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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怀悲愤，我不敢去看老人浑浊的眼睛，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虚伪也很懦弱。我除了长长地叹口气，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小廖把他的芦笙队员召集起来给北京来的客人表演歌舞。姑娘们换上节日的盛装，一下子，院子的色调就从灰蓝变成了金黄。换衣服是件非常烦琐的事，前后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客人们在叫好，然后冲进她们当中拼命照相。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我想这些姑娘们，他们不是道具，不是木偶。为什么没有人先问问她们的意见？
吃饭的时候，姑娘们站在我们后面一边唱歌，一边趁客人不备，“哗”地给客人们碗里盖碗饭。头一天吃饭时我已经领教了他们添饭的厉害。所以会向她们嬉皮笑脸地讨饶：“倒回去吧，我可真吃不了了。”她们多半饶了我。：）但是那女记者一直把碗埋在身前，死活不肯让小姑娘们得逞，这还不算，末了还评论道：“多浪费粮食啊！”
吃了饭，报社的副主编站在学校废弃的小操场上指指点点：“以后来了人，就让他们来看这个篮球架（篮球架已经只剩下两三根木头，摇摇欲坠），这个好，人家看了肯定掏钱啊，捐给你们建新学校啊。你们不要在这里建，另外找个地方建。这个地方就留着，不断地给后面来的人看……”
“开发旅游啊，你看黄果树那里的女孩，跟她们照相都是要付钱的。你们也可以这样啊……”
我拒绝了跟他们一起出山的邀请。小廖媳妇连夜给我赶制的蜡染布还没有干，我就执意离开了。我把包放在路口，独自坐在路旁的山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这条进出枫香寨的唯一的道路。天渐渐地黑了，我在想，两天了，家里没有我任何消息，他们一定急疯了。枫香寨里亮起了灯，我在想，在黑暗的山区，灯光给人的感受跟城市里完全不一样。很久很久，没有车开过，我在想，枫香寨里的革家人，他们走向现代文明的路，难道就像下面的公路一样，只有一条么？他们也要像“黄果树那里的女孩”那样，廉价出卖自己的文明、文化、风俗，以获得直接的效益么？
我想不出答案。
但是我终于离开了枫香寨，半夜赶到重兴乡。在路边简陋的杂货店里将就了一夜。5元。第二天一早，就搭班车奔赴凯里。车刚到重安，手机就有信号了，一时间，短信的“滴滴、滴滴”声不断。
我在“滴滴”声中告别我应该告别的一切。
凯里
从凯里辗转雷山，再到西江苗寨，一切倒是顺利。除了等。
在苗寨，我没有去住旅店，顺着山路，随便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敲开门，我说：“我想住在这里，可以吗？”开门的小姑娘正在读高中，她说：“可以。”
于是，我跟着她喂猪、做饭、串门，然后看他们围着火盆，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聊天。他们一直在笑。他们在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杂志和书、没有卡拉OK的吊脚楼里快乐地笑着。我想我很羡慕。
又是一个清晨。我告别苗寨，回到凯里。我在凯里灰尘满天的街道上游荡，我去看了黔东南民族博物馆，我至今对那里的小卖部里的泥哨念念不忘。然后，我在火车站附近的网吧度过我在贵州的最后10个小时。
我走了。我回来了。我不知道我将在未来的什么时刻以怎么样的姿态再次与她重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