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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不管是政治生活中遭到冷遇，还是工作中遇到挫折，从来不曾动摇过自己坚定的信念，从来不去埋怨什么，始终乐观地面对一切。正如他自己说的，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父亲给家人定下“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子女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核桃可以活动我的手指
到他老年的时候，就是一对核桃和评弹一直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旅程。
那是父亲70多岁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我每年放假回家都带一些核桃。后来父亲就说，能不能从农村找两个核桃，用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我们公社的老乡说了，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百里挑一，选出两个特别匀的、个大的核桃送给父亲。父亲看了特别高兴，他说这两个核桃可以活动我的手指。
以后这对核桃就放在他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拿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父亲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父亲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父亲小时候就和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闹革命、工作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听，1959年养病期间，才又重新听起来。从这时开始，他主要是听录音。工作劳累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得到放松和休息；身体不适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忘记病痛。父亲病重住院期间，那台老式的录音机一直放在他的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是安详的，舒服的。
父亲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对妈妈说过，上小学时，每天都是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父亲就以练书法作为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我珍藏着父亲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每当展开条幅观赏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就想起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人到中年》牵动了父亲的心
1982年我在家里养病期间，有一次父亲的警卫员跟我说，今天家里放电影。父亲从来不在家里看电影，所以我也很奇怪，我去电影厅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我就坐到后排。那天演的是《人到中年》，讲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看完了以后，全场的灯都亮了。我就看到一名外科专家泪流满面，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没有说话。
后来他从放电影的地方走回办公室的时候，跟旁边的秘书讲，这部电影是放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回到办公室，我问道，爸爸你觉得这个电影好吗？他说这个电影非常真实，不管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感情还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真实的，他又说了一句，这个电影是演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后来我就离开了。我觉得他当时思想比较沉重，就是好像有很多想法，他好像是在考虑知识分子的问题，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就坐在沙发上。
陈伟兰，1949年生，中共党员，1963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1968年分配到西藏军区野战部队，1971年转业回北京，在工厂做工人。1976年从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回到工厂当工人、技术员。1982年调入北京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历任副处长、处长。1988年调任北京科技干部局副局长，1989年调入中央组织部干部培训中心，历任副主任、主任。2000年至今，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八届、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受到很大冲击，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我感觉他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力图想去理解。我记得当时街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大字报，说他是“叛徒”。后来我问父亲，你是叛徒吗？我父亲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叛变！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18岁的我被分配到西藏
1968年，我被分配到西藏去，当时只有18岁。那会儿，我经常和同学到处去看大字报，去听外面的情况，因为年轻，心不是很静。父亲听说我要走，很舍不得，埋怨我说，你为什么老不回家来看我，你都要走了，还不回来？因为我是从部队院校分配到西藏去的，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说，你可不可以让你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别去西藏了。那时我也很天真，回去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能给你讲这个话，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父亲心里非常难过，他站在门口，让家里所有的人去送我，而且对我讲，再大的困难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当时，父亲正遭受打击，身体很不好，经常拉肚子，吃不下饭。但是1970年的时候，我到江西去看他，感觉他的精神非常振作。后来我还问了一句，我说，爸，你身体好了？他说，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我，你看我带了三箱子书，我在这儿过得非常有意思，我读书，而且思考着很多有用的问题。当时我不由得被他这种精神感染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经历过满街都贴着父亲的大标语、大字报，又经历过我们家三次被抄家的过程。我觉得一个人在逆境中，能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自己非常不容易。
我在江西一共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父亲每天都在读书，这给我震动很大。一个人在政治打击下，能够静下心来，重新把思想集中到非常重大的问题上，集中到自己一生关心的问题上，而且从理论学习中寻求解决自己思想困惑的办法，我觉得这是要有一定能力和水平，要有一定毅力才能做得到的。
我到江西去的时候，我们俩分头打扫卫生，我负责擦地，他就擦桌子，拉窗帘，收拾他自己的桌子。另外他身体不好，吃的药也挺多的，像心脏病的药、安眠药，光安眠药就有好几种，他自己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他的生活非常有条理。他说，我身体不好，精力有限，就像一个木炭汽车，我这个木炭汽车要想多开，就得算计好。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帮父亲做饭，父亲就说，你留点时间，跟我一起读书吧，你先从马克思的著作读起。我第一篇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觉得不是很复杂，能读得懂，而且讲的都是共产党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父亲又让我读《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我越读越感到吃力。后来，父亲说，慢一点，你得停下来，我想想，你怎么才能把这些书读进去。第二天，父亲告诉我，现在给你安排的是先读《毛泽东选集》，你在部队读过没有？我说读过。他说，那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说好啊！父亲最开始让我读《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第二天他问我，这篇文章主要讲什么内容？我说，这篇文章讲的是军事学，讲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父亲说，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一篇哲学著作。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这些观点，但是到延安后才把它写成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就是里面处处充满了哲学观点。
父亲又带着我读了《实践论》、《矛盾论》。一边读，父亲一边给我讲，怎样从实践中看毛主席讲的这些道理。我感到跟父亲一起读书的时候，读得非常细致，哲学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变得不神秘了。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毛主席比我们高明！”
他带着我学完《毛泽东选集》以后，很长时间是读《列宁选集》和《列宁全集》。他讲到，列宁在苏联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在党的会议上，列宁是允许别人当面给他提不同意见的。列宁领导的这个党有很多人水平很高，有的时候列宁在会议上谈一个观点，还没有讲完，就有人站起来讲不同意见，列宁都能够包容，能够认真倾听。他说，列宁不仅提出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以身作则。后来，他就讲到，如果我们共产党能坚持民主集中制，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社会主义国家有希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他把民主集中制看成是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每次谈到这儿，都非常激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又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父亲特别欣慰，他说这是党内应该长期坚持的，好的风气又回来了。
父亲不希望儿女参与他的工作，不该听的、不该看的文件，不该听的事情，他不希望我们多问多说。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在杭州时，常常去书场听评弹，当时杭州警卫处派了工作人员跟着他，但是他要求只要一两个人跟着他，不要单独为他留位置，哪儿有位置就坐哪儿，不要把他和群众分开。一天，去书场听书回来，警卫员跟我说，今天一个老太太把首长的鞋都给踩掉了。因为跟群众一块往书场里拥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把他的鞋踩掉了。
到了1982年、1983年的时候，我陪着他在杭州公园里散步，他就在群众中走来走去。他最喜欢的就是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在那儿很轻松、很自如地走一走。他说不光是看风景，主要是看群众都在干什么，看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他心里很高兴。
父亲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所以一有时间，他就到大百货市场、小百货市场，包括杂货铺去看看。北京的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我们北长街那个杂货店他都去看过。他跟我讲，别看就五平方米的小店，老百姓可离不开，因为小孩的铅笔、笔记本，还有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对于周围老百姓来说，这个小店非常非常重要。父亲访问北长街文具店时，那个老板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就坐那儿看看老板怎么做，他说有一个人总是坐在后头拿着个水烟袋在抽，而且戴的是个瓜皮帽，他说这个人是在小店决定战略，他决定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他说我们需要有这种瓜皮帽、水烟袋的人，就是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我看到父亲拿着我哥哥写的一个纸条，上面写了我哥哥的一些观点，旁边有我父亲很多批注，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且把不对的地方拿红笔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