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记得到外交部后第一次会见外宾的情景。那天前来拜访的是来自捷克驻华使馆的参赞。一上班，处长老江就对我说，今天上午我要会客，你陪我去吧。在外交部，习惯把会见外宾称为会客。那天我穿了一件刚买不久的灰色中山服，老江打量了我一下对我说：“你的衣服比较整洁，就不用换装了。”
会客室在一楼，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宾用的。宾主坐定，老江问：“参赞先生来中国有多久了？”
参赞答称：“两年多了。”
“噢。”老江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参赞知道主人无意多谈，于是从公文夹中掏出一页纸，十分正式地宣读了一遍，大意是捷克有意竞选联合国某个下属机构的成员，希望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予以支持。参赞念完，将手中的公文递给了老江。
老江随手便交给了我，然后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经注意到了贵国的要求，我将报告领导。”我边为老江翻译，边飞速地记下双方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有所疏漏。
参赞道：“我们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分赞赏，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有中国的参加，力量定会更加强大。所有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够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
参赞说得很真诚，我听了很受感动。老江可能对这种话早已耳熟能详，根本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说：“我注意到了你刚才所说的话，我将向领导报告。”当时我真的希望老江的脸上能露出一点笑容，说几句比如赞赏、感谢之类的话。但是我知道，这是外交，不是个人交朋友。当时的中苏关系仍然十分紧张，苏联不仅占领着阿富汗，而且在中苏边界依然陈兵百万。作为一名外交官，首要一条是讲原则讲纪律，没有经过事先批准，绝对不能乱表态。
捷克参赞脸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心中的失望。他站起身来有礼貌地告辞，老江客气地将他送到大门口。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外交活动，一场冷冰冰的会见。
《走进联合国》 第二部分防止新冷战
7 防止新冷战
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建起了一座柏林墙，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民族分裂的标志，也成为冷战和整个世界分裂的象征。
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建起，又是在一夜之间被拆除的。1989年，东西柏林之间被阻断多年的死胡同恢复成了通衢大道，柏林墙的残骸像文物一样被摆到街头，成了旅游纪念品。
1995年我到柏林旅游，看到柏林市政府为了让人们记住当年的冷战而重建的一段柏林墙，墙头没有了探照灯、铁丝网，墙边没有见到岗楼和暗堡。这堵新柏林墙成了丹青手们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大画布，上面画满了各种流派“大师”的杰作和业余画家的涂鸦。
随着冷战的终结，世界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章。联合国恢复了自己的活力，原来无法通过的决议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能通过，原来面对战争和冲突束手无策的联合国开始派出一支又一支维和部队，似乎每个发生冲突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头戴蓝盔的联合国维和士兵的身影。
但是，旧冷战结束了，冷战思维却尚未彻底消除，柏林墙倒了，一堵无形的墙依然顽固地留在许多人的心中。华约解体后，北约没有解散，反而一再向东扩张，原来华约成员国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外国军事基地。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际法的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冲击，俄罗斯使用否决权的次数少了，美国动用否决权的次数却上升了。维护和平演变成了缔造和平、制造和平，先发制人的理论问世了，反恐军事行动被冠之以“无限正义”、“永久自由”等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名称。
有人说世界已经进入后冷战时期，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冷和平，还有人说，一场新的冷战正在兴起。
不管如何称呼，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仍面临着艰巨的使命：如何防止我们生活的世界重新退回到冷战之中。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人权思想的发展
第十章
1 人权思想的发展
“人权”一词是舶来品，在四书五经、《四库全书》和《康熙大辞典》里找不到这个词。但人权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的治国理念里已有所表现，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说：“必使饥者得食，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这些都反映了最原始的平等和民主思想。
人权概念最早是由资产阶级提出来的。17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但在政治上处于受歧视地位，受到封建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压迫。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兴起启蒙运动，率先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可剥夺。
1776年，美国革命把“天赋人权”的思想写进了《独立宣言》，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阐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此后，各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均把人权载入宪法。人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象征，并在当时对解放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早期的人权概念仅限于政治方面，被称为第一代人权。二战结束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就业、休息、闲暇等人权内容，主张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意见后来被纳入《世界人权宣言》中。
民族自决权被称为第二代人权。这个概念最先由列宁提出。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有权决定自身命运，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美国在一战之后十分热心支持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十四点宣言》，就把“民族自决权”列为内容之一，称应该根据这条原则来重新划分“战败国”的领土。
1941年，罗斯福在与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条原则写进去，丘吉尔虽不情愿，也只好同意。但一回到国内，丘吉尔马上在议会宣布，《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而只适用于德国等法西斯国家侵占的领土。
在旧金山会议上，经苏联代表团力争，民族自决权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宪章》第1章第2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民族自决权从此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广泛承认。
发展权被称为第三代人权。1986年，联大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承认发展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人权的内涵。此后，联合国又多次成立发展权专家组，对发展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联合国人权中心还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实现发展权问题。
各项人权是一个整体，不能随意取舍。如果只偏重一方面的权利，就会使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受到不良影响。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罗斯福夫人与《世界人权宣言》
2 罗斯福夫人与《世界人权宣言》
在国际人权领域，有三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文件：即《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三项文件都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有密切的关系。
埃莉诺8岁丧母，10岁丧父，在祖母的抚养下长大，15岁时远赴英国求学。1903年与罗斯福初识，两年后与罗斯福结婚，婚后埃莉诺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
1921年8月，罗斯福出海垂钓时不慎掉进冰冷的水中，几天后又因下湖游泳染病腿不能动，经医生确诊，他患了脊髓灰质炎，时年39岁。
罗斯福在埃莉诺的支持下，坐在轮椅上坚持投身政治，他苦战10年，50岁时当上总统。埃莉诺在丈夫的鼓励下，学会了速记、打字、开车和演说，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成为罗斯福的耳目和助手。罗斯福逝世后，埃莉诺继续参与政治活动，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成为美国第一位驻联合国的高级女外交官。
1946～1951年，埃莉诺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国际性的人权法律文件。在埃莉诺的主持下，人权委员会设立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第一部国际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根据国际法，宣言只具有号召性，没有约束力，而公约则不同，一个国家加入一项国际公约，就承担了这项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必须受公约的约束。埃莉诺计划先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再制定国际人权公约。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代表不同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宗教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张彭春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成为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成员大都是博学鸿儒，满腹经纶，只有埃莉诺没有任何高深的学历和显赫的学术头衔，她时常自嘲自己是不是进错了地方。
起草宣言时，世界已经进入冷战年代，各种立场严重对立，起草工作举步维艰，会议往往开成马拉松式的辩论。一些成员称，他们是在起草保护人权的宣言，可连自己休息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
埃莉诺有着超人的热情、执著和谦逊。传说大诗人白居易写好诗后就先念给老婆婆听，然后再反复修改，直到她们能听懂为止。埃莉诺似乎把自己视为这样的老婆婆。她告诉起草小组的同事们：“我常对自己的丈夫说，如果他想说的话能让我听懂，那么全国人民肯定都能听懂。这可能就是我在这个起草委员会的真正价值所在。”实际上，埃莉诺常年伴随罗斯福出入白宫，足迹遍布美国各地，既懂得国际政治的奥妙，又深知民间百姓的疾苦，因此很受其他成员的尊重。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提交联大审议。苏联及东欧国家认为，《宣言》反映的主要是传统的政治权利，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强调不够。苏联代表团长维辛斯基还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在难民营内进行有碍联合国或者联合国成员利益的宣传。埃莉诺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发言表示反对，称这有违言论自由的原则。南非认为，《宣言》中所载的权利太广泛。沙特则不能接受改变宗教信仰的权利，因为这是《古兰经》所禁止的。
是年12月10日，联大表决，结果以48票赞成、8票弃权、0票反对获得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人权委员会开始起草“国际人权两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苏联等国家担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能受到同等的重视，主张两个公约合二为一，未获接受。这两个公约于1954年提交联合国大会，拖了12年才获联大通过，又过了10年才开始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