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看到父亲拿着我哥哥写的一个纸条，上面写了我哥哥的一些观点，旁边有我父亲很多批注，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且把不对的地方拿红笔划得很重。我就问父亲，我哥哥这些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我说您为什么这么看，这么批评？后来我父亲就讲，他说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不容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很长时间锻炼的过程。他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出问题以后，经常听取反面意见，有的时候毛主席自己听不到反面意见很着急，有时候自己就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批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哥哥这些意见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来批驳，才能锤炼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和父亲讨论“不唯上”
我听父亲讲过15个字。他说他在延安学习的时候，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对父亲说，在部队当兵，你这个“不唯上”恐怕行不通。父亲说，“不唯上”不是反对上级，但是上级讲的事情，上级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离得很远，或者并没有做这件具体的事情，所以你在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向上级真实地反映情况，即使上级不这么看，你也要能够真实地反映情况，这样能使上级全面地了解情况。他对“不唯上”、“不唯书”看得非常重，看做是终身的座右铭，这个对我们这些子女影响也很大。父亲跟我讲，毛主席在延安给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主席成功的经历中间都贯穿了这样一种精神。他说我自己做经济工作也是这个经验，只要我们实事求是，最后这些事情就能做好。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这些工作就做不好，开始看起来大家都赞成了，但是最后可能还要翻车。他说事实是最硬的，关键就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拿到手。
父亲在做外贸工作顾问期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他请了很多经贸部的局长、处长，甚至处以下的干部到我们家里来。有时候座谈会一开就是半天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有三到四次座谈会，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笔记，每一项商品的进口是多少，换汇水平是多少，密密麻麻地记了很多数字。有时候一个公司的商品可能有几百种、上千种，他把主要的、大众化的商品都记在自己的本上。你如果看他的笔记，会觉得怎么这么枯燥，全都是数字，但是他告诉我，这些东西都非常有用，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就在这些数字里。他总是通过第一线的人把数字调查清楚，再做分析比较。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父亲一向反对宣传他
1983年春节，父亲接见烈士子弟，气氛很热烈。大家散了以后，我陪他走回办公室，他情绪很激动，脸涨得红红的。他跟我讲，中国革命特别艰难，成千成万的人都牺牲了。很多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都没有宣传过，或者说很少很仔细地宣传他们，这些人有些是我的上级，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中国有一大批老干部还在世，他们很多人对党有很大贡献，对这些老干部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宣传他们。当时也还没有这个条件。
1984年的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谈话。他先问我在做什么工作，我讲在做干部工作。他就问我做些什么事情，我给他报告了以后，他想了半天没说话。后来他问，如果你工作中有了一点儿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说我就谦虚谨慎啊。他说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我说我时时记着，一定要在思想上保持警惕，谦虚谨慎。他说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条是你要摆正你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起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到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的账上。
他还问我，如果工作有了缺点，别人批评了怎么办？我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那个人详细谈谈，他说这样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后来我从他办公室走出来了，快出门时，他还在喊，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父亲在延安做了七年组织部长，他能记住的干部名字大概有将近3000人。他说，做组织工作要熟悉干部，了解干部，要体会干部的思想和心情。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两三个月，躺在病床上，气管已经切开了。有一天晚上快十点了，我临走前，他要跟我说几句话，让我把塞子塞上。他说，如果我没有到上海，没有当工人，没有到商务印书馆，我就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从青浦到上海，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只有这步迈出去了，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样的一辈子。有时候父亲发着高烧，还说胡话，说，先念、先念，这个事咱们商量商量，小平同志是什么意见？我们在旁边看着他发烧还在想这些事，心里特别难过。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为父亲而自豪
陈方，1950年出生，中共党员，1969年至1972年在北京第二通用机器厂当工人，1972年至1977年在福州军区服役，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1980年至1988年在海军论证研究中心工作，曾任该中心科技部器材处处长。1988年至今在中国中山实业公司工作，现任公司总经理。
记得画册《陈云》出版前审定内容的时候，画册编辑委员会的同志请我们家属过去征求意见。看完后，我到父亲那儿去。我说我们看过画册的清样了，里面有好多您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照片。父亲说，我对编这个画册有过交代，就是不能光突出我一个人，画册要真实反映历史，反映所处的时代。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做的，集体做的，不是某一个人做的，绝不能突出我个人。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父亲的工资接济了许多人
建国初期，父亲的工资很有限，但除了供我们孩子受教育和全家的生活外，还要寄给很多人，如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老同事，青浦乡下的姑姑和舅母，还有一些关系很远的亲戚，一些生活有困难的老邻居和孤寡老人。父亲每个月都按时给他们寄钱，持续了很多年。因为父亲每月的工资要寄给那么多的人，我们家的生活就很拮据。原来大哥大姐都在育英小学上学，那是为干部子弟办的住宿学校，学费较贵。后来，父亲跟母亲讲，家里钱已经特别少了，负担不起上育英小学的费用。所以，我们三个较小的孩子只能在附近的北长街小学上学，那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学费较低。
父亲教育我们要多读书读报，主动地思考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观点，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做出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会不断地对某些事件和观点进行跟踪，并不断地深入报道新的变化。父亲说，你要记住这些过程，同时对照当初自己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相比较有何不同，预测影响事件发展的因素与事实的因素有多大差距。找到这些差距后，再纠正、充实，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父亲传授给我的这个思想方法，像是一种活跃、锻炼思维的脑筋体操，使我在生活、工作中获益匪浅。
我上中学的时候，为了学习游泳，有一次买脚蹼，从生活管理员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了预算。父亲黄昏散步时知道了这件事，就找我谈话，问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说：“石头（石长利）那儿来的。”父亲又问石头的钱是哪儿来的？我说是你的工资。父亲问：“我的工资是谁给的？”我回答说是人民给的。父亲问：“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当时说：“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父亲告诫我说：“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们到全国各地搞串联。我也到过西北串联，后来回到父亲身边后，就跟他讲自己都去过哪些地方。他问我，那你们饭费、火车票怎么解决的？我说坐车都不要钱，吃饭有时候交点饭费，我带的钱不够，在新疆借了15元钱。父亲马上让我把这15元钱还给人家。我就到邮局寄了15元钱。一段时间后，父亲又问我，那15元钱你寄出去没有？我说寄了。不久，新疆接待我们串联的单位特意给汇过来几张收据。父亲说你一定要把收据保存好。“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新疆接待我们的单位催大家还钱，我就把这个收据寄过去了。
父亲从小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要我们做到公私分明，不要浪费国家一分钱。他原来有四台录音机，都是老式的。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买了一台新的录音机拿给他用，他问，这录音机是哪来的？工作人员说，是机关的，你先用着，以后再说。父亲当即让工作人员把这录音机拿回去。后来我哥哥拿自己的钱给父亲买了个录音机。我父亲才愉快地接受了。
父亲的外衣一般都比较整洁，但他穿的毛裤、毛衣、秋衣都是补丁摞补丁。他的毛裤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足足穿了3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建议给父亲换条新毛裤，他都没同意，说毛裤穿在里面，补一补没关系。
父亲对好多领导同志讲到，要治理环境污染，保护好环境，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做到了这些。比如说在节约用水方面，他每次洗脸都是先把香皂拿在手里，打开水龙头冲一下，就马上关上。打好香皂后，再把水龙头打开，冲一下。然后把毛巾沾湿，擦两下脸。他用的水很少很少，包括刷牙，漱口。他常说，如果不节约用水，将来子孙后代会骂的。直到现在，我们家里的水池旁，还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字条。
父亲用的铅笔都是用到最后，手实在握不住了再换掉；他用的便条纸都是台历背面。另外父亲办公室原来安装的灯比较多，他就建议把灯泡换成功率小一些的，一般光线好的情况下，他只用沙发旁边的一个台灯就够了。父亲常提醒我们，要节约用电，要节约每一滴水，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后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父亲还没吃饭，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见我，就把我叫进办公室，他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这方面你得注意，而且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他才让我回去。
父亲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束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从不刻意让我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或是按照他设定的想法去工作，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比如说，他从来不会对我们提出过高的要求，从来没有问过我们，考了多少分，学习成绩怎么样，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我们也没有这种压力。
父亲临终前很坦然，他要做的事情都有条不紊地做了，工作上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对自己的身后事，他觉得没什么可说，就是让我们好好照顾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