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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停地学习，吸收外界东西； 不停地分析、判断和比较，思考并找出其中的关系。这里有他对哲学的理解和应用哲学的方法，其中很重要的是他头脑里常常有一个不断地追求完美的对外界认识的图画。他要不断地修正这个图画，然后做出判断，进行新的归纳，让画面更全面、清晰、丰富。这就是他不断追求的目标，就是要随时全面掌握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做分析判断的时候要下非常大的力气。
我们小的时候，妈妈和秘书常常说，首长在考虑问题，你们谁也不要过去。有时他一考虑就是半天，甚至是两天、三天，弄得我们都挺紧张的。他就是在屋子里头来回走，反复想，谁都不准去打扰他，哪怕是送水、送饭都不行，他就是在那里冥思苦想。
父亲之所以对事情的理解要比别人高出一大块，原因在于他总是在寻找事情内部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从来不照抄套用别人的东西。当他未拿定主意以前，会请别人给他补充情况，或提出各种分析和看法，然后他再思索，把思索出来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征求意见，直到修改满意为止。
父亲曾告诉我，建国初期他想得时间很长的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他说这是走得非常险的一步棋。当时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完不成，销售计划又大大突破，全国刮起了一股抢购粮食之风，造成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问题严重，办法不多，难以为继。中国农业落后，产出很少，国家既要增加农业投入，又面临发展工业的形势，这对当时负责全国财经工作的父亲来说是个极其巨大的压力。他说自己挑了一担“炸药”，提出了八种选择方案，最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确定采取了这种不得已的统购统销政策。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父亲喊了两句口号
父亲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没搞好，并不是搞社会主义不对。当然中国要想发展起来，还得靠中国人自己不懈的努力。他这个信念，是建立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上。他觉得社会主义能代表群众利益，能为群众改善生活，发展经济，能够得到群众拥护，这件事他坚信不移。
1962年，他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分田到户的建议，引起主席很大的不满意，但是我父亲认为必须这样做，这是他的职责。他跟主席谈话当中，主席问他说，要是分田到户，那人民公社怎么办？总路线怎么办？后来我父亲就说，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意思就是说，只要群众受益，国家最后会强大，党最后会强大，一时一事的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就是政策要围绕着全国人民的利益来调整，这样才能取得民心，社会主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是坚信这个能成功的。
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父亲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是他毕生的追求。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核桃和评弹伴随生命的最后历程
陈伟华，1947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1966年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辛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辛营中学任教师。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人事部干部局、政策法规司、考核奖励司工作，以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历史教师。曾任学校文科支部党支部书记、学校教研员。是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有些风声，说是要批判我父亲，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小报、标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采取行动。
总理非常关心我父亲，安排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当时我19岁，刚刚高中毕业，没有马上分配工作，每天还要去学校，所以就住在家里。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我爸爸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
有一天晚上，我听见门口警卫战士说，红卫兵来了！造反派来了！接着就听到有人冲上楼。实际上我还躲起来了，但是没藏住，被造反派给搜出来。他们把我带到餐厅去，围了一圈，冬天我没穿多少衣服，确实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他们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反对毛主席？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爸爸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我现在能够记起来的惟一一句话。
当时造反派把我们家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还在我们家里里外外刷上打倒我爸爸的标语。他们说，你爸爸刚走，摸被窝还是热的呢！我心里觉得挺可笑的，我爸爸根本没在这儿住，你们摸谁的被窝啊！
爸爸后来问我红卫兵是怎么审我的，我给他描述了一遍，他就哈哈大笑说，没关系，如果红卫兵来了，我跟他们评理，我不怕他们，而且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觉得父亲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已把个人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那种坚定的信念，不为任何风浪所打垮。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到江西的化工厂去“蹲点”（1）
父亲被疏散到江西一个化工厂“蹲点”，他带去了很多书，要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父亲没有因为受到冲击或者职位降低了而消沉。在江西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去过，他跟我们谈的全是读书的问题，他让我读《共产党宣言》，读马列著作，还教我学习方法。
江西的冬天天气很冷，除了暖气之外，屋里还有一个烧木炭的火盆，但仍然很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每天晚上读书到11点。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到工厂搞调查研究，跟工人座谈之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了。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最初学校开会通知我们要去怀柔县，后来怀柔县教育局又告诉我们，怀柔有靠近县城的地方，有山区、半山区、深山区。我回来就跟爸爸说了，还不知道能被分配到哪个公社呢？爸爸说，你要准备到喇叭沟门公社去，到碾子公社去，到深山去，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
一段时间后，我回来跟父亲说，那个地方很冷，很多同事都有狗皮褥子，我也想让家里给买个狗皮褥子。父亲问我，这个狗皮褥子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有狗皮褥子？最后也没给我买。回北京上大学后，爸爸还说，看，没有狗皮褥子也过来了吧！
我第一次远离家，人生地不熟，常常产生想家的念头。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有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我回来，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而且知道我没有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我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鼓励我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
由于公社离北京较远，我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父亲都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一次，我从北京返回县城，正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了。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里赶回了学校。每次回到城里，我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父亲知道后，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我的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我曾跟父亲说过，乡下还很穷，老乡连手纸都用不起。父亲听了，十分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细账，他说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农民还很穷，北京郊区的农村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呢。总的来讲农民和城市居民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他叮嘱我，每月的工资都要省着花。
父亲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也不吃山珍海味，就吃普通的菜，西红柿炒鸡蛋就算是好菜了。连厨师也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劳累。肖秘书看他身体日益消瘦下来，就和保健医生研究，是不是中餐单独炒一小盘肉菜给他。后来就把这个主意报告给父亲，父亲说，我现在比在延安吃的好多了，不必单独炒菜。身边工作人员只好作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经常说两句话，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在旧社会，旧政府对于广大的贫苦群众不关心，广大的穷苦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现在共产党当政，刚刚解放，经济不怎么发达，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你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吃穿问题，最主要的是解决吃的问题。
他很关心群众的吃菜问题。那个时候卖大白菜，北方老百姓叫当家菜，他说大白菜是大多数人都吃的食品，冬天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种东西，卖得太贵了他买不起，没法吃，他没菜吃不行啊！他要秘书告诉管大白菜的人，储存运输一定要搞好，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一直到他病重期间，还关心北方的大白菜。
在医院里，父亲用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再用。他的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穿了几十年。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的气温骤降。周总理去父亲那里，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父亲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到江西的化工厂去“蹲点”（2）
现在我们家的水池边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纸条，提醒孩子们增强节水意识。不知是谁贴了这个条子，大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太正常了。
父亲生前就常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任何资源都要爱护，这些东西都来之不易。尤其是北京市的水资源比较紧张，节约用水不光是我们自家的事，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水资源的问题。
由于“文革”中教师被打成“臭老九”，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待遇比较差，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曾经跟他的秘书透露过，说伟华是学师范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父亲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我恰巧也是难舍七尺讲台，留恋师生情谊，还想回到教育第一线。
做出这个选择后，我就回家告诉父亲，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回到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又把我叫到身边，详细问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工作干得好不好，说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