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如此违背“忠”是不可想像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处所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主君仁慈地赦免了他。 这些古老故事讲的“情义”发自内心，为近代日本人遥想“黄金时代”提供了素材。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做的因素。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而又具有封建性装饰。“懂情义”的含义就是终身忠于主君而主君也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把精力和生命献给恩情深重的主君。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许多武士暗中背叛，或被敌方大名所收买。而且，如果主君对家臣有所侮辱，家臣当然可以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搭上。古代关于忠诚的故事，对今日日本人只是美好的梦想。因为，现在“报答情义”，已经不是对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诚，而是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歧视感，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他们说：“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情义”，“我录用那个人完全是出于情义”，“我会见他完全出于情义”，如此等等。在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上层财阀社会里，在日本内阁，人们都“受情义的强迫”，“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深厚而强求某人做自己的岳父；还有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不帮助恩人，世人会说我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有“不愿意”、“只是为了情面”的含义。 美国人对付欠债不还的家伙就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这是十分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则把不能报答情义视为人格破产，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涉及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待；意味着终年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惟恐有失体面。 日本人的“情义”和“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譬如，每年两度，每个家庭都要包装一些礼品作为6个月以来所受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里年年寄东西来作为感谢雇用的谢礼。但是，日本人忌讳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赚礼”，是不名誉的事情。说送礼者是“用小虾钓大鱼”，很不好听。报答“情义”时务必要考虑周到。 只要做得到，人们都把相互之间的来往记录在案，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有些由组内一个人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人们参加葬礼时习惯带“奠仪”。除此之外，亲戚还要送各种颜色的布匹来制作送葬的幡。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打棺材，挖墓穴。村长有一本账簿记录这些事情。账簿对死者家庭十分珍贵，它记录了邻居们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上面名单也是这一家在别家死人时，必须还礼的依据。以上是长期的相互礼尚往来。此外，还有短期的礼尚往来。和一些庆宴一样，丧主对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要用饭款待，而帮忙者也要给丧主送些大米来做饭。这些大米也载入村长记录。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要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饮料。无论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2）（图）
花魁图 高桥由一 绘
关于“情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博士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过，这位商人曾给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完成了任务，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寄给日本，却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博士自然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发出了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到埃克斯坦博士家拜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需要对日本多么的了解，才能懂得那个“立刻”的含义呀。 “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份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能够忍受痛苦，要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份内的“情义”，还要求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方式，但肯定不应该置之不理。 “份内的情义”，日本人没有给它起一个专门用词，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情理。它包含着善意和关切，也包含着洗刷耻辱，蓄意报复之心。西方语言中把上述两者区分为感激与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日本人对此则无所谓。为什么一种品德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认为这样最合理。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不过，“对份内的情义”而产生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不是所谓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认为这种人气量狭小，道德水平不上层次。暹罗人相信对侮辱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侮辱，这样能暴露出他有多卑鄙。他们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 要理解“份内的情义”，必须知道日本还有多种比较内敛的道德。复仇只是在特定场合应该采取的行动，此外还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份内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爬上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位高则任重”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庶民要高，对平民虽不是那么严格，但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说，对武士要求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对庶民则要求能极端顺从地忍受持刀武士的侵犯。 关于武士的坚忍，有很多著名故事。他们必须能忍耐饥饿，如果奉命不吃东西，他们要做到即使饿得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俗谚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十分潇洒。日本人的态度恰似那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话：“受伤了？不，报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临死前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要毫不畏缩。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说过，他小时候睾丸被狗咬伤，当医生给他做手术时，父亲把刀戳在他鼻梁上：“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份内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方式配得上自己的身份。缺少这种“份所当为”，就丧失了自尊。德川时代的《取缔奢侈令》对各类人的衣着、财产、用品几乎都作了详细规定。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规定一切的做法，美国人将大吃一惊。在美国，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成不变的《取缔奢侈令》是否定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的。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我们对这类法律会感到不寒而栗。但在美国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争取获得较高的薪金已成为我们自尊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日本，有钱会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让人放心。即使在今天，穷人和富人一样，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保持其自尊。这在美国是无法理解的。 “份内的情义”，除了“守本分”之外，还需要尽到其他的义务。告贷者借款时也许要把“份内的情义”抵押给债主。直至二三十年前，借款者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还不起债，他也不会真的公开受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这种惩罚。但是，当新年来到，债务必须偿还之时，无力还债的人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至今，除夕之夜仍有一些人以自杀挽回名誉。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3）（图）
湖畔 黑田清辉 绘
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份内的情义”有关。比如，有许多校长会因学校遭火灾而引咎自尽。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因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惊。也有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而被烧死。至今仍有流传说，有些人在庄严捧读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偶尔读错，竟然自杀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误把自己的孩子起名“裕仁”（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绝不能说），因而自杀并把孩子一起杀掉。 日本的专业人员，对其专业上“份内的情义”要求十分严格，但却不一定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度专业水平来保持。教师说：“教师的名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也必须装作知道。“份内的情义”所特指的正是这种自我防御。实业家也是这样。“实业家份内的情义”决定他不能承认他的资产已经枯竭，或者他为公司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在“情义”上也不能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错误。有关“情义”的上述含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地等同起来，对某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之少是美国人想像不到的。日本的教师们奉命必须让每一个儿童提高成绩，不能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互相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一年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一旦竞争无法避免，比如中学入学考试，其紧张程度是空前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一些孩子们因没考上而企图自杀的故事。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作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而且以“恩”为基础的伦理，本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