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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东西可砸时，身材瘦小的妈妈就遭了殃，经常受到父亲的拳打脚踢。为了不刺激病中的父亲，妈妈从不敢反抗，可怜的妈妈身单力薄，哪里承受得起他的拳脚？她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旧伤没好，又添新伤。脸上和头上挂彩更成了家常便饭。到后来，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发病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犯病的时候，砸东西，打弟弟，打妈妈，还到外面讲一些不吉利的话，说谁家的羊要死了、谁家要起火了、谁家的人要得病了等等，弄得村里的人很不高兴。
特别麻烦的是，父亲发病的时候，他还很喜欢到店铺去赊账。店老板看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怕闹出什么事来，又不敢不赊给他。赊出东西后，他不是往家里拿，而是沿路散发给村里的人，甚至路过的陌生人也有一份。第二天，店主就上我们家，向妈妈索要所欠的账款。父亲患病，家里已经非常穷困了，过去有五亩地，吃饭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家里劳力少了，妈妈一个人拖着一家人，收成明显比以前差多了，吃饭也成了问题。我们经常吃的是杂粮，如玉米、高粱之类，偶尔有一点白面，也给妹妹补充营养了。家里根本谈不上吃菜，经常是用盐水调生萝卜当菜吃。店主经常上门讨债，家里哪能还得上。每来一次，妈妈就得给别人低三下四地说好话，求情。店主没能讨到钱，就纠缠不休，骂骂咧咧，妈妈只能赔着笑脸。
对于为家庭作出重大牺牲的妈妈来说，一个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目不识丁的她身上，这本身就已经让她无法承受，还经常遭受父亲无缘无故的毒打，对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看到病中的父亲毒打妈妈，我和弟弟尽管非常心疼，但是也不敢吭声。人的忍受是有限度的，我担心，如果妈妈受不了这种痛苦怎么办？
对于这个不幸的家庭来说，我的担心并不多余。终于有一天，这种担心变成了现实。
1995年的8月20日，是我至今无法忘记的日子，那天，父亲又犯病了，在家里心神不宁、烦躁不安。
这天一大早，妈妈就不停地在厨房里蒸馒头，馒头不知蒸了多少锅，直到足可以让一家人吃一个星期的，她才停了下来。看到妈妈忙碌的样子，我心里犯嘀咕：妈妈今天怎么了？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又不好说出来。
一会儿，妈妈吩咐我到乡里的医院去拿药。那天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等我拿到药时，都接近吃中午饭的时候了。回到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妹妹被放在邻居家，我却没有见到妈妈。
我问父亲：“我妈上哪儿啦？”他闷着头，半天不作声。
我就把妹妹从邻居家接回来，抱着她在门口等。等啊等，等啊等，等了足足一个下午，都不见妈妈回来。妹妹这时也特别懂事，温顺地倚在我的怀里，饿的时候，就拿个馒头吃。还不时地喂我吃。说实在的，给父亲拿药跑了整整一上午，肚子早就饿得不行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却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等啊等，等啊等！一直等到傍晚，妈妈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妈妈失踪了。
家庭的重担、父亲的拳头和妈妈的责任都让这个善良的妈妈不堪重负，她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不幸家庭的现实，也不忍心再留在这个令她伤心欲绝的家。无奈，她选择了逃离。
我只好带着弟弟，像过去寻找父亲那样满村子去找妈妈。
“妈，你去了哪里？回来吧……”我和弟弟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秋天的暮色中飘荡了很久。我们不想这样失去妈妈，失去这个家里赖以维系的支柱，我哭喊着和弟弟在周边村落中寻找妈妈，直到夜深人静，我和弟弟却没有找到娘。
寻找妈妈的我们还没走进家门，就听到了“小不点”的哭声，看着嗷嗷待哺的妹妹，我和弟弟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娘走了，父亲又是个病人，还有这个不到一岁的妹妹，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要面临的生活的艰辛。看着嗷嗷待哺的“小不点”，我的心疼痛地抽搐着：“娘啊，你怎能撇下我们不管了呢！”生活就是这样无情，我的哭声消失在夜色低垂的黑暗里，不知道离家出走的娘能否听到。
村子的路本来就不好走，几天前，刚刚下过雨，路更加烂，到处是泥巴，走起来一步一滑的。秋风卷起阵阵寒气。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在村子里，打听着妈妈的下落。不知找了多久，还是没找到。
于是我们又去了姨妈家，没有。我们再去了几里外盖庙乡的姥姥家。
到姥姥家时，已经是半夜了。姥姥是个慈祥的老人，见我和弟弟老远跑来找妈妈，心疼得不得了，硬是留我们住下。不过我们没见到妈妈，她没有回娘家。
第二天回来后，我们又托了一些口信给乡邻寻找妈妈，也杳无音信。
这时，父亲的病略有好转，我把妈妈出走的事告诉了他。他没有多说，只是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反正对不起她”，口气特别平静，平静得令我感到很害怕。
妈妈走了，父亲神志不清，弟弟、妹妹还小，亲戚又帮不上，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特别无助。
父亲刚刚抱回妹妹“小不点”时，我也还是个12岁的孩子。“小不点”刚抱回来的时候，我只当她是当初那个死去的妹妹又回来了，觉得可亲可爱。那时候，妹妹主要由妈妈照顾，我根本感觉不到压力和责任。现在，一下子没有了妈妈，我的心里平添了一丝隐忧。
妈妈走了，我和弟弟一下子没了依靠。抱着妹妹，我流着眼泪犯起了愁，妹妹还不到一岁，需要喂食，拉屎撒尿都需要照顾，我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得那么细、那么深。只感到不管这是一种责任，还是别的什么，我都必须把它担当起来，这是生活强加给我的，我没有任何选择。
妹妹似乎从我惶恐而无助的眼光中读懂了什么，一向不太闹人的她突然大哭起来。哄了半天，也没能止住她的哭声。我猜她可能是饿了，便到邻居家借了一个鸡蛋，打了蛋汤，就着馒头让她吃了，她才平静下来。
必须生活下去，爸爸、弟弟、妹妹和我都需要生活下去，似乎一夜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抚养尚不会走路的妹妹，侍候病情不稳定的父亲，照顾年幼的弟弟，年仅13岁的我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承担责任。
从我独立的那一刻起，也就懂得了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我想，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来说，早一天学会自食其力，才能尽快培养责任感吧。
——洪战辉
十三岁的肩膀
妈妈走了，家里的担子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和弟弟首先必须把妹妹照料好，而照料妹妹主要是要管好她的吃和睡。
首先要解决的是“小不点”的吃饭问题。开始的时候，我抱着“小不点”去找村里的产妇，求别人让“小不点”吃上几口奶，但这样求奶吃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只好另想他法，从集市上买奶粉。一些有经验的邻居就告诉我一些带孩子的经验，例如给“小不点”喂的奶不能凉也不能烫；半夜孩子哭的时候，多半是饿了，要加喂一次奶。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就很难了。单单为了不烫着“小不点”，我就想了很多的办法。如何才能知道冲的奶温度是否适宜呢？我曾想亲口尝一尝，但又感觉不卫生，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先把调剂好的奶水倒点在自己的手背上，感觉不凉也不烫时，才给“小不点”喂。
妈妈出走后，家里的生活更加拮据，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为妹妹买奶粉。但妹妹还小，除了一些稀粥外，还不能吃成年人的饭食。在没钱买奶粉时，我就去树上掏鸟蛋，为妹妹做蛋花汤喝。
我爬树是很厉害的。为了让妹妹能喝到富有营养的鸟蛋汤，我发挥了能爬树的特长，爬起树来还特别的勇敢，比我小胳膊还细的树干都敢爬上去。那几年，附近村子只要有鸟窝的树，我几乎都爬过。爬树掏鸟蛋的同时，危险也随之而来，摔下来的次数，我根本无法数得清，有两次从树上摔下来，还差点丢了性命。
有一次，我看到一棵树上有个斑鸠窝，就想上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鸟蛋。当时风很大，树枝在风中用力地扭动身躯，就在我快要够到鸟窝的时候，承载鸟窝的树枝根本无法承担我的重量，再加上有风，树枝一下子断了，我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掉了下来！在下落的过程中，情急之下我在半空抓到了一根树枝，但那小小的树枝还是无法承担我的重量，最终我还是掉了下来。摔到地上时，我感到眼前金星闪闪，然后就是漆黑一片。也不知道在树下躺了多久，和我一块玩的小伙伴也都跑光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多么幸运，那么高的树，我只是摔晕了，却没有受伤。
事后，小伙伴还跟我开玩笑说：当时的我就像一只被人狠狠摔在地上的小青蛙，先鼓起身子，然后又迅速地软了下去。
还有一次，我只穿个裤头上树掏鸟蛋，一个窝里竟然掏到了六七个！我高兴极了，但身子光溜溜的，没有地方放。我又舍不得丢掉，便一只手拿住三个，另外几个含在口里，顺着树往下滑，树皮好粗糙啊，拉得我的肚皮都流血了，好疼！一疼，就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就一屁股蹲在了地上。我担心手里的蛋烂了，蹲了一下屁股，谁知道咽下去了两个，另外一个就在嘴里破了，手里的还好，都没有烂！忍着疼，我捧着这几个得来不易的鸟蛋往家跑。眼里噙着泪，嘴角却忍不住有了笑意：妹妹又有好吃的了！有趣的是，后来我还怕鸟蛋在肚子里生小鸟，去问村里的老太婆：小鸟蛋会不会在我肚里生成小鸟？老婆婆问清了事情的原委，不住地安慰我，善良的老人家还给我喝了香油。
如果当初我不去掏那些鸟蛋，妹妹肯定吃不到有营养的东西。看着黑瘦的妹妹，那个时候的我很不甘心。穷人家的孩子为了生存，总能找到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去树上掏鸟蛋，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想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妹妹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领着她到田地里捉蚂蚱，然后烤了给她吃。
青蛙、豆虫这些东西妹妹都吃过，吃这些东西就当吃肉了。妹妹也不怕，还很喜欢。我还给她掏过斑鸠、麻雀，给她烤着吃。至今回想起来，妹妹来到了我这个贫困的家里，受了很多的苦。由于家庭所迫，妹妹和父亲都要靠我来养活，我，很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是贫穷并没有因为我的努力和他人的同情而稍稍远离我。
最难办的是妹妹晚上睡觉。妈妈在家的时候，妹妹晚上睡得特别好，从来不吵不闹。妈妈走了以后，她特别爱哭，还经常尿床。家里只有一床被子，尿湿以后，我先用灶灰把尿吸干，然而躺在上面，用体温把湿的地方吸干。有时一个晚上，床被尿湿几次，这里还没有干，那里又湿了，反反复复，弄得我精疲力竭。睡不好不说，因为天凉，气温低，又躺在尿湿的地方，我经常会感冒、发烧。尽管每天都满面倦容，但每当我看到妹妹睡得很香的样子，我就会感到特别高兴。
妈妈走的那个冬天，天好像特别的冷，家里房屋前面的水塘结了厚厚的冰。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