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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时代，南书房的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清人吴振《养吉斋丛录》曾述及南书房在中央政权中的重要位置：“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清宫南书房林视草。”清人震钧《天咫偶闻》也述及南书房的重要职掌：“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南书房设置之前，主要的中央权力机构是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国议）和掌管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内阁。这时皇权还不十分集中。康熙帝为了整个清朝统治的需要，设置了南书房这个中枢机要秘书机构，来分夺国议和内阁的权力，以加强皇权。南书房的地位和职掌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与国议和内阁并峙而且更加重要的机构，成为康熙帝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
由于南书房是御用机要秘书机构，所以具有机密性质。史书说它“地分清切，参与密勿”。如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圣驾（康熙帝）在外，南书房绝无人到，极为隐秘”。南书房行走供职时也都“慎密恪勤”，格外小心。
南书房的设置，是清朝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的前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实际上，军机处的某些特点，如地位显赫但无决策权，机密性质等，南书房都已具备。南书房又是康熙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士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的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才人学者。入直南书房的王士祯为诗坛一代宗匠，朱彝尊与王士祯并称朱王，方苞是桐城文派创始人，沈荃经术湛深，戴梓是很高明的天文算学家，等等。
南书房能集中这些人才，体现了康熙帝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他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标准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惟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查慎行入选因其是著名诗人，“名闻禁中”；高士奇出身寒微，曾“鬻字为活”，先被荐入内廷当了詹事府录事，后加内阁中书衔入直南书房；何焯因“通经史百家之学”被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入直南书房；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下过刑部大狱，但因“圣祖（康熙帝）夙知苞文学”而入选。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或亲自考察，或询于他人。如选拔张英，“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于是入选。选拔王士祯时，康熙帝问某大学士：“‘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言。……入直南书房。”方苞入直，也经考试。《养吉斋丛录》说：“圣祖时尝召方苞入试南书房，是书房之试相沿久矣。”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不时咨询”，为的是“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惟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择才的严格和慎重，及他对汉族士人的高度重视。
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接受比本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族文化。康熙帝设置南书房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汉族士人学习汉族文化，其中包括语言文字、经史百家、书法绘画、天文地理、算学几何、典章制度、历代统治经验等多方面的内容。南书房行走要奉命讲诵经史，考订文章，抄录经典，纂辑讲章诗文。康熙帝为人勤奋好学，在南书房行走的辅助下，他阅读了大量经史文学典籍和自然科学书籍，通晓了汉族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君主。他很赞赏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南书房行走，曾说：“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
南书房行走与一般朝廷官员不同，虽然身居高位，但不过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工具和伴读的书仆，所以非常辛苦。如康熙帝选中张英、高士奇后，为了传唤方便，命他们从外城迁居内城，其中张英被赐居紫禁城西安门内，常常“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高士奇“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盖一刻不敢离左右矣”。据载，“帝至南书房，则供奉者出立门外，呼某人入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伴读时“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腿不得屈伸”。有个南书房行走曾奉命抄写全本《华严经》，累得直叫苦：“伺候时立得足痛，抄录时写得手痛，此苦岂外廷所知。”
南书房在清朝的职能和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清朝政局的变化和清帝的需要，前后有重大变化。大体说来，在康熙朝，南书房既是康熙帝的书斋、课堂，也是为他服务的机要秘书处，更是他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康熙朝之后的雍正朝，设立了军机处，南书房就逐渐失去了中枢机要秘书机构的作用，成为专门侍奉皇帝读书消遣，专司文词书画的文学侍从了。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3节 人称“二爷”的仆人
看门的乃是一个半痴半跛的五十岁老奴。班役高声说道：“有客来拜，这是帖儿，传进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个钱，递到手里，说道：“这是你的门包。”老奴咥（xì）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
长随俗称“二爷”，是官场中雇用的仆人，是为官员办事和侍候官老爷的。长随的种类颇多，有司阍、签押房诸行、跟班、管厨、司仓、办差等。其中，以司阍和签押房的稿签两种最重要，以跟班最会侍候老爷。有些长随一方面是官仆，一方面又有自己的仆人——“三爷”。下面着重谈谈司阍、签押房稿签等行、跟班这几类长随和三爷。
一、司阍
司阍即负责官署和官宅门房（传达室）的仆人，又叫门丁、门上、门口、门政、门二爷、门公、阍人、阍者、收发、传达。司阍的职责包括：传宣长官命令、传递进出公文、接待来访宾客、稽查家人出入等。他们是官员的心腹、耳目，是官衙、官宅的咽喉。官员对司阍的要求是：必须明白事理，忠诚老练，不出差错和事故。他们又是官场的消息灵通人士，对长官的日常行动都能掌握，对官场的各种消息、情况也都较为熟悉。
司阍对于清代吏治曾起过很坏的作用。汪龙庄说：“官声之玷，尤在司阍。”又有人论道：清代“吏治之坏，半由于此（司阍）”。谚云：“宰相门前七品官”、“大人好见，小鬼难挡”，司阍就是掌握着官衙、官宅门权的“七品官”和“小鬼”。他们常倚势弄权，贪婪营私，或索要门包、刁难来客，或勾通司印（长随的一种），伺机舞弊，或于内外之间作梗，延滞往来行文，有的还蒙骗长官，无所不为。这里主要谈索要门包、刁难来客的情况。门包又叫门礼、门敬，是来客送给司阍的进门钱。门包在清代极为流行，成为登门谒官的必要手续。门包或交现银，或以封套装上银票，上写“门敬”、“门礼”字样，其数量不等。清代大诗人、京官查慎行在日记中曾写到门包的数量：“三月初五，早出前门，视泽州陈师母寿，杯分二两，门包三钱。”泽州，指大学士陈廷敬，查慎行给他的母亲拜寿，进门时要向门房交门包，银数为三钱。照此计算，如果来拜寿的是一百个客人，那么门房就要收三十两银子，这比查慎行的俸银还要多。有的司阍对门包的质量、数量有严格要求，达不到便不接受。如某总督的司阍要求门包银必须是库平足色，不要洋元，送时当场在门房验看，不合格便立即掷出。有的司阍索要门包层层加码，使来客叫苦不迭。如某臬司谒上司，司阍索要门包，问需多少，答曰一百，于是臬司送来一百圆钱。但司阍说不是一百圆钱，是一百两银，于是臬司又送来一百两银。司阍又说，还须送“小门包”，数为正项门包的十分之一（十两）。臬司见到上司后抱怨说：“请大人明定门包章程，体恤属员。阍人索要门包三次，种种刁难，让人怎么受得了？”清代北京的官宅最多，其司阍尤恶，他们对于来访的客人，不仅必先索足门包才代为通禀，而且对于徒步来访的客人往往薄其穷酸而不给传递名帖，有时还因自己懒得动而对要谒官的客人谎称主人不在家。清人施闰章《蠖（huò）斋诗话》说，京师执政巨公，自己并未坚拒客，而是司阍“例索门包钱，拒士不得见”。有人题诗云：“吐握风流颇渴贤，祢衡怀刺竟难传。调羹叉手中堂坐，只为阍人苦挣钱。”道出了官宅难进，主人难见，司阍难应付的状况。在清代小说中，常有司阍索要门包，刁难来客的描写，皆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歧路灯》里有段描写非常生动：谭孝移带着跟班（班役）拜谒吏部官员柏永龄，柏宅“看门的乃是一个半痴半跛的五十岁老奴。班役高声说道：‘有客来拜，这是帖儿，传进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个钱，递到手里，说道：‘这是你的门包。’老奴咥（xì）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原来二门内，锁着一只披毛大狮子狗，老奴抱住狗头，说道：‘你们过去罢。他不敢咬，我蒙住他的眼哩。’”晚清有的戏班还将司阍索要门包之弊编入戏文，加以讽刺。有一次张之洞看戏，演的是范蠡献西施的故事，当范蠡到太宰伯噽（pǐ）府第时，投刺二次，司阍不理，后递上门包二千两，司阍马上代为转达。看到这里，张之洞失声大笑说：“太恶作剧，但真是今日京师现形记呀！”
在司阍中，旗人官员的司阍有点特殊，即权力尤大。由于旗人官员多颟顸昏庸之辈，所以对司阍甚为倚重，又受其支配。陈恒庆《归里清谈》云：“旗人作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端方是旗人，对旗人官员听命于司阍的状况感受尤深，且非常厌恶。一次同僚聚饮，端方乘醉骂道：“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皆请教于门政。门政即是爸爸。”吴趼人的小说《糊涂世界》对旗人官员“门权最重”的情况有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
二、签押房稿签等行
签押房是州县衙门中掌理刑名钱谷等事务和案件的机构，所办之事包括编查保甲、访拿讼师、奏销钱粮、奉宪采买等等，地位十分重要。签押房具有机要性质，房内重要文件很多。一不可令人翻看，怕错乱；二恐小人抽换。时人称签押房犹如中央的军机处。与被称为“外咽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