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奶子像阿妍的那样充满爱意。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夜凉如水，蛙声轰鸣，隐隐地能看见湖边的柳条轻轻飘指，她的两个奶子绷得紧紧的，尤其是那个乳头，就像两粒坚硬的葡萄一样。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一部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二章（2）
对阿妍的爱成了我的精神之柱。只要能和阿妍在一起，什么样的委屈我都无所谓，什么样的窝囊我都能忍受。在回城探亲的日子里，我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唯一感到有趣的就是天天陪她上班。阿妍被分配到菜场里卖肉，那是一个国营的大菜场，每天一大早就开门了。我混在卖菜的人群中，看她挥舞着砍刀剁肉，看她用秤称肉，看她算账收钱。她在那一心一意地干活，知道我在不远处看着她，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买肉的队伍排得很长，那时候卖肉可是一个很吃香的工作，买肉的人总是陪着笑脸。阿妍永远是红光满面，围着围裙，戴着护袖，高高地将刀举起，对准了一大爿猪肉，一刀砍下去。
接下来，知青开始纷纷离开农村回城，当兵，上大学，读中专，招工，各式各样的名目，每年都有，甚至每月都有。我周围的人走得差不多了，阿妍走了，李惠娟走了，冯瑞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他自己也觉得奇怪，按照他过去的成绩，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到这时候，阿妍再也不跟我唱什么扎根农村的高调了，这时候，上调已成了最迫在眉睫的事情，当时明摆着的现实就是，如果不能调回南京，我们的所有幸福根本就无从谈起。那时候我和阿妍之间的通信，基本上都是在谈怎么样才能调回南京，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找什么人，开什么样的后门。回南京是我们幸福的基础，不回南京所有的事情都将失去了意义。我用尽了一切心思准备离开农村，可是怎么也成功不了。
也正是在那时候，我和谢静文搞到一起去了。这真是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故事，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会这样。世界上许多事情本来不需要什么理由。那时候，谢静文早和那个打乒乓的王哲军吹了，要说这两个人究竟是谁把谁给吹了，我始终没有搞明白过。谢静文后来又和一个叫罗文的知青谈对象。这个罗文一度对她十分痴情，好像还给她写过什么血书，可是一旦被推荐上了大学，这小子立刻就忘恩负义，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信给她了。谢静文当时已经借调到公社的小学教书，与我疯狂思念阿妍一样，她也是成天惦记着那位罗文，天天都要去邮局看有没有他的信。罗文的信少到了不能再少的地步，谢静文去邮局，带回来的常常是阿妍给我的信，这让她变得非常嫉妒，也非常羡慕。
“老四，又是你的信，想不到你小子还真有些能耐，居然就能把阿妍牢牢地掌握在手心里。”
我那时候也不在生产队干活，被调到了公社农机厂当工人。工人当然比农民好，可是当了工人就意味着失去自由，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回南京就是几个月。我们当时已不可能安心地待在农村，反正是想走走不了，不想待非得待下去。
谢静文当时的人生目的，是像罗文一样去上大学，为了这目的，她什么都愿意，甚至愿意与公社书记睡觉。偏偏我们的那位书记并不好色，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想主动送上门去也没用。我们的公社书记根本就不吃那一套，美人计不管用，谢静文反倒落了一个轻浮的名声。关于她生活作风不检点的风言风语本来就很多，于是罗文就趁机和她分手了。与罗文分手让谢静文感到异常愤怒，她跑来找我，要跟我要学武术，学太极拳。
谢静文来拜我为师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
“怎么，学了拳去打罗文？”
谢静文冷笑说：“不学拳，我也照样能打他。”
我不怀好意地笑着，说我帮你教训罗文怎么样，保证打得他跪下来求饶，打得他回心转意。听了我的话，她立刻有些不乐意，说别跟我说废话，我这个徒弟你倒是收还是不收。我说收徒弟当然没问题，只是我老四从来还没收过女徒弟，这女人也能学打拳吗。谢静文说，凭什么说不能，毛主席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你可别小看了我们。我笑着说，你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那话是什么意思，妇女能顶半边天，意思是说，只能顶半边天，是只能派一半的用场。
谢静文说：“老四你竟然敢重男轻女，不跟你费口舌了。”
最后，谢静文还是缠着我，说：“喂，我这徒弟，你到底收不收，给一句话。”
我说自己真的没收过女徒弟。
“这好办，就收一个试试，不过你可别指望收学费。”
我因为父亲的传教，多少年来，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坚持练练拳脚。说老实话，像我这样会一些功夫的人，都有些好为人师的脾气，因为一个人打拳十分寂寞，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练，并不是什么坏事。我才不在乎什么男徒弟女徒弟，只要愿意，谁学都是一样。不过，并不相信谢静文是真的想学拳，我前前后后教过不少人学打拳，可是没有一个学成的，因此我也不指望她能学好。
谢静文却很自信，说：“我这人和别人不一样，我学什么都能成。”
一开始，是在小学的操场上教谢静文打拳，那里看的人太多，注意力集中不了，后来就去了吴王山烈士陵园，在纪念碑前有个很大的空场。谢静文小时候学过舞蹈，学起太极拳来特别容易，一招一式，一教就会，一点就通。缺点是太舞蹈化，太轻飘，太像表演。她是个极度聪明的女孩，学什么都用心，都肯动脑筋。在我记忆中，那时候她一天到晚都在用功读书，什么样的书都读。谢静文和我不是一类人，她天生就是一块读书的料。和罗文分手以后，她变得更加疯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像她这样读书不要命的人，老是捧着一本书，有时候走着路还在看书。谢静文后来考上了大学，又读过研究生，最后又去了美国，成了美国大学里的教授，这说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谢静文所在的小学就在我工厂隔壁，大家都住集体宿舍，住的地方也挨得很近。知青已经走了好多，我们不免有些相依为命的意思。那段日子，谢静文常常看阿妍给我的信，这些信差不多都是她从邮局带给我的，她觉得自己既然付出了劳动，就应该有所回报，这所谓回报就是分享我和阿妍之间的秘密。她十分好奇我和阿妍之间会说些什么，渐渐地，阿妍的信对她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快发展到了不同寻常的地步。我说的不同寻常当然不是打拳，而是指已发生过了那种事情。
有一天练完拳，汗淋淋的谢静文突然神秘兮兮地问我，敢不敢晚上到这烈士陵园来。我们通常都是大清早到这来打拳，然后她去学校，我去上班。这么做差不多已持续了一个月，天天都是这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又会冒出这么一个怪念头。
我说：“是不是想试试我老四的胆量？”
谢静文说：“别废话，敢还是不敢？”
“要不要我说老实话？”
“当然是老实话。”
“这天底下，还真没有什么我老四不敢的事情。”
谢静文的眼珠子瞪得滚圆，瞪了一会，的溜溜转起来：“那好，今天晚上十点正，我们在这见面，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就不见不散。”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一部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二章（3）
我首先想到的是她又要玩什么恶作剧。谢静文是个不肯安分的女孩，她总能想到一些荒唐的鬼点子。那天正好是阴历的七月十五，也就是民间的鬼节。当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知青根本不懂得那些封建迷信的玩意。我只是有些犹豫，想自己到底应该不应该去。我觉得谢静文十有八九只是说着玩玩，因为这烈士陵园，就是在大白天，也是没什么人的。我们竟然会选那么一个阴气逼人的地方练打拳，当地的老百姓已经很吃惊了。那时候，我们常常做些别出心裁的大胆举动。说老实话，当时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害怕，脑子里只想到那怕是上一回当，也不能不去，免得被谢静文这样的女人讥笑。我猜想倒是谢静文很可能不去，她不过是说着玩玩，想借此测试一下我的胆子。
那天的月色特别明亮，早在黄昏的时候，下班回宿舍的路上，我就看到好多人蹲在路边偷偷地烧纸钱。回到宿舍以后，从宿舍的后窗望出去，是一往无际的田野，天正在黑下来，不时地有黄色的火苗突然闪烁起来，东一个西一个没完没了。那时候我只知道人死了以后，出殡时要烧些纸钱，心里隐隐地觉得奇怪，怎么在这几天里，会一下子死那么多人。我只是觉得奇怪，并不知道七月十五这天，有活人要为死去的亲人烧纸钱的风俗。我不知道这只是鬼节的一个保留节目，当时农村搞封建迷信活动，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而且有意瞒着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
晚饭后，我和同屋闲扯了一个多小时，便到门前的水库里去游泳，游了大约半个小时，换了一身衣服。回屋再看一会书，时间已差不多，便随手捞了一个大搪瓷杯，消逝在黑夜中。我决定把这个杯子留在烈士陵园，以此证明自己确实是去赴过约。有些事，口说无凭，在第二天的一早，我要让这个搪瓷杯为自己作证。这个杯子将成为我确实到过那里的有力证据。
如果说那天晚上一点都不感到害怕，也不完全真实，但是那一点小小的恐惧，根本不足以动摇我的决心。一路上，我想的更多的，是第二天一早怎么对谢静文描述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想自己不妨编个什么故事。烈士陵园所在的那座山叫吴王山，在当地也算是个名山了。历史上，有个什么著名的人物，曾在这打过一仗，因为这一仗打胜了，后来就做了皇帝。这一带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曾在这一带激战，双方都死了很多人，据说当时满山遍野全是尸首，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解放以后，这里修了一个烈士陵园，竖了纪念碑。由于题写碑文的将军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了，从此便没有人敢来祭扫。在我当知青的前几年中，烈士陵园完全是一个废弃的坟场。在纪念碑前，原来有个两头微微翘起的花岗岩供桌，做得古色古香，那位将军被打倒以后，情绪激昂的红卫兵小将曾想将那纪念碑砸掉，动手前，突然想到有些不妥，便把气都撒在了这张供桌上。按照红卫兵小将的思路，有供桌就不对，供桌上还有个香炉，这绝对是封建迷信。于是毫不含糊地把香炉砸了，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供桌往边上移，移到了纪念碑的西边，掀翻在那里。这一倒就是好几年，后来不知是谁把它扶正了，有条腿断了一截，便用砖头垫在下面。我们天天去那练打拳，完事以后，便大腿翘二腿地坐在上面聊天说笑。
我那天晚上完全是准时到达烈士陵园。突然，也是凭直觉，我意识到谢静文已经在那等我了。我原来只想到她可能不会来，现在，我突然觉得她不可能不来。我想她一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