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因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到下边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这两书，后人把来同《史记》、《汉书》合称“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别受人看重的就是这四部。我没有查过“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时人才提出，可是我们可想见，汉有前汉、后汉，既有所谓“两汉”，读了《汉书》，自会读到《后汉书》，因此班孟坚的前《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就常成为我们同时并读的书，这就成前后汉，或称“两汉书”，因此就有人把《史记》和两《汉书》并在一块称“三史”，这是历代正史里开头的三部，这也很自然。但照成书年代讲，则《后汉书》在后，《三国志》在前泻《三国志》的陈寿是晋代人，而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刘宋时代人。此两书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如董卓、袁绍这许多人，《三国志》里有，《后汉书》里也有。因此读《后汉书》的人定会去读《三国志》。又且《三国志》里的蜀汉，国号也叫“汉”，是汉的宗室，有人认为要到蜀汉亡了才算汉代全体亡了，所以读两《汉书》的人自会再去读《三国志》，恐是因于这些理由。读历史的，读了《史记》、《汉书》，就会再去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至于《晋书》，要到唐代人才写定下来，并且从汉到晋中间自然有个分别，告一段落了。或许正为这些理由，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读了四史以后，或许没有精力读全史，于是喜欢治唐代的读新旧《唐书》，喜欢治宋代的读《宋史》，喜欢治明代的读＜明史》，不一定要从《史》、《汉》以下一起读，这是一点。又有第二点，无论读哪一代的史，总该先懂正史那一个大体例，这就定要先通了《史记》。《汉书》，才能来读下边的。而读《史》《汉》的定会继续陈范两史，这已如上所说，因此从来学历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读《史》。《汉》，或先读四史。不像现在，一切没有了个基本。所以诸位学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汉》，或四史，最好《史》、《汉》一起先读，读了《史记》不读《汉书》还不够，《汉书》才是断代史的第一种，但读《汉书》不读《史记》也不够，因许多大体例都由《史记》定下。至于今所要讲的《后汉书》与《三国志》，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特殊可讲的。因他们都超不出《史》、《汉》这个大范围、大体例。照此一点讲，《史记》、《汉书》是创造的、特出的，而《后汉书》、《三国志》则只是摹仿、因袭的。固然《后汉书》、《三国志》里也有对《史记》、《汉书》变动的地方，如《史记》、《汉书》里只有讲经学的《儒林传》，而没有讲文学的《文苑传》，到范晔《后汉书》就有，这不是前面阙了，乃是历史演变，古代还没有专门所谓文章之士这一行，在《汉书·艺文志》里只有《辞赋家》，而《汉书》亦没有《文苑传》。如此之类，尚待我们讲了大的，小的自会看。所以我们只说《后汉书》、《三国志》是因袭，只《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一个新体例，但《后汉书》、《三国志》两书也有一个特别共同之点，应该在此提出来一讲。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无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几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试再讲到《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已在宋代，在范晔《后汉书》以前，写《后汉书》的就有七家。及范晔《后汉书》出来，这七家的《后汉书》都不传了。学术上大体还是有一个公平，可见范书是有价值的。只因范晔是犯了罪死在监狱里，他的书没有写完，因此只有纪、传，而无志。我们不能说范晔不想写志，只是来不及写，已经下狱了。范晔下狱而死，他的书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来其书独行，即据此点，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许并没有他的好。唐初章贤太子为《后汉书》作注，在注里就有许多零碎历史事情为范书所没有。这虽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