受到各国人民欢迎的“和平鸽”，而且成了一只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的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它唱赞歌。不过，在沫若的心底里，却始终有一个愿望要当一头骆驼，沉默而坚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导引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
旅行者
紧紧依靠着你，
渡过了艰难。
高贵的赠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温暖。①
①《骆驼集·骆驼》
五十一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吸引着沫若的心。听到武汉长江大桥即将提前两年建成并通车的消息，他多么想能飞到已经离别了有三十余年之久的黄鹤楼去先睹为快。这个机会总算来临了，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陪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飞抵武汉，连宾馆都不先去一下，就吩咐汽车司机迳直开往长江大桥。
站在宏伟的大桥上，沫若感到自己好象张着翅膀飞了起来，龟山、蛇山、凤凰山、鹦鹉洲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有了长江大桥这条“大龙”的陪伴，“凤凰和鹦鹉不想高飞。亿万年被隔断着的龟和蛇，紧紧地团结了起来，伸长着铁臂。”①回想当年北伐途中攻下了武汉，沫若曾多么渴念能横江写他一个大标语：“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这个美梦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已基本实现。
①《长春集·武汉长江大桥》
一股强劲的冲动撞击着浪漫主义诗人的心头，年过花甲的沫若在上桥半跑半走，一口气到达北端的桥头堡。虽然这时外宾已经从下桥参观回来了，但沫若却仍然遏制不住自己，赶紧快步走到下面的铁路桥去。对，跑！跑！就沿着这铁轨跑，就象乘着时代的列车，噙住社会主义的轨道飞驰。他突然觉得六十五岁的自己，饱览了祖国巧夺天工的现代化建设后，就象一个强壮的青年那样，浑身蕴藏着无限的力量，不但能跑，而且简直能飞。他先沿着铁轨后又转入右手的人行道，一口气跑到了南端的桥头堡，领略了一番风光之后，犹感不足。①第二天晚上，他又从广州乘飞机赶回武汉，重新俯瞰了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