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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明星的辞藻里面，的确能够让人感到人生如戏。十年前我曾经与阿里巴巴网站的马云聊起过，我说看书很有意思，马云说“看人更有意思”，现在看来，人好像的确是比书有意思。
我的一个朋友提醒我，“你这样不怕得罪那些明星吗？”现世的炎凉是这样的：只要我手里还有好剧本好戏，每次拍戏前我都不由自主做一次爷爷；如果我再不拍戏了，我就是四处大喊这些人的好，十字路口擦肩而过，他们大多也就无非点个头妩媚地笑一笑，什么得罪不得罪啊？人生如戏嘛！
在我每一次耳闻、亲历这样的事情，我都不由自主想到李亚鹏。所以甭管有多少人不喜欢他，骂他，只要有好的、适合他的角色，他依然是我这里当之无愧的第一男主角。
二○○四年的四月，北京依次迎来了空蒙的春雨，六个让人心神不宁的“非典”案例，和充满欢娱的澳大利亚电影节。生活在“喜忧参半”的惯例中循序渐进。
我沐浴春雨，看相关“非典”的报道，参加澳大利亚电影节的开幕式。新老朋友举杯相逢，谈论起电影、电视。我说电视好比是一日三餐，到点了你总得要去吃，挑挑拣拣，“这样那样”（这个频道那个频道），所以“电视人”就好比那个忧心忡忡的厨子，总在为没完没了的“吃什么呢”操心，一旦弄得不好，“一日三餐”让人胃口不开，甚至反胃、呕吐，那就闯了祸了！电影不一样，电影不是一日三餐，电影在目前看来还是属于“逛公园”一般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奢侈品，得有时间，有那个兴头，还要“消费得起”才行。它们在支撑一切的、“金钱的使用上”是完全的不一样，电视只要买个电视机——就像一次性购买锅碗瓢盆；然后交一点电费——也像是做饭的煤气费，以及每日有限的菜金——就行了；电影呢，日前已经发展到八十元一张票，一百元一张票的架势。几天前我自己看了一场电影，内心对于票价的感慨一直笼罩了整场电影一个半小时。每一个人八十元、一百元，这是什么概念？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职业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三十年前一个重要工作的一个月收入。这是往回看。往后看，就好像有一天我们要用两千元钱，或者三千元钱看一场电影，我这样比喻，是不是与我有同感的人会多一些？
我对此（电影的票房价钱气势）完全没有意见，只是新奇罢了。因为平时忙着做电视了，很少看电影，与电影的票价猛一撞面，难免震惊！——就像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过北京的公园了。市场的规律就是在“事物”寻找最适合生存的状态下，自行经历优胜劣汰；保持下来的，并且继续有发展状态的，总归是有它还在生存的原因的。我的疑问是：如此支撑了这般“奢侈品”的电影制作业，在中国它为什么总是以“亏本”的姿态现世？频频入耳的都是电影投资者的失败、投资的有去无回？“为电影投资就意味着往大海中倾水——再也找不着你的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规律？
万事总有些根源，总会顺藤摸瓜到哪怕一丁点的原因。
在澳大利亚电影节上，有记者这样问我：“澳大利亚的电影同行说，目前的世界电影，中国排第一，澳大利亚排第二，您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琢磨着我是不是没有理解正确这位记者的问题？就像有人问“目前世界足球，中国排第一……第二……”
电影倒不至于是足球，但是这个问题带来震撼的感觉，一样。
我曾经惊叹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居然还没有支撑起国内的电影业。我有一位业内朋友劝我拍电影，开劝我说只要具有影响力，只要能够把观众吸引进入电影院，一次就行，就赢了。
道理这么讲是对的，一人一张几十元的电影票，十几亿的中国人都有机会成为电影院的座上客，但是，事实是中国电影依然亏本。在中国，电影的问题关键还不是影响力和作品的魅力，像张艺谋的《英雄》，宣传、发行操作很成功，它的票房收入与预计的还是有很大距离。《英雄》的第一轮播放票房收入比较理想，第二轮？第三轮呢？究竟一家远在山东，或者江西，或者随便哪个地区的城镇电影院，他们究竟播放了几场？每场有多少的票房收入？无人知道。在中国还没有“院线”市场的形成，就是说与投资方直接相关的电影院控制。类似于电视台，也是强势媒体。像中央电视台自己栏目的投资，制作出来、或交易而来的节目有自己的频道播出，能够带动好的广告收入。这是一种市场的控制，失去这样的控制，当然电影收不回投资，各城市、县、镇的电影院，全中国有多少家？还是在依照一个诚实，职业的道德在维系商业的运作。电影院在性质上像一个零售商，形式上像我们小时候的小人书租赁摊，如果看摊儿的人不是老板自己，一天到底出租了多少小人书，被看过几个来回，那是看摊儿说多少就是多少的事情，无法核实。
做的比较好的还是美国电影。美国的电影制片公司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影院，它形成了一道成熟的“产业化链”，从剧本，拍摄，制作，到宣传，发行，放映，回收，“链道”通畅，每一个环节都是商业化的规范，又不是艺术创作的追求。两者相辅相成。
第三部分 … 喜剧电视
二○○三年“非典”时候，在满怀焦虑的心情小心做人的苦恼中，也有两大收获：一是四处看景，为二○○四年《神雕侠侣》的外景确定和搭建，抢先了速度；再是尝试了一部电视喜剧，《永乐英雄儿女》。
《永乐》的被圈定，本身也有些喜剧色彩，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预备——！预备的前方目标是《神雕侠侣》。三十八集的《永乐英雄儿女》，基本上是为《神雕侠侣》而做的，说来话长，简言之就是：鉴于《射雕英雄传》与《天龙八部》在主创方面波折意外的制作经历，后患多多，费时费神，《神雕侠侣》我打算一意孤行了，抛却江湖上历来盛行的名气，只用经过了十年合作考验的导演：于敏，赵箭。但是虽然我们在一起合作拍片十年了，两位导演也是近期十分受到观众喜爱的《天龙八部》的主创之一，但是真正将全副的胆子搁到他们的肩上，都有如履薄冰般的谨慎、担忧。为了证实罗斯福的名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担忧的，唯一值得担忧的事是担忧本身”，“预备”计划脱颖而——两位导演预先合作、磨合一部规模中量的古装片。于是，《永乐英雄儿女》在彼时开始，朝我们款款行来。
从创意到全部制作完成交片，一年的时间缓缓流逝而过，《神雕侠侣》正如当初处心积虑的期待，正式站到了我们的面前，于敏，赵箭，两员“前方战场”凯旋而回的大将，坦然接手，果然是“没有什么是值得担忧的”，除却担忧本身。
这是我们从准备拍摄《神雕侠侣》的角度看待《永乐》。如果纯粹从一个拍摄喜剧片的尝试来看，笑意即刻被凝固——在还没有听到观众笑声的时候。
喜剧片的尝试需要胆量，就像喜剧的演员需要极度的自信。喜剧的许多情节只有在演员自信的前提下，才能够成立。像美国的金凯利，他夸张的面部表情经由他的自信转达给了我们（观众）：就是这样的。还是我们的“亚星”周星驰，他种种出人意料的举动，奠基的都是自信。我记得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一个表演细节，有一次他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孩子。我们常人的习惯思维会是环顾四周地看，是谁的孩子？卓别林的表演却是抬头看天，他认为这个孩子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如此天然、自信、超脱常规常理的表演自然感染了观众，喜剧因素油然而起。这就是我认为的“极度的自信”。
成功喜剧的另一个因素是“题材感”，既是题材——剧本自身就具备的喜剧因素。大陆的电视剧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对于喜剧的尝试就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故意：想要“虎子”呢！
第三部分 … 恶性的商业化
类似于这样的话题，我已经不止一次谈到。“商业化”由每一个具体的行业，扩充到整个社会的潮流趋势，我心里的担忧越来越广阔。
这个问题出现在影视圈，原本不是坏事，它是推动，也是成功的一种证明。但是近来这种商业化的运转方向发生了逆变，人们（利益相关者）急躁得连“等待”的心情都没有了，原来的商业化是作为影视的结果，在商业化的结果之前影视还有属于创作的范围，有创作的决定权；现在“商业化”提前了，它的提前就意味着对于创作的干扰，和无法避过的商业化主导。
这是我在《神雕侠侣》的选演员过程中苦恼而深刻的体会。
为此，小龙女、杨过的人选至今未果。“未果”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至今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演员，而是至今找不到一个可以为商业化的考虑打出保票来的人，可以让人“坐以待收”，“坐以待收视率”的人。
《神雕侠侣》已经将“选演员”开始作为商业的目的。在角色的考虑上已经完全不是从演员的外形特点、性格特征、创作的能力这些方面去考虑，而是：谁最走红。投资方依据电视台的收视率提出人选要求。然而即使是看收视率，也不管其他诸如剧本的基础、演员的总体配合、主创的各自发挥等等多方面因素，只看：谁主演的。整个创作的复杂、成功因素的概率最终被偏激到某一个、两个演员的身上。电视台们说，“要是某某人来演，我们肯定就买”。“买”是投资方深入了灵魂的需求和目的啊，于是“要某某人来演！”，而这个某某人是不是与小龙女、与杨过合适，根本不管，只要这“某某人来演”能够将片子卖出去就行了，因此他们绝对不从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人物的要求出发，只是一个“买”字要定乾坤，一个盲目的收视率期待。殊不知这样的要求最终要毁了收视率，也毁了戏，毁了演员。
商业、市场的急功近利，如果一定要和原本不与利益纠葛、实事求是的创作纠缠在一起，结果会是两败俱伤，最终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产品，既无创作的标准，也没有商业的赢利。
有朋友说，“你是个大制片人，还不是由你说了算？”
我要的，并不是“我说了算”，那又是另一种的偏激；我期望的是一种有益的，有眼光、有远见的，有创作水准，有艺术要求的“共识”，而且希望这种有益的“共识”不仅能够奇迹般地出现在现在的影视界，更要填充到当前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发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