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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危急时候，弘历继位为君了。他当机立断，迅速采取了四大措施。一是连下上谕，力主用兵，强调征抚，坚持将苗疆改土归流进行到底。二是严厉斥责钦差大臣张照假传先帝圣旨，宣扬丢弃苗疆，“扰乱军务，罪过多端”，将其革职下狱，在政治上统一了朝廷坚持对苗变用兵的思想。三是更换统帅，惩办失职文官武将。他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将玩忽公事，轻视民命，稽迟军务的贵州巡乾隆大阅图抚元展成、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等大员革职解京严审定罪。四是严明军纪，禁止滥杀，招抚归顺苗人。经过一年的征抚，终于平定了苗疆。
乾隆帝为了根除苗变的发生，果断地在苗疆实行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新政策，即免除苗赋。他特别颁发了《永除新疆苗赋》的圣旨说，“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这样，苗民“既无官府需索之扰，又无输粮纳税之烦”，各自耕田凿井，“乐其妻孥，长其子孙”，便不会舍弃安居乐业而生变乱了。
另一重要措施是尊重苗民风俗。他宣布，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大不相同，今后生苗中“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生苗与汉人及熟苗争执的案件，有关官员必须秉公审理，不许生事扰累苗民。
乾隆帝还在苗疆大兴屯田，设立屯军，开垦荒地，又谕命谨慎选任苗疆官员，安抚苗民。这一切，对苗疆产生了积极促进的影响，贵州元旦开笔使用的金瓯永固杯
苗疆基本上安定下来了，生产也有了发展。乾隆四年古州镇总兵韩勋奏称，过去苗疆不产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芝麻，“今岁俱有收获”，屯军和苗民的田地，早稻晚稻都获丰收，屯军苗民俱安居乐业了。
乾隆又抓紧办理与准噶尔部议和之事，这是雍正帝给新君留下来的难题。雍正帝曾经好大喜功，派遣大军进攻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可是由于形势判断错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又委用庸将傅尔丹为大帅，调度无方，于雍正九年六月惨败于和通泊，两位副将军和几位参赞大臣阵亡、自杀，一万大军只剩下两千人。准噶尔军乘胜进击，清军抵挡不住，幸亏喀尔喀蒙古郡王、额驸策凌率领本部蒙古健儿奋勇迎战，两次大败准噶尔军，才挽转危局，把敌军挡在境外，保住了清朝北方和西北地区。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明黄缎绣金龙朝袍
惨败之后，雍正帝清醒了，知道准部强大，不能进攻，而为了防御敌军入侵，十万清军及十余万役夫长期屯驻边境，年需军费上千万两，几年之内用银多达五六千万两，国库“动支大半”，实在承担不起，因此雍正帝决定停止用兵，与准部议和。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也因两次大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元气大伤，愿意休战，故从雍正十二年八月起，双方开始谈判，几经商讨，雍正帝基本上同意了准汗的要求，仅作了一小部分的修改，遣使告诉准噶尔汗。准部尚未回答，雍正帝即已去世。
乾隆大阅铠甲乾隆帝继位后，确定了对待准噶尔部的基本方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他认为，从“眷爱生灵”使兵民不致于劳累伤亡和保证国家钱粮两方面考虑，必须“息兵”，不能兴兵。对付准部的最好办法，是固守边疆，敌兵到来则全力痛歼。边疆既固，准军不能入侵，必会求和。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对促进西北息兵讲和，起了重大作用。
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本来已经决定与清朝划界议和了，这时突然传来雍正去世的消息，便想乘机施加压力，要求领辖更多的地区。他推翻自己过去的划界提议，要喀尔喀内徙，要得到整个阿尔泰地区。
乾隆帝坚决拒绝了准噶尔汗的无理要求。在晓谕准噶尔汗及其使者敕谕中，他明确宣布，必须按照清朝的方案来划定双方的界地，不划定界，就不能“通市”。清军牢守内地边疆，不会出兵远征，准军如果冒险入侵，必然失败。
乾隆帝又继承了皇父优待喀尔喀策凌额驸的遗规，厚加赏赐，并亲写手敕，告诉额驸说：“所有军务，惟尔是赖。”策凌更加感谢皇恩，坚决效忠。
准噶尔汗既不能吓住清帝，又不能诱使清军远征而设伏围歼，额驸策凌又忠于清帝，无法长期僵持，只好放弃吞并阿尔泰山以南地区的要求。于是，以阿尔泰山为界，双方划界议和了。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以上政尚宽大，革除弊政，用兵苗疆，议和准部，使政局较前平稳，人心更加安定，军费大量减少，为乾隆帝进一步发展经济，整顿吏治，促成“大清全盛之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免赋最多的天子
要想知道一位皇帝是好是坏，还是庸碌之辈，比较简单的检验方法就是看其对赋税的态度，是加赋，还是减赋免赋。历史上被人们公认的英君明主，没有一个是横征暴敛之君，他们最基本的一条德政就是减赋蠲税，轻徭薄赋。
在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乾隆是很有作为的。他认为“民为邦本”，本固才能邦宁。治国之道，“莫先于爱民”；而爱民之道，“以白玉“德日新”玺减赋蠲租为首务”。因此，他多次地、大规模地减免国赋。他在即位之初大赦天下的恩诏中，就宣布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的欠赋，仅江苏、安徽就免了赋银1010余万两。此后的63年里，他以“灾蠲”、“恩蠲”、“事蠲”、“逋蠲”等名义免除的赋银超过一亿两以上。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六十年五次下谕全免天下一年国赋。他于乾隆十年正月初六日下达的第一道上谕中讲道：要想海宇（yì）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安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皇祖屡蠲租赋，又特颁恩旨，“将天下钱粮普免一次”。朕欲使黎民均沾恩泽，特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钱粮，通行蠲免。
从这道上谕，结合五次普免全国钱粮的具体情形，可以归纳出五免天下钱粮的四个问题。
其一，效法皇祖。乾隆对皇祖玄烨十分崇拜，常讲“以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以皇祖为楷模，效其所行，法其所事，达到皇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功勋更著，是他毕生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皇祖曾经普免天下钱粮一年，他也要这样做，而且具体实施办法也仿其例。当年因为一年之内全免各省钱粮，对国家财政影响太大，承担不起，遂改为三年轮蠲，第一年免若干省，第二年再免若干省，第三年免前两年未免之省。这次乾隆也是这样做的，将各省分作三批，乾隆十一年全国应征田赋丁税银2824万余两，十一年免江苏等十一省赋银1042万余两，十二年免广东等省赋银862万余两，第三年免剩余的山东等省赋银919万余两。
其二，知难而进。普免全国一年钱粮，并非轻而易举，没有很大的勇气，是不能行此特恩的。虽然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国库存银有所增加，乾隆十年库银有3317万余两，但全国田赋、丁银、盐课、关税，一年只有4000余万两，其中田赋丁税占了将近四分之三，而每年官俸、兵饷、河工等项额定支出多达3000余万两，万一遇到大灾或大的用兵，动辄需银几千万两，便会入不敷出。因此，御史赫寿上疏谏阻，力言“不应蠲免一年钱粮”。乾隆览疏大怒，下谕痛斥赫寿“悖谬已极”，重申本固邦宁，“朕以爱养百姓为心”，故要普免天下钱粮。这样一来，制止了反对普免的浮议。
其三，青胜于蓝。乾隆不只简单地重复皇祖做过之事，而且是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一是皇祖是在即位五十年并且国库充盈，存银多达500《京畿水利图》
第一部分：免赋最多的天子清人《清明上河图·水运商贸》
余万两之时，才下谕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而乾隆帝却是在登基之后仅仅十年，便下谕全免一年田赋丁税，此时国库存银才3317万余两，不如皇祖时富裕。二是皇祖只免正额赋税，而乾隆还免除了历来不在蠲免范围内的甘肃“番粮草束”，福建台湾的“夷米”，陕西、西宁的“马贡”等十多种名目的征派。三是康熙帝只下了一次普免特旨，乾隆却连免五次，普免次数之多，不仅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中，也是空前绝后的。
其四，理财方针好。乾隆在第一次普免谕中说道：“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过了25年，他又在乾隆三十五年第二次普免钱粮谕中更明确地指出：“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ｂù）屋自为流通。”这实际上是说要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这才是最好的理财之道。历代几百位君主中，能有这样想法的皇帝太少了，将它落实于行动，多次全免钱粮的天子，更是少而又少，也可能就是乾隆这一位了。
清人《清明上河图·水运商贸》
乾隆帝还三次下谕，全免八省漕粮。“漕粮”是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八省正额田赋中运往北京“京仓”和通州“通仓”的那部分粮食，供京师帝王官将兵民食用，每年定额400万石，另外，江苏、浙江两省还要运送白粮99000石。
每年额定漕粮400万石和白粮99000石，本身就是十分庞大的数目，百姓的负担本来就很重的了，可是，更加苦累黎民的是，漕粮的实际费用远远超过非漕粮的400万石正额田赋。因为，一般的正额田赋是收银子，百姓到州县交纳钱粮时，不包括官吏的额外苛索，大致是一两正赋银要交银子1两1钱至1两2钱（那多交的1钱2钱是正赋银的火耗），就算交清了。但是，漕粮就不同了。这400多万石“漕粮”是粮食，是要运到京师的，这上千里到几千里的路程，需花多少运费？需交多少打点费？这笔开支非常大。
姑且不说贪官污吏的额外盘剥，就是按照官府的法例规定，每石漕粮就要另外征收多项银米。一是“随漕正耗”，每石加征耗粮3～4斗。二是“随漕轻赍（ｊī），易米折银”，每石征米2～3斗。三是“随漕席木板片”，每年征收10～20万两银。四是“赠贴银米”，乾隆刻本《永定河志》
每石漕粮大约征银4～6钱。五是“白粮耗米”，每石加耗三四斗。此外，还有“行月”、“羡银”、“厅仓茶果银”等等名目。大体上，这些“耗米”、加派，每年多达七八百万石，两倍于正额漕粮。
由于“漕粮”是供京师帝王官兵食用的，因此一般是不能蠲免的。康熙帝这位以“蠲租为第一仁政”的天子，鼓足勇气，才于康熙三十年特下上谕，蠲免一年漕粮。“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效法皇祖的爱民之心，分别于乾隆三十一年、四十三年、五十九年三次颁发了全免八省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