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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大好人，而且儒家经典我也读过不少，所以，有时候我会就这个问题扪心自问：如果我看见地上有个大钱包，里边有十万块钱，并且我还知道当我把这十万块钱揣在自己口袋里以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那，我会这样做吗？
内心经过一番激烈的天人交战，最终良知占了上风，我终于把大钱包交给警察叔叔了。
可是，如果钱包里不是十万，而是一百万呢？
这真是个要命的问题啊！我得赶紧复习一下孔孟之道，想想什么仁义礼智、礼义廉耻。可是，这可是一、一、一百万啊！虽然道理上说交给警察叔叔光荣，揣进自己腰包可耻，可是，无论我怎么做，没人任何人能制裁得了我啊！那，那，那……又一番激烈的天人交战，良知流着眼泪占了上风，我终于用一双颤抖的双手把大钱包交给警察叔叔了。
可是，如果钱包里不是一百万，而是一千万呢？
…… …… ……我终于出卖了自己的良知！
看，我已经很能够“正心诚意”了，可如果给我无限的权力，我一点儿也没有信心认为自己不会胡作非为。如果我真是皇帝，一旦“正心诚意”没守住，一大片人就得跟着倒霉了。
但是，紧接着出现的问题是：我承认我做不到，可我既是个好人，又熟读过儒家经典，所以呢，如果我这样一个熟读儒家经典的大好人都做不到的，别人就一定能做到吗？
或者，即便刚开始的时候还做得到，时间一长还能做到吗？
——这问题在历史上到处都是答案。所以，回到我们的《周易》，如果从君权角度来看乾卦的爻辞，那么“飞龙在天”之后必然会是“亢龙有悔”。
外国专家的解释是，虽然专制的效果会因为最高统治者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有较大的区别，但“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圣主独裁会创造出一个繁荣富强的局面，但专制体制在权力领域里可以说是一架劣币驱逐良币、坏蛋淘汰好人的永动机，是坏蛋和无耻小人的投机天堂。
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毕竟很多人都相当迷恋汉武大帝和康熙大帝的时代，这可都是伟大的专制帝国啊，文治武功都很不得了，版图也空前辽阔。
这种情绪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伟大的萧伯纳就曾经主张过：“世界注定属于强大的国家，小国必须并入大国的版图，否则就一定要被消灭。”
——如果“强大的国家”是由圣主明君领导着，开疆拓土至少乍看上去并不像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
是啊，一个全国范围内最伟大的圣人，最大的大好人，会做什么坏事呢？
——他不但只会做好事，还很会教给人民好的道理。一般来说，圣主明君除了政治上的最高地位之外，同时还是所有国民的伟大导师，他会把自己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强加在所有人身上，想当官的人需要认真学习帝王圣训，以便通过必要的考试。其结果就是，在圣主明君之下形成了一个思想上整齐划一（至少是貌似整齐划一）的统治集团。
外国专家说：“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般说来，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这很好理解，比如我们提出一个议题：“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制度就是好制度。”把这个议题交给十个文盲讨论，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这十个人一致举手赞成。可要是把同样这个议题交给十个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讨论，十个人至少得有七种意见。
再比如说，第二个议题：“施琅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交给十个对历史毫无兴趣的官僚来讨论，答案很可能还是一致的：“爱是不是，根本没听说过这人。”可要是交给十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讨论，结果可能就得打起来。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上还有着很多的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而且懵懵懂懂的人，他们是非常懒于思考的，只要高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一套什么，他们很容易就会接受。
第三个原因是：塑造出一个强大的敌人形象，这有助于团结和吸纳更多的“我们自己人”。——因为我们受到强大敌人的威胁，所以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所以一个聪明的独裁者是非常善于制造敌人的。
嗯，这样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外国专家接着说：如果社会或者国家比个人更重要，那么，这就会导致只有那些为社会共同目标而奋斗的人才会被认为是这个社会的成员，进而，个人的存在意义仅仅在于成为团体的一分子，而不在于个人的特质。而“把从前许多人独立行使的权力集中在某个单个集团的手里，会使权力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影响极为深广，几乎使它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
下面我们还是直接看看一段原文摘要好了：
Advancement within a totalitarian group or party depends largely on a willingness to do immoral things。 The principle that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which in individualist ethics is regarded as the denial of all morals； in collectivist ethics bees necessarily the supreme rule。 There is literally nothing which the consistent collectivist must not be prepared to do if it serves ‘the good of the whole’； because that is to him the only criterion of what ought to be done。 Once you admit that the individual is merely a means to serve the ends of the higher entity called society or the nation； most of those features of totalitarianism which horrify us follow of necessity。
From the collectivist standpoint intolerance and brutal suppression of dissent； deception and spying； the plete disregard of the life and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are essential and unavoidable。 Acts which revolt all our feelings； such as the shooting of hostages or the killing of the old or sick； are treated as mere matters of expediency； the pulsory uproot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bee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approved by almost everybody except the victims。
To be a useful assistant in the running of a totalitarian state； therefore； a man must be prepared to break every moral rule he has ever known if this seem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end set for him。 In the totalitarian machine there will be speci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ruthless and unscrupulous。 Neither the Gestapo n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concentration camp； neither the Ministry of Propaganda nor the SA or SS （or their Russian counterparts） are suitable places for the exercise of humanitarian feelings。 Yet it is through such positions that the road to the highest positions in the totalitarian state leads。
A distinguished American economist； Professor Frank H。Knight； correctly notes that the authorities of a collectivist state ‘would have to do these things whether they wanted to or not： an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people in power being individuals who would dislike the possession and exercise of power is on a level with the probability that an extremely tender…hearted person would get the job of whipping master in a slave plantation’。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如果抛开世袭的权力不谈，那么，弗兰克·奈特的话确实是值得认真体会的：“倘若一个人对权力并没有太大的欲望，那么，如果这个人居然能够当权，包惜弱就也能投靠到奴隶主手下做一名挥着皮鞭的严厉监工了。”
——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包惜弱是谁吧？她可是杨康的妈！
不会告诉我你还没想到这位外国专家是谁吧？他是哈耶克。
参考一下他山之石还是有必要的。好了，我们回头再看《周易》，从“飞龙在天”到“亢龙有悔”，再到“群龙无首”，是不是有了些新的体会呢？
“群龙无首”被捧到最高位置，是不是暗含着对“飞龙在天”的反动呢？
有人可能会一撇嘴：“感悟归感悟，可也不能悟得太离谱了吧？两千多年前的人能有这么前卫的思想么？”
哎，这还真不是没有可能。
我这么说，当然是有依据的。这依据暂且不谈，先请大家欣赏两首诗：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再来一首新诗：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这两首诗，想来许多人都会觉得眼熟。不错，这都是郭沫若写的。很肉麻是吧？很恶心是吧？但请少安毋躁，静下心来，听我说上两句。
郭沫若同时代的史学大家们的著作，我或多或少也读过一些，有个感觉是：要论扎实，都够扎实的；可要论聪明，恐怕郭老得名列前茅。
郭老的书，不但观点强、学问深，而且到处都透着那股子聪明，他老人家又出入于文史之间，把文采带入史笔，每每读来，常让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后来我就奇怪，这么一位人物，怎么就能写出上边那种诗呢？都说他谄媚无耻、文人无行，这些烂诗谁看谁说恶心，可是，当真像大家说的那样吗？
我怎么想怎么觉得不会，以郭老的才学，如果认真来写歌功颂德的诗歌，绝对能写得够水准，绝对能写得又让被捧的人觉得舒服，又让大家不觉得腻味。所以我觉得，他老人家这很可能是故意的。
就看那个《水调歌头》，内容不说，平仄就不讲究，出律，按说这是写诗填词的基本功，郭老这般身手哪能出错呢。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郭老写的认错诗就没这样，够工整的，想来因为主席本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