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乃女诗人自己所作。
①参阅《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沫若在开始具体构思剧本时，便明确意识到：自己虽然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塑造一个萦绕心头三十多年的形象，但这三十多年沧海人生的变化，也使他的创作意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沫若曾力图从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角度来刻画她，如今却想把她作为被曹操拯救了的“一个典型”来塑造，他力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表现曹操的业绩，从而为曹操翻案，这就是当今沫若的创作意图。①尽管沫若向来认为：因有正确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是历史剧创作的一个主要动机，然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替曹操翻案的主张，会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
①参阅《文史论集·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戏剧报》1959年第6期。
从这个创作意图出发，沫若感到虽然从情节的顺序来说，曹操必然出场较晚，但并不是一般的陪衬人物，在未出场的戏中，他也应是自己着力刻画的一个重要人物。蔡文姬能够被迎接回国，全靠曹操文治武功的影响，可是她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十二年了，对曹操的功绩不可能清楚，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问题上，沫若颇费了一番苦心，最后果断地决定，把她后来嫁的丈夫董祀虚构为曹操派往匈奴的使者，他同时也是文姬的亲戚。沫若知道这一笔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在蔡文姬研究上一篇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文章：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中明写着：“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据此，有人不免会批评自己：不顾起码的历史真实性，随便地假设历史。但沫若认为派遣谁为使者，这并不是历史的本质；使者凭借着曹操治国的威力，并宣传了曹操的业绩，从而完成了使命将文姬赎了回来，这才是历史的本质。根据沫若认为的史剧创作可以“失事求似”的原则，这样的虚构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大有好处。其一，可以及早把董祀卷入戏剧冲突中来；其二，通过董两次解决文姬的心理矛盾，介绍曹操的治国业绩及雄才大略；其三，以文姬为董辩护的情节，既刻画了曹操勇于改过的品格，也刻画了文姬仗义执言的秉性。由于这样一个大胆的人物设计，他就将未出场的曹操与出场的曹操巧妙地跟文姬联系在一起了。为了能使文姬放心地离开儿女，沫若又虚构了她的姨母赵四娘这个人物。她跟文姬同时为匈奴所虏，多年来相依为命，最后决定自己留下照顾文姬的儿女，促成甥女下定归汉的决心。
剧本的主题以及主要人物间的关系理清脉络之后，沫若又化了不少精力去构思剧情。现存关于文姬的史料并不丰富，他还必须依据历来主张的史剧家应发展历史精神的原则，作合理的想象。对文姬为什么归汉，沫若否定了三十多年前的看法。那时他认为文姬“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她正是愤于胡人的卖她，愤于胡人以虚伪的爱情骗了她，所以她才决心连儿子都不要了”。①囿于这样的认识来构思，那曹操岂不成了她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了？现在沫若为文姬归汉设想了新的理由，那就是董祀告诉她：曹丞相要赎她回去，是为了“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看中了文姬的文才，希望她继承父亲遗业，参预《续汉书》的撰述。②沫若能想象他的这一杜撰，会震惊很多人，招来很多反对意见，因为这确实不是历史事实。但这样的虚构既提高了文姬的思想境界，也突出了曹操的文治业绩。经历过“别妇抛雏”痛苦，最终毅然返国的沫若，深深懂得能经受得住这痛苦熬炼而最后下定决心的人，决不仅仅是因为思乡，必定有一个更高的生活目标在吸引着他，支撑着他。于是沫若又安排在第三幕中，董祀再一次来为文姬解开心头的愁闷，突出一个人应该把天下的悲哀作为自己的悲哀，把天下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第三幕，文姬在第四幕中为董祀洗刷罪名，就不仅是出于私人感情和正义感的“辩诬”，而是再一次肯定和宣扬曹操坚持文治的伟大感召力，使第四幕成为刻画曹操的重头戏。沫若深为自己的《蔡文姬》有了崭新的主题与构思而感到欣喜。为了要增加喜剧的色彩，他还设计了文姬与自己子女重逢，然后由曹操主婚嫁给董祀的大团圆结尾。在这一幕中，由沫若自己为文姬创作了一首《贺圣朝》，再次突出和歌颂了曹操。
①《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②参阅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
在执笔撰写的数天中，沫若承受了多么辛酸的心理负担！二十二年前的一幕幕又历历浮现在眼前，忘却了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沫若重又置身于那熟悉的江户川畔的小屋里，抚摸着四子志鸿胖乎乎的小脸颊和长女淑瑀浓密的秀发，经受着心儿被撕碎的沉重的痛楚。……泪水点点滴滴，无声地浸透了案头的稿纸，“一步一远呵足难移，魂消影绝呵恩爱遗”的字迹在化开，化开，透过积聚的“诅谭”中飘浮起的晶莹闪光的诗句，沫若又照见自己紧紧搂抱孩儿和默默与他们吻别的身影。……一只爆满了青筋、强劲而苍老的手在飞舞飞舞，迅速地在泪痕模糊的稿纸上落下了如下的笔迹：“文姬忽然昂头，怒目四向盘旋，放声大呼：‘天呵，你是有眼睛的吗？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吗？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们？’”文姬肝肠欲断的每一句嘱托，都促动着沫若的心血奔涌；文姬呼天抢地的每一声抽泣，都激起了沫若的思潮澎湃；文姬回归汉朝的每一个步履，都牵引得沫若的心儿生疼。文姬啊，文姬，你就是沫若，你就是我自己！沫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还从未象现在这样，是以全部的心血来写《蔡文姬》。创作的活力又一次似火山般的爆发了，沫若为此欣喜万分。是的，我不老，我并不老，我还没有老！写吧，快写，快写！日以继夜地写，夜以继日地写，必须按老样子，几天内拿出一个剧本来。七天以后，当沫若捧着题有《蔡文姬》剧名的厚厚的一叠稿纸时，他又一次体验了母亲抱着初生婴儿般的幸福与骄傲的感情。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沫若在北京的寓所里为《蔡文姬》的创作，接见了《戏剧报》的记者。屋脊上还堆积着瑞雪，他带着从南方拈来的满身花香，脸上不时泛起沉思的微笑，除了介绍《蔡文姬》创作、修改和准备上演的情况外，还就历史剧创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我们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追求历史真实，实事求是，然后进行加工，想象和夸大。”“创作历史剧，要求作者对待历史有准确的评价。”记者还要求他谈谈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写成悲剧，对这个问题沫若有自己特别的看法，他认为：“敌我矛盾可以产生大悲剧，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不出大悲剧。只有在历史转换期，新旧力量交替的斗争中，才往往产生大悲剧。”①
①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
除了这次的接见外，这一年的一二月间沫若频频发表自己对戏剧、诗歌创作以及创作方法等问题的看法。生活向文学创作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沫若在思考，在探索……。自从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后，各界人士十分关注。沫若就这一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关系，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文学传统，作品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在表现这矛盾时怎样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等问题，对《人民文学》编者谈了自己的见解。在贯彻总路线、成立人民公社后所谓“大跃进”的形势下产生的新民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沫若又就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他认为“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歌谣——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会发展的，它的精神会成为主流，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贡献的。重要的是不论民歌、新诗、旧诗词，内容都必须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接着沫若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话剧要增加些浪漫主义》的讲话。
在这次座谈会上，沫若欣喜地会见了一直共同战斗在戏剧战线上的老同志田汉、夏衍、欧阳予倩、李伯钊等。记得去年五月沫若读完了田汉新写的剧本《关汉卿》之后，曾激动得立即提笔给老友写信，赞美剧本“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并说田汉“今年六十，《关汉卿》是很好的自寿”。①沫若还对剧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田汉为此兴奋不已，随即给沫若写了复信。两人虽生活在同一城市，由于各忙各的，见面机会倒不及过去多了，这次晤谈分外高兴。同时也使沫若联想起十多天前，他在上海也曾约见了十几位搞戏剧的同志，其中的于伶，当年在重庆一度过从甚密，常交流创作历史剧的经验、体会。一九四七年党组织曾指定于伶护送沫若离沪去香港，最后因他患了重病才改派别人。一九五五年以后于伶因患慢性肝炎，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这次有机会与老友重聚，沫若便应于伶要求在他带来的精装本《沫若文集》第一卷上签了名，写了“于伶指正”，于伶表示不敢当，沫若又特意加上了“我特别希望你不客气地指正”两行字。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多少往昔共同战斗的场面重又浮现在眼前！②
①《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第6期。
②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蔡文姬》的初稿完成后，沫若将它带到上海修改了一遍，回北京以后又继续润色。因为初稿是在广州写成的，故应《羊城晚报》索求，连载于四月八日至二十日的晚报上。五月一日，在劳动人民普天同庆的节日里，沫若改定于北京，并为该剧写了序。同月《蔡文姬》就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赶排这出戏。沫若知道由焦菊隐执导，由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这么强大的演出阵容使他大为振奋。在一个多月的排练过程中，沫若还亲自去剧院为演员们作报告，谈剧本的主题、构思及自己对人物的认识，他也虚心听取导演和演员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说剧名既是《蔡文姬》，就应以文姬这个人物为主，着重表现这样一位命运坎坷、多才多艺女子在由乱入治年代的悲欢离合，并建议将剧中有些对曹操过分颂扬的词句，包括文姬最后创作的《贺圣朝》都作一些删削、修改。沫若觉得同志们说得很有道理，但因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自己未及修改，就听便剧院的同志们处理。回国后，他听说除了剧本有些词句被删掉以外，已由老友田汉将《贺圣朝》一诗全部作了修改。细读修改后的诗句，对老友的才气和情谊不由得产生衷心的钦佩、感激之情，于是写信给剧院说：“寿昌改得好，不仅更富有诗意，而且和全剧情调更合拍。”为了求得与全剧的笔调更加统一，他又在字句上作了一些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