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象这次饿得这么狠，象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就好象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头，“不要，”我尽量和气地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我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的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
我试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成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
“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
“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停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诅咒发誓说我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人名大字典》已经交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的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个鸡蛋，煮了吃了。
睡了一觉。晚上，找了块破浴巾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
我连干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
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象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的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的，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大个，又觉得不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嗝，满嘴猪味。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床上，拉上窗帘，香喷喷地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蹦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二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诺大的白晃晃的钢蹦，伸手去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惬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沦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而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竟如无知无觉得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盥洗间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魇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伊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渐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
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象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津津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象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去见他们。其实，即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我也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应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
“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购货本，把粉丝芝麻酱碱面都买下来。我连跑带颠地跑回家，于晶正在煎鱼，油烟弥漫，我把我的一顶旧国绿帽子给她戴上，使她象个硝烟中的女八路。
“嗯，”于晶问，“呆会儿你有朋友要来吗？”
“没，你没瞧我连锁都换了。”
于晶不再说话，埋头做菜。她活虽然慢，却很细致，很有条理，很周到，每道菜总要先尝尝再起锅。忙里余暇，见我还站在那儿，就用肘推我：
“你别赔我在这儿熏烟，看书去吧。”
为了证明我呆在厨房有理由，我拿起刀剁她放在案板上没来及切的一根葱。我不大会干这种事，又左顾右盼，故做潇洒，切了自己的手指。
“你要真想帮忙，就出去吧。”
我捏着指头垂头丧气地从厨房出来。一会儿，于晶端菜出来问我：“要紧吗？”
“不要紧。”
“你可真笨。”
“是啊，我原以为我样样都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菜都炒好了，摆了一桌子。这些年，我也吃过很象样的饭，可是……于晶炒的菜属淮扬菜系，又甜又酸，山楂糕味，不过那种久违的味是足了，就是自己锅里透出的家常的亲切味。吃着吃着我产生了恍恍的先视感，好象从前有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祥地吃饭，没有外人。吃完饭，我在水池洗碗，水滴嗒滴嗒流，于晶在外面轻手轻脚擦桌子，餐凳发出轻微的挪动声。
“我在炉上烧了壶水，你想着点。”
“嗯。”
我低头答应着。简直无法从那种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了。
晚上，我去看《屈原》。晶晶在化妆，我拿她的香皂在后台洗了个澡，通体舒坦地溜达。大排练厅里，穿着古代衣饰的演员在聊天、活动身体。一个村姑打扮的女孩走过来和我说话，我瞪着眼睛瞧半天，才认出是小杨。
“这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
“看见晶晶了吗？她在化妆，我给你叫去。”
“不用，我见到她了。”
“这段时间没见到你，到哪儿跑买卖去了？”
“哪儿也没去，在家忍着呢。你也不来看我。”
“呦，说得多可怜。”
我问小杨是不是该毕业分配了，她说演完《屈原》就分。我问她能不能留北京，她说够呛，文化部有个文件，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地方要求。她那个团又抓住她不放，怎么说都不成。
“搞艺术，还是北京好，机会多。”
“当然了，还用你说。”
“晶晶能留北京吗？”我缓缓问。
“她嘛，差不多。”小杨看了我一眼，说有家声望很高的歌舞团提出要她。
“其实分哪儿都一样。”我喜笑颜开，不腰疼地说，“北京人才济济，地方一枝独秀，也是各有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