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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家族历史，卡伦·休斯总是要强调，她祖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工人。这也是实情。但她的父亲哈罗德·R。帕菲特少将是美国驻巴拿马运河的最后一任军事长官。他从1965年6月开始在巴拿马任职，出任运河区副总督兼运河公司副总裁。事实上，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一家管理机构，负责管理10英里宽的运河地区以及在此工作的人和河道本身。
卡伦·休斯1956年生于巴黎，在此之后随着家人在多个军事基地生活过，她从四年级到五年级就是在运河区度过的。她喜欢说自己是个“军营里的小孩”。不过这个“小孩”对于运河区的景色并不怎么怀念。尽管在右翼分子的意识形态中，这个地区具有重要地位，这个地区还是不能算作标准意义上美国的一部分。没有选举，美国宪法在此也不适用。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如此靠近冷战中心地带的地方，运河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地区，连卡伦·休斯的父亲也是未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医疗、住房、教育都是国家管理的，惟一的商店也是国家管理的，经过国家补贴后的价格确保了有吸引力的较低的生活费用。尽管使用了一种委婉的表述方式，运河区同外界隔绝确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没有严格的种族划分，取而代之的是“银”与“金”的区别。这个术语源于运河建造的时期，当时美国人得到的报酬是金本位的美元，而没有技术的劳工（主要是西印度群岛人）领取的都是巴拿马银币，住在瘟疫肆虐的木板房里。
经济上的区别待遇保证了在运河区的美国人，虽然收入相当，却过着远比美国本土人更加富裕的生活。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能够雇得起当地的佣人。而作为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副总督和他的家庭过着奢华铺张的生活。一顿正式的晚餐往往要招待60名宾客，而宴会则要达到300人。尤其是在关于运河条约谈判进行得最热烈的时候，众议员、参议员还有商业领袖们成群结队，门庭若市。因此，在卡伦·帕菲特的早年就经常和美国政府的一些权势人物接触。曾经在运河区生活过的，一位美国空军路德宗牧师的妻子，玛格丽特·胡贝尔（Margaret Huber）回忆说，运河区的美国居民关系紧密。她回忆起卡伦和她的家人参加教堂的教事活动时，说：“帕菲特一家是优秀的基督徒。”她的丈夫胡贝尔教士是一位明确信仰的人。当多年后卡伦的固执遭到批评时，他曾为一家报纸撰文称，“在神灵面前，没有微妙和妥协。上帝的旨意不允许任何含糊不清的存在”。这是他的结论。金和银，没有过渡地带。玛格丽特·胡贝尔回忆说，运河地区“秩序井然”，哈罗德·帕菲特的工作就是维持这种秩序。
毕竟，运河区的生意不仅仅局限于航运和娱乐。这个狭长地带上有美国国防部的“美国学校”（SOA），这里是培养拉丁美洲军人的军事学院。美国学校教授平暴和心理战技巧，以及其他军事技能。这里的毕业生日后都成为了人权的践踏者，并使这所学校得到了“暗杀学校”的绰号。在卡伦·帕菲特住在运河区的那段日子里，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人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巴拿马领导人的曼努艾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诺列加1967年反间谍课的老师给了他“杰出”的评价。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最终失去了美国人的信任。1989年被美国入侵者抓获，以贩毒罪和诈骗罪起诉。
1968年9月，帕菲特一家离开了运河区。哈罗德·帕菲特在越南服役一年。1975年，他被再次派往巴拿马，这一次担任总督一职。女儿卡伦留在了达拉斯以完成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学业，但在巴拿马度过的时光是不会轻易忘掉的。条约问题在国内产生了分歧。选举季刚刚开始，在汽车保险杠以及反对卡特的徽章上就冒出了“保住我们的运河”的口号。新右翼发现在巴拿马事务上可以使热门兴奋起来。在越战、水门事件、民权运动还有“罗伊诉韦德案”之后，令人生厌的保守派终于找到了一个发动广泛的爱国主义大讨论的机会。美国保守派联盟通过邮件方式筹集了几十万美元资金呼吁停止巴拿马运河条约的谈判。这个组织还制作了一部电视记录片，片中退休将军约翰·辛格劳伯（John Singlaub）从英联邦大学协会的角度对失去巴拿马运河和失去古巴做一比较：“把古巴输给了共产主义阵营是西半球的失败，而把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交给巴拿马政府则是我们首次从美国的领土上撤退。”
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的一个月，美国在运河区的军队遭到了一系列炸弹爆炸袭击。警察在每个通往运河区的通道设岗检查，制造爆炸事件者却没有抓获。随着卡特当选，炸弹爆炸也停止了。卡特同意在20年内将运河交由巴拿马人管理。1977年9月7日，条约正式签署。7个月后，条约在参议院以一票优势获得批准。卡伦·帕菲特的父亲作为总督执行了最后的任务。1979年9月30日，在运河区公司总部门前他亲手降下了星条旗，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在场观看。对于里根领导的共和党人来说，失去运河等于失乐园，也是美国海外力量被热带地区的扔炸弹者以及自由主义背叛者削弱的信号。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3）
20年后，“谁丢了巴拿马”仍是一个足以吓坏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问题。着眼于下一次总统大选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由于害怕被人贴上“失去巴拿马的人”的标签，而明确拒绝代表美国政府参加2000年12月的最后的交接仪式，以免留下一张他在如此辱国之时的照片，被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用做攻击他的宣传广告。卡伦·休斯对媒体说：“这是世界上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地方，我们不应放弃。”
在小布什总统和卡伦·休斯合著的自传《重责未了》中，并没有提及运河问题的失败。同时却提及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事例：反思了他父亲1992年大选的失利，他兄弟杰伯1994年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失败以及他自己早在1978年竞选众议员提名时的失利。书中写道：“失败使你经受挫折，……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政治上的损失。毕竟，选票上打印的是你的名字。然而，如果你相信选民的智慧，正如我所做的一样，从失落的情绪中走出来，接受这个结果，并且继续前进。”
从那个对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一直说到最高法院，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然而，不能否认休斯和小布什确实都从失败中走了出来，并尽力避免谈论失败的再次发生。这是个人，或者说是家庭事务。他们都能关注各自胜败的经验，都能使之转化为走向巅峰的动力。1994年，休斯和小布什在德克萨斯州开始他们的合作时，他们看中的是对方有着成功的记录，而并非一个关于中西部失败的石油商人的故事。自那时起的十多年时间里，休斯把自己融入了一个成功的团队之中，确切地说，一个破坏性的团队。
1984年，27岁的休斯离开了电视台，在电视台她仍然只是个气象小姐。她加入了里根—布什在选阵营，成为了德克萨斯州媒体协调人。她对这次重大的职业变动给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解释。她告诉《华盛顿邮报》说：“我结婚了，而且有了一个继女。我记得在我制作喜帖的时候，我接到了电话，让我去报道一个飓风。我开车奔向海岸，而所有其他的人都前往相反的方向。我记得我当时想‘我为什么去做这些？’”
她说，她想要一个更有规律的生活，有更多时间呆在家里。但是共和党的媒体工作并不是一张通往轻松生活的通行证。被1978年比尔·克莱门茨（Bill Clements）成为战后重建以来第一位共和党州长的胜利所鼓舞，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虽然克莱门茨一个任期结束后就失败了，这并没有使野心勃勃，高喊着要结束民主党在这个国家的特权时代的德克萨斯的谋士们灰心丧气。德州人说：“卷土重来用不了多久。”持重的德克萨斯共和党人相信他们就是那些卷土重来的人。
卡尔·罗孚（Karl Rove）就是这些人中最持重的人之一。罗孚是一位独立派政治顾问，他所作的工作就是在1964年高华德总统竞选后，“直邮先生”理查德·威格里（Richard Viguerie）教给共和党人的办法：建立邮件目录，可能的捐助者，筹集资金，筹集资金，再筹集资金。在石油工业和科技发达的德克萨斯州，这种办法有利可图。
花在选举上的钱越多，就有越多的钱投到公共关系和电视广告上。卡伦·休斯跳出电视新闻圈子的时候，正是这个行业走向衰落的时候。追求利润的广播公司开始裁减新闻和政治栏目的人员，特别是在州和地方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公共关系行业的发展蒸蒸日上。
1984年，共和党全国年会在卡伦·休斯的家乡召开。许多野心勃勃的“里根革命”（Regan Revolution）的追随者涌向达拉斯，期待能够攀龙附凤，甚至是谋求个一官半职。像追赶飓风一样，休斯也赶到那里。
女权运动令共和党人很不安，共和党正在丢掉人们心目中的“乖巧的大男孩”的形象。里根是个轰动性人物，但主要是在男性选民当中。如果民主党在“性别鸿沟”问题上大做文章，并在选民中占据了多数，共和党的多数派将会陷入困境。1984年，当共和党有意识地在讨好女性选民方面迈出第一步时，休斯成为成员之一。十年后，她成为了这场运动的策划者。
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登台演讲的女性，和在幕后传来的声音一样，说明共和党强化了其反对女权主义的政策。最有讽刺意味的是选择了三次奥运会金牌得主南希·霍格海德（Nancy Hogshead）。共和党的女权主义者梅里希（Melich）甚至被激怒了，因为霍格海德就是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一个关于女子体育计划条款的受益者，而里根政府当时正打算取消这类计划。
美国财政部长凯瑟琳·奥特加（Katherine Ortega）、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以及南希·里根（Nancy Regan）都面向全国公众发了言。一个以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为主席，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亨利·海德（Henry Hyde）和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为副主席的论坛委员会第一次同时向全国宣布：“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有基本的独立的生存权，不容侵犯。”（按照这个定义，某些避孕方法，以及堕胎都等同于谋杀。）
对于女性领导权的热忱，乃至想象，都被阻挡在共和党的大门之外。那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和党和反共分子，“联邦政府官员、同性恋和犹太佬”结成了联盟。人们开始诋毁一个敢于竞选最高职位的女性候选人杰拉迪尼·费雷罗（Geraldine Ferrraro）。早在人格毁损成为政治的标准内容之前，宗教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