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了。信件中就有海军学生昨晚从法租界寄来的一封，告给我日来如何亟于需要搬家，再不能在那地方住下。且告我今天不必去看他们，因为那住处似乎不大适宜我常去。邮件中还有好些报纸同书籍，且有北京方面两种报纸，皆提到丁玲女士的，朋友不知道她的住处，便远远的寄来给我看。另外还有一本李青崖先生寄来的《艺林外史》，我既然不过法租界去了，就在客厅把那本书看下去。
到了十一点，四楼甬道上有皮鞋声音橐橐橐橐的走过去，从那急促而又带点拖沓的声音里，我估想这人一定是海军学生。但很稀奇处，却是这种声音乃由北而南，我觉得十分奇怪，想出客厅去看看究竟是谁。一到门边，他那个宽宽的肩膊也撞进来了。
原来他从后门上楼，见我房门业已上了锁，还以为我走了，走过前门事务部去询问。
“我正想过法租界去，问你们决定了怎么样一种计划，下楼时看看来了信，就动身不成了。”
“我还以为你出去了！”
“你什么时候动身！”
“我自己也不知道。动身以前我得搬个家，那边实在不能再住了。第三昨天又捉了一个。现在什么好办法也没有，到处拿不到一个钱，搬又无处可搬。房东那独生儿子死去后，明天就要开吊念经，一热闹起来对于我们倒有好处，可是他们正因为家中的丧事，就非得我为他把房间空出来不可。搬既无办法，我们只有送他幅挽联。你来为我想一幅挽联，下午过我家中去帮帮忙吧。”
“有什么可写的？这件事我全不在行，找李达先生去！”
“你在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文章，随便做成写上就得了。”
“实在不行！这不是逼得出来的事情！”
“不要推辞，这种事也推辞！你只想，这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正在一切成长能够大有作为的时节，无意中死了，觉得很可惜。如此做来就完事了。”
我们把挽联说妥后，又说起关于近来每个作家稿件受商人的苛刻处，海军学生就告给我有人正在旧事重提，商量“作家协会”进行组织的事情。发起这个组织的，还在三四年前，当时因《创造社》方面的出版物，正希望从这个组织的保障下，得到出版自由的方便，故最热心于这会的也是那方面一批人。发起那个组织的动机，既由于《创造社》，内部一切也有被《创造社》控制的情形，到后这会便无结果而散。这一次，却似乎因商务编辑部兴资方发生了龃龉，那方面有几个人在本身痛苦上，感到这协会组织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又有些人以作家地位，也认为这会应当努力弄成，作家中之纯左翼，则尤其需要这个会来帮助他们在出版上取得最大的自由，在商人间办交易方能得心应手，故海军学生及其他诸人，如叶圣陶、陈望道、章锡琛……莫不认为这个协会有产生的必要。
关于这个协会过去事情既尚保留在若干人记忆中，希望它组织坚实健全，且希望它不至于为某一方面所单独利用，用何种方法产生，用何种方法去维持，方不至于陷入两年前“中国著作家协会”困难境遇里去，方法上实在值得注意。海军学生在这方面便有所主张，以为以人作单位不相宜，以团体作单位也不大好，目前照各方面的意见，则似乎有以各个书店的编辑作为主体的趋势。然据我意见说来，却以为这协会首先即以各个书店编辑或刊物编辑主体，假定其人即为协会当然执行委员之一名，对于目前稿件出路问题，虽可以得到相当的解决，其他较大问题，是否这几个身在上海的编辑先生知识与能力便可解决？说来就使人怀疑了。
照海军学生意思，他总以为这个机关只要能比较公平的产生出来，先成一个同商人对抗的团体，每一个作者若受出版商人过分苛刻时，依赖这个机关，就能够得到他应当得到的那一分利益。其次便是用这个团体，以不合作为原则，从政府方面争取出版的自由。政府方面的争斗效果如何，当看这个团体内部的坚实与否而定。至于与商人对抗，则胜利实不待言，因编辑者即协会中之事务执行者，战胜困难，可谓毫无问题。
当时协会的计划，在卖稿一类目前打算以外，还有其他几件事，也认为协会的工作，如由协会来监督或指导一些向国际方面发展的工作，如由协会来建议对于本国出版法某种意见；在国际方面与本国方面，凡有关于原作者权利受侵犯后，或无从由目下现行法律得到何等保障，或法律虽曾规定而情形不合无从援引时，则这个协会，当以团体负责者名义，向各方作出有力的主张与公正的说明。
因为这协会的组织，以各书店有力编辑与刊物责任编辑为主干，要这种商人雇定的编辑，替作家利益说话，同时若干编辑不是书业股东就不宜于称为作家的人物，从表面而言，仿佛他们一来就可以控制出版业者的恶习，事实上却恐怕连原来的那一点点利益也完全弄掉了。并且这协会当发起时，首先就有三数经营出版业者用作家资格加入这个协会，这样一群人物，对于国际文化发展上，以及对于在本国向政府应作的事情，能够弄出什么成绩，实在就使人不能乐观！
第四部分 记丁玲续集第24节 一切哑谜全弄明白了
我听他那番叙述，且看过他拿来的那一束作家协会发起人宣言，因为他对于这件事那么热心，我就说出我的意见：
“鱼和熊掌不许我们同时得到，这是一句老话。这协会因必需解决作家的生活，想在目前把大部分稿件向商人卖钱，故把几个书店中的编辑作为协会主持者，我不反对。若我们当真还希望这协会对于国际文化发展上有一点贡献，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编辑先生，恐怕他们忙不过来！”
海军学生说：
“休，你是不是怀疑他们的热诚？”
“我并不这样。”
“那么你以为他们能力不够是不是？”
我说：“是的。事实上他们能够作这件事，就不能够作那件事。要他们卖稿，就不能再责望他们作经手稿件以外的工作。对于作家协会组织既不是单为稿件寻出路，执行委员的分配，便不得不需要一番考虑了。”
海军学生就说：“那是无办法的问题，因为将就这些人，明明白白知道这种计划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但总得有人热心去作！希望大一点并不妨碍这份事业的完成。目的在那一方面，眼前事实只许我们作到这方面，我们也得去试试。我以为用较生疏较艰难的事情，训练我们的能力，即或失败了，也比因为畏难苟安保守现状较好。”
我并不反对这件事，因为我明白当时的情形。政府的压迫与商人的刻薄，两方面逼迫到作者无路可走，作者是常常无法维持他的生活的。希望政府宽容同希望商人公道，既同样是一个徒然的希望，那么作家的事作家自己不想法来解决，还有谁人能来解决？本身的艰难不由自己想出救济的办法，仿佛只等待另外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唤，这自然极不合情理！并且我们不止为我们自己打算，亟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便是我们时代较后力量较弱的作家，也更需要这样一个组织！
但我总觉得这个协会所能做到的，同理想相去太远。且根本上有若干适宜于这个协会的分子，既不能设法使他们加入，对于协会前途极有妨碍的某种人，却已显得极端活动，因此我总以为海军学生的热心处同他参加别一个组织一样，全凭天真作去，缺少理知来自加检讨。
海军学生一忙就显得更瘦了些，望着他那个瘦脸，我什么话也不说了。凡事他比我作得认真，我却常常比他想得透澈。
我们为这个问题讨论过将近一点钟，他被我说服了，“不必对于那个会怀了太大的希望”！我也被他说服了，“加入协会”。十二点三十分后，他从我手中拿了六块钱，同那两份报，并那本《艺林外史》，和我一同离开了住处，一同从北四川路向南走去。走到恰在装修门面的惠罗公司门前，他说他应当过先施公司去买那个作挽联的白布，就伸出手来捏了我一下，且向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眯眯的从马路边走去了。
我在四马路把饭吃过后，大约已三点左右，就走过法租界他们的住处去。丁玲女士见了我，问我海军学生是不是已到过我住处。我就告给他午前的一切情形。知道海军学生还不回家，我仿佛就有种不祥预感，以为一定出了什么事故，带笑说：
“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女士正在小孩身边为小孩子折叠一片围身的白布，满不在乎的说：
“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种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作！”
我并不胆小，我为了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毫无理由，就为她告给了一件从朋友处刚知道的“故事”。但她想让我明白上海租界也有上海租界的好处，就为我也说了一个新故事。瞿秋白身在××某一时节，成为上海方面的负责人，这是一种人所习知的事情，直到××××年，中央的通缉命令既未撤消，××的职务也未交出，去年从俄国奉派回国，在上海电车上，一个下班的巡捕认准了他，轻轻的招呼他：“瞿先生，什么时候回国来了呀？”他自己还料不到有这种事情，只好结结巴巴的说：“回来不久的。”但因为是租界，租界上的巡捕还不至于好事到捉了人往别处送去，因此那巡捕虽认准了他，到后还是自由离开了那巡捕，并不被当场逮捕。
我觉得那个例子并不能说明目前一个人的安全。照海军学生在我住处所谈的看来，他似乎随时随地都有捉去的机会。但从丁玲女士态度看来，则又似乎她自己也还并不明白海军学生生活。我为她那分镇静有点着恼，我就走了。
到了晚上，我把饭吃过后，终究有点不大放心，又走过法租界去看他们。海军学生仍然还不回家。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我作，她就要我为她照料小孩子，一个人出去了约一点半钟，方匆匆促促的走回来。问她有什么消息没有？她只咬定下唇微笑着，把头摇着。
十八早上我又过她那儿去，一看情形我就明白海军学生还不回来，猜想这人一定已捉去了。
我说：“为什么晚上还不回来？这是不是有例可援的情形？”
小孩子的母亲，夜来整个晚上似乎皆不睡觉，正坐在小孩摇篮边，为海军学生缝补一件旧衬衫，又像心中十分焦躁，方故意把一件不必作的事来消磨时间。听我说到海军学生的去处时，神气很镇定，依然微笑着，好像那微笑里有几句话：
“一切的灾难，假若是自己预先认定了应当有的那一份，迟早这一份还是得接受的。人事应当去尽，万一捉去了，就设法来救他，杀掉了，自然就算完事了。”
这份因勇敢而来的镇静，对于她实在大有帮助。两个月以后，若非她这种长处，把小孩送回湖南去时，我们路上一定将增加不少麻烦。且到了家中，她若不能遮掩她的悲痛，海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