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在决定突围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走吧，你们都走。”他交待了剩下的官兵由谁来负责，自己走进师指挥部用手枪自尽了。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他自尽不久，他手下的副官、卫士、勤务兵就把他装在一个很大的木桶里，匆匆掩埋在一个壕沟里面就跑了。没跑出去的人被
1934年，阚维雍和长子在南京。
日军抓了俘虏，他们找出了我父亲的遗体。日本人找了一副棺材，然后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支那陆军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之墓”，还向他鞠了躬。抗战胜利，桂林光复后，国民政府在七星岩为我父亲和被日寇用毒气熏死的八百壮士举行了国葬。白崇禧等广西政要都来参加了。柳州市档案局提供的情况说，在我父亲当年牺牲的地方，曾建了很高的一个纪念塔，叫做“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将军殉国纪念塔”，这个塔的基座四周还有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的题词，“文化大革命”时被捣毁了。现在那些题词被发现，都作为文物，统一放到七星岩的墓地去了。在他的墓旁边还有两个纪念塔，是那两位将军的。
我父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品是那个小笔记本，第一页写着“同同的小书”，这个笔记本“文化大革命”时被抄走了。当时还抄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的遗信、他的照片，大部分东西后来都返还给我们了，唯独这个本没找到。他留给我的唯一的纪念品也没有了。
陈皓林：
我们后来找到了桂林防守司令部的一个军官，他手里有一张父亲的名片。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叫来警卫员，他说：“我跑不了了，也不能再照顾你们了，你们分散突围吧。”这些话他是用手写的，当时他已经负伤不能讲话了。这张名片正面是“陆军中将广西公署第二工矿主任陈济桓”，名片背后写着“执腿臂受伤不能脱离战场，决定自杀成仁”。下面是他蘸血摁上的指印。桂林保卫战是1944年10月28号开始的，到11月10号就结束了。我父亲就是11月10号凌晨牺牲的。后来我弟弟就起名叫“陈可伟”。
悲歌漓江战后（1）
白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百色张发奎的司令部开了一个庆功会，我是跟着我父亲去的。我坐在下面。那些国民党高官在台上大吹了一通抗战的功勋后，我父亲也在台上发言，他竟然大骂国民政府的这些军政要员不抵抗，把这些将军一个一个点到。他说：“向华（张发奎的号）你无能啊，特级上将，指挥不力”；夏威“不威”，“威在哪里啊？还利用军车做生意”；“韦云淞，你弃城而逃，不顾抗战”。后来，听说张发奎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杀掉我父亲，但蒋的一个亲信反对，他说我父亲在教育界威信很高，怕社会影响不好，不妨利用他的刚直做点事情。因为蒋介石没有下暗杀令，所以他们在下面也不敢把我父亲怎么样，我也不用担惊受怕，反而觉得骂得很痛快。张发奎他们虽然心里恨他，但对他还是得笑脸相迎。
1948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临死的时候，他交代两条遗言：一是，他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希望他的八个儿女都也能受到高等教育，他嘱咐我母亲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个是，他身无分文，也知道家里面没钱，要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桂林，讨饭也要在桂林讨，如果回到北平难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桂林至少还有很多人相熟。他还说，不久就会解放，解放以后你们的生活必然会安定的。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上学要靠奖学金、助学金，多少年来，就靠我父亲的朋友，主要是马叙伦、郭沫若、李达这三个人帮助，他们月月寄钱给我们。我读书读到一半就解放了，后来就靠助学金上学。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八个兄弟姊妹绝对是完不成学业的。
吕铃：
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四川老家。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坐车回重庆的学校，看见大家在狂欢。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再晚走那么几个月，就能见到今天了。母亲的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了她的娘家四川铜陵。我母亲家是个有钱的财主，回到老家以后，一开始生活还可以，很多亲戚朋友对我们母女非常好，母亲见人就送东西：我父亲的军装、衣服都送亲戚了，还有她结婚时候的一些衣服，那候丈夫死了不可以穿红的了嘛，也送人了。当时手上也有几个钱，有点黄金，可是，七弄八弄不久就什么都没有了，黄金也没了。有人叫她去做生意，结果遭土匪抢了，没钱了，我们家的这些亲戚朋友开始一天天疏远我母亲。后来没办法，她只好靠织毛衣、纺棉花维持生活。后来就越来越差了，亲戚朋友不上门，没办法，我母亲就做点小生意，靠炒蚕豆啊、炒花生啊、做米酒啊维持生计。母亲总是哭，有一段时间还沉醉在打牌里，日子简直没法过。我的心情也压抑，一直到了十六岁我才会笑。那是在重庆，当时我母亲在人家里当保姆，有一次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情。我一下子笑了，有一个叫李处长的人看见说，吕玲笑起来多美呀，多漂亮啊！我才知道我笑起来很美，才知道我会笑。我从小就压抑，很小就开始到山里面挑水，到河里面挑水；要洗衣服，我必须要做这些事情，那时在我的思想上就只有一个想法：早日长大，养活母亲。我后来辍学回家，帮母亲忙，就是为了早点进入社会自立。
那时候，我们家乡有个人是白崇禧的下属，我母亲就到重庆去找白崇禧，见到他了。他带我母亲开着小汽车到了一个机关，开了一个抚恤证明，说要帮助我母亲找工作。我母亲一直记在心里。但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父亲临走前，曾跟母亲说过，“万一我殉国了，不要担心生活，政府也会照顾你们，史书也会有记载”。但后来，并没有任何人想起过我们，更不会有人照顾我们。父亲牺牲使我经受了很多磨难，也许由于这样的磨难，我更成熟了。
陈皓林：
知道父亲不在了，当时家里没有一个成年男子，几个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哭得很厉害。等我的那个叔叔回来以后，他们就商量该怎么办。为了生存，他们决定全家回到梧州去。那儿当时还有两个小店铺、一间旧房子。三个母亲商量：“我们姐妹谁也不离开，要一起把这些孩子抚养大，让他们受好教育。”三个母亲真的没有一个离开，都留下来了。
1946年的七八月份吧，我父亲被追认为上将。因为是追认的，所以后来很少提到。大概一年之后，县里派一个姓蒋的代表，来送抚恤金，我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国民党发的是法币，还不是金圆券。那时的货币还不太贬值，给的是六万，一次性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六万元吧。抗战的时候，我们梧州的那个家被炸掉了，我们就用这笔钱又把房子重修了起来。我叔叔在梧州做点小生意，搞一个皮箱小作坊，靠着他，全家基本上能够维持下去。我们读书也是在梧州，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实际上没有几个读到最后，有的读到小学，有的读到中学，都没有读下去，就我一个，上了大学。
建国之后，说句实话，我们一直不敢太说我父亲的事。有人说我们是国民党反动家庭，我们是反动家属，反正我总觉得同那些出身好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后来等我们读书之后才知道，我父亲虽然算不上英雄，但也是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上前线的，是和日本人打仗牺牲的，不是在内战中牺牲的，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我们不再为他感觉羞耻，平静了很多。大概也就是从高中的时候起吧，我就开始收集有关我父亲的材料，我总感觉爸爸应该值得怀念，虽然有人说他是一个反动军官。
因为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能读上大学，真是一个奇迹。在那种情况下，我要考大学，并不能光成绩好就行了，我在学校表现必须非常优秀，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才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级就说，你要写一篇批判你父亲的文章，看你的文章，再考虑政审是否通过。写这个文章得昧着良心啊！怎么批判啊？批判什么东西呀？什么是反动派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面把这篇文章还给了我。
悲歌漓江战后（2）
阚培同：
父亲去世后，全家生活没了着落。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我二哥抗战胜利以后就读于国民政府的海军军官学校，还没毕业就解放了，他跟着学校跑到台湾去，没了联系。全家没有收入怎么办？长兄为父，大哥必须支撑起整个家庭。大哥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只好一面念大学，一面在中学当老师；他既要解决自己的学费，还得供养我们。解放前他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申请支援东北建设，要去沈阳。他一走，我们在柳州不好办啊！干脆举家北迁跟他去了。我小学毕业读中学是在沈阳读的，读大学也是在沈阳。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日子还可以。我上初二那一年正好是“反右”，我开始感受到出身对我的影响了。它后来影响到了我的入团、升学、毕业分配，所有的事情都受到了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比如，我在考虑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一下“国民党子弟”的出身。我得尽量避免报考那些日后可能受阶级成分影响的专业。我喜欢音乐，沈阳就有个音乐学院，我不敢考，文科我都不敢考，最后选择了农业机械，我总得念个大学吧，干一行爱一行吧！
1965年我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我们毕业的时候，号召支援边疆，一个教授说，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是北大荒农场，中苏边境那一带的国营农场，南方没有什么前途，到那儿去吧。当时还怕不批准，写了三次申请，批了。我们一行五人，换了两次火车到了一个叫密山的地方，从密山再往北，见不到房子，一片荒地，没有人烟！我们五人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荒凉的地方：今后怎么生活呢，心里没底！你也不能把行李扔下打道回府呀！我们又转了几次汽车、马车，才到了地方。一个茅屋，炕还是湿的，连灯都没有。我们就找个空墨水瓶，装点柴油，弄根线伸进去，点着了当灯用。北大荒的生活开始了。
我开始对那个生活相当不适应，尤其不适应那高粱米，其次是苞米面；第一次吃真是咽不下去，我一个馒头能吃一个小时。不过那时我们青年学生听党的话，再艰苦不放在心里面，怎么艰苦都不要紧。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太好用了，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你指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扎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忍了。干活累了，我就唱歌给大家听，因为文化生活太贫乏，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选集，我能唱歌，爱唱抗战歌曲，很受大家欢迎，有时也唱苏联的、英美的歌曲；记得唱的最多的一首歌叫做《葡萄架下歌舞欢天》。
父亲是国民党，不管是抗日也好不抗日也好，到底是国民党的军官，那时候是一概而论了，父亲是国民党的，有个哥哥又在台湾，尽管他没打过共产党，他是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