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一位女记者写了篇新闻稿，李锐到晚班编辑室看大样时，觉得没有写好。上晚班的都是男同志，李锐便用过去长沙男学生开玩笑的“口标”说：“××这条新闻，真是鸡巴没有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巴毛。”正好那位女记者推门进来，恰恰听到这一句，也听到了当场爆发的哄笑。李锐一抬头，马上觉得失了言，连忙说：“××不要误会，我是说，鸡婆没有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大家更加笑得一塌胡涂。
又比如，某次吃饭的时候，有人说没有在座的某人“抢菜”，说个没完。当时实行供给制，二六一号楼下楼上大厅都作饭堂，八人一桌，另有机动席。李锐吃小灶，但偶而也在大厅和别人一道吃听到这话，便笑着喊住他：“×××，你说某人吃饭抢菜，他当然是抢菜的，但别人认为你也抢莱呀；某人却没有当你不在的时候背后说你抢莱，这大概就是你和他在抢菜这件事情上的优劣之分吧！”
这些故事，多是事后听来，可能会有些走样，越说越走样恐怕也不可避免。但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昧，而说者听者当事者都能持认同以至欣赏的态度，这就十分难得。盖四九、五零年间机关的气氛本来如此、而李锐的个人魅力，也是使别人能够如此的重要原因。他首先是才足以服众，又能将自己置于和员工水乳交融的状态中，故能坦荡直率，以赤子之心相待，使群众对之毫无反感，即使话说得有点过火，或者出之以戏谑，也都能够被善意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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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对李锐产生好感，也是由于事后听说的一桩小事，但因其与自己有关，便不会像听别的故事那样，欣赏过后便高高挂起。
那是在我下乡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下乡一行四人，两“老”两新，先在榔梨市附近搞了个把月。后来一分为二，我跟“老”中之一到了河西望城坡。在那里，我写了一篇通讯稿寄回报社，几天后便登出来，在乡下也看到了。回报社后，才知道这篇通讯稿的见报经过一点小曲折。据告知我的人说，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李锐上晚班看大样时，对一篇通讯稿不满意（这种情形是常有的），说：“题目是好，文章却没写好；撤掉它罢，又舍不得这个题目。”旁边有人见他踌躇，便说：“同样题目的稿子，倒还有一篇，是不是用它顶上？”李锐要去一看，说：“就用这篇，赶快去排。”
这篇就是我从乡下寄回的那一篇。刘音其时还在新干班学习，见到登出的通讯后，高兴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一九九九年新干班五十周年纪念开会我们见面时，才复印给了她。
上晚班时有什么意见，李锐常常用红笔批在大样上，第二天在饭堂里贴出来。听说，关于这件事，李锐批了很长一段话，意思是选用稿件要看文章，不要看作者的名字；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云云。
“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对上半句话我一直表同情，虽为此受过讥讽，仍不想改口。文章除了被迫写的以外，总要自以为弄好了才会拿出来，别人认为好不好是别人的事，能够说好自己当然高兴，此亦人之常情，用不着矫情或故作不情吧。
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李锐便有了一种个人的好感，也就是知己之感。但我却从未为此问过李锐，更未借此主动去接近他。
李锐在《新湖南报》大概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调到省委去了。我只留下一本《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的“初印本”，可说是他的纪念物。这本书只在报社工厂排印几十本，并未公开发行，是作为“征求意见稿”而印的。牛皮纸封面，大十六开，版心却是小三十二开的。作者在“前记”中写道，上下左右多留空白，是为了让审读者批注；还开列了为写此书采访过的人的名单，其中有我父亲的朋友陈书农，五八年我被逐出报社后便租住在长沙市教育西街十七号他家院子里，还有两名“在押反革命犯”彭国钧和熊梦飞。书可惜在“文革”中被拿走了，不然倒是李锐著作的“珍本”，大约连他自己也未必还收得有。
反正从五零年冬最多五一年春天起，我便没再见过李锐。这一别便是三十年。三十年中，我和他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故，但对他的这一点知己之感却始终存在我心中。
三十年后，我从劳改队平反出来，第一件事是要找回流落到内蒙古达尔罕茂名联合旗去了的女儿。她在那边已结婚生子，一家人弄回湖南有很大的难度。作过许多努力，包括找到省委负责人陈情，但在湖南仍无法彻底解决。之后，已经调北京的柳思为我去找李锐。柳思告诉我：“谈起你，李锐同志还有印象。他说，这完全是反右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应该落实政策嘛。周惠现在在内蒙，我给他打电话。钟叔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也是他该还的一笔账。你叫钟叔河写份材料来，反正他又会写。能来北京的话，也可以到我这里来一趟。”
于是，一九八零年初，我因往北京访书，便由柳思带着，到木樨地“部长楼”重见了阔别三十年的李锐。此时他已调中组部，正管着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原来在经武路，十八岁的我看三十二岁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却无从亲近；如今五十岁的我看六十四岁的他，层次虽仍悬隔，却因同历沧桑俱生白发，可谈的话反而多了。我正在策划《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黄遵宪、曾纪泽等人的出国载记都在编述之列，这些人又都是湖南以至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脚色，对此李锐和我都有说不完的话。还是柳思先提起我女儿的事，给周惠的电话便是当着我和柳思的面打的。总之问题便由此解决，我和妻对此当然感激。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老社长 下
上面谈到了李锐为我做的两件事。批发通讯稿，在他不过日常工作百忙中之一小事（我曾多次见到他批过的大样，四个版上密密麻麻好多条），也许事后很快便忘记了，却给了我做文字工作的一点兴趣。本来没准备在报社呆好久的，这时却打定主意呆下来了。至于李朱走后连年挨整，那是在别人手下的事情。至于为我找回流落到内蒙的小孩，在他也觉得是落实政策应该做的，妻和我却得以医治了心头最深痛的创伤，使我彻夜为之不能成眠、妻泪水为之湿透枕巾的悲哀得以稍息，实在难忘。
我不大能够旅行，近二十年中仅到过北京四五次，但只要李锐在京，必定要去看望。他到长沙，也总要着人通知我，设法相见，互相讨论，并请我吃这过几回饭（我则对不起，没请过他一回），既畅且欢。这时的我，总不免忆及魏武《短歌行》“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的句子，诗中表现的这种情感总洋溢在心头，不过嘴上没说出来罢了。
若要评说李锐其人，一下子反而好像无从说起。想来想去，只有借用李锐八十岁时那副见者无不称赞的寿联：
庐山雾瘴巫山雨，
吏部文章水部诗。
这样的联语打死我也做不出，但它既工且切，确实佩服，深表同意。
吏部和水部都是李锐做过的官。中委、中顾委按理说不是官，地位却更高。寿联的作者却不是因为这个官才念之敬之，而是因为此吏部有文章，水部有诗。不然的话，历届委员、吏部、水部，名字多得记都记不清，数也数不全，何必提起。至于在省里时当过的社长、局长、部长，则群“道”如毛，更无足数，虽然二十年来我们一直称他“老社长”。说句不大恭敬的话，这文章和诗其实也未必写得如何特别好，可贵的是从庐山雾瘴中来，看破并揭穿了这重雾瘴；而巫山的雨汇成大水，泛滥成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却能挽狂澜于既倒，即使力有未逮，凭这份心志也就算得上中流砥柱，可敬可钦了。对于我这个不贤只能识其小的人来说，特别欣赏的还是诗文中有时捎带的一句半句“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和“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之类教人哭笑不得的警句，正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于是我心目中的李锐何止可钦，简直可爱矣。
清人管同云：“古之所谓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李锐以研究毛泽东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而树立了学术上的地位，世界上都承认他，历史上也会站得住，这是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的大好事，也就是立了德；我却是个不研究政治，尤不喜谈政治的人，于此没资格评论。在事功上，李锐的大贡献是论三峡工程；我又不是学工程的，虽然从五八年到七九年整整画了二十一年工程图，若不如此折腾，真不知会多读好多书，多写好多字，但不过借以活命，故亦无评论的资格。所能够感知的，就只剩“又其次”了。
即使在立言方面，我也没有本事像作序跋写书评的人那样讲出许多大道理。最为拜倒的文章，却是他最近发表在《同舟共进》上的一次“上书”。“上书”为昭明太子所定文体之一，《文选》编为第三十九卷，当然可以算是“言”。尤其是其中那首“改唐诗”，刻画拼命争宠卖娇、力主大干快上的人，真是淋漓尽致，够得上《长恨歌》原作的大师级水平。读后不禁莞尔而笑，原来“老社长”尽管风云际会成了政治人物——政治学者，骨子里却依然同我们一样，还是个喜欢耍笔杆子的书生，有那么单纯，有那么不怕祸隙，有时候也还有那么一点子顽皮。
六官粉黛无颜色，
三峡工程有问题。
作得出这样一首无情对，真是够损的了，此其所以为李锐欤，未可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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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那位母亲和写母亲的女儿，我的所知却几乎等于零。四九年至五零年在经武路二六一号，李锐住在楼上一套夹正房里。我从五零年三月起，即在楼上饭厅吃饭，在楼下一间后房中做事，吃饭前后见到李锐时不少。他很得意地从地主家书中发现了“买的买点，占的占点，骗的骗点”这段霸田霸产的自白，拿来作土改宣传的好材料，编发稿件的具体工作便是我做的。他对下属工作上要求极严，语气却不乏幽默诙谐，日常生活也不高高在上，我却从没有听他谈过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那时范元甄也住在报社，但我极少见到她，偶而碰面，亦未留下“美人”的印象，更没见过她和小孩在一起。“六指子”（李南央的哥哥）时约三四岁，倒常在楼下各处转悠，抱在通讯员手里时居多。有些同志喜欢抚弄他，虎头虎脑很懵懂的样子。我因素不喜“呵”小孩，更不喜“巴”领导，所以一次也没有去逗过“六指子”，更不要说小妹妹了。李锐和我是平江同乡，他的姐姐又是我两个姐姐的体育教师，要套近乎的话，那时跟他还是有话可说的。
在通讯员和部分南下女同志中，有时也悄悄传说过“李社长怕老婆”之类的话。这和我心目中李锐的形象联系不起来，偶而想想，也许是“一物降一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