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重担一天天地压在我的心头，可我自己感到精力是如此不足。。第一次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非比呀，亲爱的非比，你可能觉得我太软了，但是我似乎目前还很难战胜它。我觉得我需要鼓舞，需要力量。拿起主席著作，张思德、白求恩的形象浮现在眼前，主席的活儿一句句涌上嘴边，感觉自己不应再这样辗转不前了，但是一碰到具体事情或思想上陷入盲目时就又犯起来了，心中难过得很，但又不能走出来。我恨自己不长志气。我能跑野外，不怕苦，连跑几天最艰苦的路，每天连续跑路爬山2000公尺，我也能顶下来，可是一碰到这些问题。。你说“我们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这话很对。我希望你能把上阶段的情况和我谈一下，让我了解一下你的现况，我渴望听到在“四清”中你的成绩和提高。。我不能报喜不报忧，所以上面暴露一些“忧”的方面，希你狠狠地批评。
转战西南战东川（4）
我们于13日返昆，开始总结，昨天下关附近（永平）发生了一个M=4。5的地震，九龙（西昌北）发生一个M=4。2地震，真使人感到头疼，千万可别是前震，否则今年真要过个地震年了。根据要求（以闵子群为首）我所可能有一些人在适当的时候将前往邢台〔地震〕现场学习，但人不会多，我非常想去，也争取能去。
随信给你寄去一批文艺材料（王杰之歌，颂王杰、赞王杰，农村俱乐部——歌唱焦裕禄），另外，“地道战”插曲很好，不知你有否，这些都适于教唱给农村青年。家里有信来吗？他们都很好吧？
再谈！
等着你的捷报！
云年
66。4。15
1966。5。1
来信·云南昆明
非比：你好！
组织决定东川地震考察宏观报告由我来写，这是对我的极大的信任和锻炼，同时又是对我的一次考验，因此它占去我较多的时间。现定于下周星期五做宏观部分报告，所以“五一”也不敢休息，心里的确有些紧张。。
去邢台的事情未决定最后去几人，主要考虑车票问题，王主任的意见是不管谁去，去三个人。这样的话就只有闵子群、刘正荣、韩源去了。但闵子群、曾先生都认为我应当去，所以还要再和王主任商量一下是否能增加1人或2人。我自己是非常想去的，自己拿路费都可以。如果去的话大约是5。15出发，去一个月左右。不去的话，就安心在家中准备深入东川工作和下关—金沙江的工作（这是今年下半年的任务，预计9月份出发，6、7、8月雨季不能去。而且还要出版去年成果和东川地震集），定下来后，我再给你写信。
。。
握手！
祝你“五一”好！
云年
66。5。1
后来，你来信告诉我，由于工作安排的需要，你没能到邢台地震现场去，你感到非常遗憾。
但是，起源于邢台现场的地震预报的大规模科学实践活动，它的精髓，它的理念，对全国地震工作者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超越时空的，可以说，它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特别对你而言，我想其影响就更为深刻。因为，东川等地震现场的实践与邢台是相通的。你在东川时对地震类型的思考，你对寻找地震前“安静期”的设想，与后来邢台地震现场的实践活动，不都一拍即合吗？
转战西南甘孜情
我的目光落到你起草的一份文件上，稿纸上方一行鲜红的大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昭示了它产生于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右上角的手书“打印300份”，是罗兰格的笔迹。
这是一份以云南省地震办公室动态组名义下发到各县气象站的文件，题为《关于推广甘孜州气象站记录有感地震应用于地震预报的建议》，正文后面是附件：《甘孜州气象站记录有感地震经验的介绍》。在这份文稿的后面，用回心针别在一起的是一些有关的原始资料：甘孜气象站记录有感地震目录，根据康定、乾宁、甘孜气象站记录的有感地震统计做出的直方图，还有对1967年8月30日甘孜6。7级地震前有感前震和震前生物异常现象的调查记录。显然，这都是你精心保存下来的。
翻阅着这份沉寂已久的文稿，注视着那一行行熟悉、清秀的笔迹，我的思绪又回到那似乎已渐渐淡出记忆的年代。
1966年东川地震总结工作结束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西南工作站已改建制为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并从护国路迁至昆明北郊的下马村。
1967年风靡全国的“一月风暴”以后，武斗的妖风迅速蔓延，祖国山河弹痕累累，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无不成为武斗的重灾区。云南省两大派的策源地——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昆明工学院（“八·二三”革命造反兵团）都离我们所不远，双方激战的枪炮声常使我们不得安宁。甚至，我们的办公楼也曾被流弹打中，篮球场也没逃脱炮弹的袭击。
就是在这种严重混乱的社会环境下，云年，你和你的战友们，还是照常奔向地震现场，执行野外考察任务。
云年，记得吗，那一阶段正是我们感情最热烈的时期。你冒着危险在外工作，我日夜企盼你早日平安归来。
终于快要等到你的归期了！然而就在这时，1967年8月30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发生了6。7级地震！这是1966年2月东川地震以来，西南地区发生的又一次6级以上强震。灾情不仅震动了四川、 云南，也惊动了北京。由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和国家科委京津地震办公室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国家科委甘孜地区地震考察队，日夜兼程，火速赶往灾区。
“地震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请战出发了。
记得当时同行的有李钦祖、张淑蓉等。闵子群等老同志不能前去现场，但却冒着沿途武斗的危险，一直把我们送到昆明机场。“送战友，上征程”的一片热忱，使我感动万分。
我们先乘飞机到成都与北京来的同志会合，然后在国家科委徐渭同志率领下，乘汽车向灾区进发。经雅安、康定、乾宁、道孚、炉霍一路西行，于9月5日到达甘孜附近的重灾区——朱倭，在那里安营扎寨，架设起流动地震台，开始了地震现场的地震监测工作。
与张淑蓉同志在泸定桥上合影留念
（摄于1967年9月）
三天后，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我原以为你会在昆明收到它。然而后来得到消息，你们全组同志也将挥师北上，开赴甘孜地震灾区。
记得几天后，在与康定地震台的一次通话中，听到杨光宇同志传 来的消息：“昆球所宏观组和地震地质组的同志已到达康定！”我真是喜出望外，和你一同在地震现场工作，这还是第一次！
两天后，我们终于在甘孜城边“胜利会师”了！
一见面，宏观组的同志就笑着对我说：“贾云年是一路‘追着’陈非比来甘孜的。”那时我才知道，来甘孜前你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同志们都劝你留昆明治病，可你执意要来甘孜。
云年，你是为“追”我才来的吗？我没有问过你，但我知道你不是。
“追”我倒未必，但我们的确在甘孜高原上度过了一段共同战斗的珍贵时光，留下一串串美好的回忆。直到今天，每当听到高亢、甜美的藏族歌曲，每当在银屏上见到那神奇、辽阔的雪域高原，心中就会升起一种亲切、神圣而又酸楚的感觉。。
甘孜城外
（摄于1967年9月）
是的，雅砻江、甘孜城，跑马山、泸定桥。。那是我们曾经抛洒过青春和汗水的地方。
为了灾区人民的安全，我守候在地震记录仪旁监视余震动向；你穿梭在公路、村寨、山岗。我们曾走进藏房，分享着糌粑和酥油茶的芳香；有时，当夕阳的余晖映照大地，我会来到雪山环绕的甘孜城边，登上公路旁的山坡眺望，等待着你和战友们返航。
当看见你们骑着骏马从大路的尽头奔驰而来，我就会大声吆喝着向你们挥手致意，你们也用刚刚学会的藏语高声地向我回应。
最难忘的，是那个风雪弥漫的夜晚。那天，为了进一步查明山里的地震破坏现象，你曾只身随向导进山，直到天黑还未归来。
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紧。担心着你的安全，我坐卧不宁，很晚了，我还和李钦祖一起坐在火塘边焦急地等待。
终于，你风尘仆仆踏进门来。雪水打湿了你的棉衣，厚厚的登山鞋也湿透了。而你，冻得通红的脸庞上，却挂着胜利的微笑。
坐在火塘边，我为你烘烤被打湿的衣衫，心疼地埋怨你为什么不早些下山，而你却不以为然，兴奋地告诉我们：“我在山里找到了地裂缝，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是的，在学术问题上你常常会“固持己见”。也许，你过于自信，甚至有些骄傲，然而我知道，你深信“在科学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骄傲”的道理。不盲从，不轻易妄下结论，用事实说话，这就是你追求的科学态度。
就是在这次地震宏观考察中，你刻意了解有关前震与宏观前兆的资料，你高兴地发现，康定、乾宁、甘孜等气象站的同志，曾悉心记录了当地的有感地震，对这些长达十几年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你 欣喜地看到，在1967年8月30日6。7级地震之前，小地震（有感地震）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时间——1964年以后开始明显增多；空间——密集在甘孜、炉霍这一端。”由此你相信，动员更多的人对有感地震予以记载，将可能对强震的预报提供有意义的信息。
于是，就有了那份“经验介绍”，以及推广这个经验的“建议”。
也许，在今天看来，这项工作已失去意义，因为众多地震台站的相继建立，使前震资料的收集已不是什么问题。
昆明地球所甘孜地震考察队部分同志在泸定桥头合影留念
（摄于1967年10月）
然而，在近40年前，一个24岁的年轻人，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进行地震现场宏观考察时，能做地震预报的有心人，自觉、认真而有效地做这些也许是“份外”的，甚至是“低级”的工作，这种精神，这种理念，难道不值得称道吗？
转战西南在通海（1）
在通海
从甘孜回到昆明不久，日历翻到了公元1968年。
这年年初，我们结婚了。
婚礼十分简单。在天津和平区广西路9号那座矮矮的老楼里，接来北京的双亲，请来天津的亲朋，再加上远道而来的昆明的好友：徐文骏、傅容珊、常小华（他们三人后来都相继到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空间与地球科学学院任教），同吃一桌酒席，共饮一杯美酒，听徐文骏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就这样，在充满亲情的温馨中，说着、笑着，你吹着笛子，我唱着“小曲”，我们幸福地迈进婚姻的殿堂。
就是这次相聚，我们还牵线搭桥，成全了一对好姻缘：你的姐姐荣敏与常小华的哥哥小秋，最终喜结连理。
四世同堂——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