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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如果遥想当年，儒门之中，祖师爷孔子虽然一生都无法施展政治理想，但好歹也能周游列国，讲学授课，传播自己的主张和学说，一般也能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孔子的后学们，子夏讲学西河，作了魏文侯的老师，声誉极隆；曾子在鲁国的时候，鲁缪公简直拿他当爹当妈似的伺候，可人家曾子还挺挑理；孟子也不得了，一开路就带着一大帮研究生一起，浩浩荡荡一个车队，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整个儿一群蝗虫，最可恨的是，他拿着韦尔奇的薪水还不知足，一辈子到处跑，就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唉，唉，唉，可到了荀子这里，前辈们的所谓苦难都变得比蜜还甜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讲，再没有什么能比生活在专制时代更加不幸了。荀子悲凉地看了看四周，全国上下忽然变得只有一个秦始皇思想了，人民群众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为了维护秦始皇思想的权威性、绝对性和惟一性，开始出现了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
中国人都知道“焚书坑儒”，“焚书”消灭了出版自由，“坑儒”消灭了——
得为秦始皇说句公道话，其实“坑儒”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坑杀儒家知识分子，是对全国的知识分子们起到杀一儆百作用的残酷大屠杀。“坑儒”所坑的“儒”其实并非儒家人物，而都是些方士，也就是神棍一类的人，而且秦始皇是具体针对这批神棍来“坑”的，并没有要扩大打击面或者剿灭一切反动知识分子的意图。
所以，虽然“焚书坑儒”是一直连在一起说的，但性质大不一样，“焚书”是全国性的政治行为，意在愚民，而“坑儒”则是一个小范围的具体行动，端掉了一个以神棍为主要成分的反动团伙。
天下一统了，秦帝国需要稳定。对老百姓来讲，国家让你往东，你就别想往西；国家让你打狗，你就别去骂鸡。每个老百姓都不是有独立思想的独立个人，而是秦帝国国家大机器里的一个小小零件。
对于零件来讲，最好多干活儿，少读书，手脚要勤，大脑要懒，这才是好零件，好国民。
在焚书令之后，好国民只有三种书可看：医书、算命书、种树书。
大家先想想南宋大英雄、大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词，词中有很著名的一句是：“且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这里的“种树书”是个很高明的修辞，如果你不知道它另有出处，单从字面上理解，也能够正确理解作者的意思，但如果你知道了“种树书”可能是藏着用典的意思的，那你就更能体会到辛弃疾当时愤懑的心境了。
恰恰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荀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那些荀门学者，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楚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早在周厉王时代，大贵族召公就能说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至理名言，而其实，钳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言论倒并不是一定就钳制不住的，只是技术难度比较大罢了，而且需要统治者具有极大的权力。
在周代，政治体制主要还是封建制，封建制表现为贵族民主政治和贵族寡头专制，一国之君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力，贵族们对国君不满意的时候甚至可以联合起来赶走国君，赶走周厉王的那场“国人暴动”就属于这种性质。所以，对于那时候的一般统治者来说，“防民之口”确实“甚于防川”。
可历史一进入秦朝，封建体制就转变为专制体制了，诸侯自治也变为中央集权了，皇权开始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了，所以“防民之口”也就相应地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了。
于是，秦政府以重法钳制出版著述，更严厉的是，还不许大家交头接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扎堆聊天的，如果有的话，放在秦朝，这个习惯会害你掉脑袋。
这些政策对普通百姓倒也没什么，反正吃饭睡觉呗，就算让读书还不识字呢，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简直就如同阻挠西门庆去勾引潘金莲，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不可忍，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有人可能会说：“嗯，遇到难题的时候不都是占个卜、算个卦么，现在也一样做呗。”
可再灵的乌龟、再神的蓍草，也抗拒不了专制皇权啊。所以，办法就只剩一个了。
还记得我在《孟子他说》里介绍过清代文字狱盛行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去搞考据学了么？高手即便在寻章摘句这样的枯燥工作中也能够发现机会传播思想，不动声色地颠覆着主流观念。
秦帝国专制之下的学者们一看，不是还有三种书可以流通么，嗯，这个算命书有些搞头，咱们就研究算命好了。
——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郭沫若给出了不少证据，认为尤其是楚国的荀门知识分子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阐释当中，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说，阐发那些无法在秦帝国光明正大地表达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易传》就是这样成形的。
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诸如阴阳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进变化等等，其实都是《易传》里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易传》这分明就是针对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国唱对台戏。
秦始皇把自己叫做“始皇帝”，自己的子孙就“二世”、“三世”这么往下一直叫，直到“万世”。可《易传》传达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寒过后是暑，暑过后又是寒。荀门学者们唱着：“太阳落山明朝还会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会一样地开。”
如果你负责秦帝国的宣传工作，你可能会和这些捣蛋分子对对歌：“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哈哈，世界是线性发展的，哪有什么轮回！”
荀们学者会回答：“你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因为它飞到你儿子那儿去了。所以这世界依然是轮回变化的，历史不是线性的进程。”
当然了，秦帝国不会给异见分子唱歌的机会，可人家会在《易传》里偷着唱，其中思想的隐蔽涵义是：别以为你们秦帝国就真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嘿，风水轮流转，明年还不知道会转到谁家呢。别以为你们秦帝国真能一万世不动摇，这个世界的真理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万事万物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
在两千多年前的另一个东方世界上，释迦牟尼说：“事物都有成、住、坏、灭，生命都有生、老、病、死。一切全是因缘聚合，空幻不实。”——也在阐释变化之道，重点是在人生观。
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方世界上，赫拉克里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在阐释变化之道，重点是在宇宙观。
而《易传》阐释变化之道，重点却在于政治思想。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看最初的那个问题：难道《周易》真的藏有反对独裁专制的观念吗？那年头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前卫的思想呢？独裁专制不一直都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吗？
现在再来想想，乾卦九五爻、上九爻和用九爻的关系，想想用九爻“群龙无首，吉”的爻辞，想想这一爻为什么能够高踞于通常认为象征帝王的九五爻之上，并且是“吉”，而不是像上九爻那样物极必反式的“有悔”？
有了前文这些铺垫，这时候如果让我对这个问题推测一下的话，我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疑问：为什么六十四卦里只有乾卦和坤卦才有“用九”的爻辞，其他卦却全都没有呢？而且，“用九”爻辞是有辞无爻——乾卦也和所有卦一样是由六根爻构成的啊，到第六爻“上九爻”就到头了，并没有一个第七爻呀？再有，乾卦六根爻的爻辞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表达了一个完整的事物发展周期，阐明事物从萌生到发展，再到鼎盛，最后物极必反的一个过程，圆满无缺，并不需要再加入一个“用九”啊？
我对“用九”的这些疑问早有无数前辈研究过了，但结论都没什么太令人信服的。当然，我的推测更不足以让人信服，在没有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桩无头公案。我对这桩无头公案的推测是：“用九”恐怕不是《易经》原来就有的，而是被荀门学者们篡改上去的。
从人之常情上讲，“群龙无首”充分表达着亡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旧制度的怀念。是呀，封建社会到此结束了，贵族民主制度到此结束了，除了皇帝没有人再对国事有任何有保障的发言权了，分封诸侯变成了设立郡县，诸侯分治变成了中央集权，一个容得下国民制约君权、容得下百家争鸣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大家习惯于把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统称作封建社会，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从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专制社会、极权社会，而封建时代的贵族民主遗风便被专制社会的皇帝独裁所取代。（关于这一点的具体分析都在《孟子他说》第一册，谁要有兴趣可以到那里去找。）
也别太当真，我这只是推测罢了，所依据的除了不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人之常情和世之常态。就后者而言，从历史上看，只要制度和外部环境是相同或者相似的，那么基本上说，不管把什么人搁进去，他们都会做出同样的表现。
举个例子来说吧，都说我们中国农民是吃苦耐劳的，是任劳任怨的，是有着典型东方式的勤俭美德的，可你会看到，一旦制度和外部环境一变，嗯，比如在大锅饭时期，农民们就不再吃苦耐劳了，不再任劳任怨了。我们再把眼光往前放放，往外放放，这种制度其实当年欧文早就搞过试点，列宁也搞过试点，全都是同样的收场。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种，只要制度和外部环境一样，结果就一样。
所以，别以为人的地域性啊、时代性啊就真有多重要，要知道，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都是一样的，只有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从这点出发来考虑问题，制度设计和外部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再看上边的例子，大锅饭时期的懒汉们到了承包制实行以后，马上又变回具有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的中国农民了。这可是全国范围的大事件啊，太有说服力了。
这可不仅仅是我的个人体会而已——我曾经这么以为过，后来发现早有很多人认清这个规律了，郭沫若在当年反动派大造舆论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时候，就写过这样的话：“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这观点可是出自一位历史学家之口哦！
其实就往身边看看，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也都适用，比如，你看到甲城市的公交车查票很严，乙城市恰好相反，你不要以为乙城市就民风淳朴，司机和售票员更容易信任乘客，要知道，如果在同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这两座城市同样是外来流动人口很多的大都会，如果这种情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