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立法——进步主义阴暗和肮脏的一面——却是另一回事了。罗斯福初到奥尔巴尼时，对劳工问题的观点（如果说他有什么观点的话）是家长式的乐善好施观点。他赞成援助进入纽约市的外国海员；他主张给予家境贫困的孩子们以更纯净的牛奶。他坚决反对制定法律使工会的抵制活动取得合法地位；在关于赔偿工人所受损失和采取措施禁止十六岁和二十一岁的男青年每周工作超过五十四小时这两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暧昧。但在以后的两年中，他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不但支持五十四小时提案，而且在就这一提案进行辩论时，他占住参议院的讲台就鸟的问题大发议论，直到能把“大个子”蒂姆·沙利文从床上拖起来投了他那关键性的一票才结束了讲话。他不顾部分选民的反对，宣布赞成制定法律使工人获得补偿。到了１９１３年２月，他表示愿意在一次关于立法的意见听取会上发言，赞同由工厂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全部三十二项提案。
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这不能归因于罗斯福的基本社会观点有所变化，因为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毋庸置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受了堂叔西奥多的影响。他的这位堂叔在１９１２年年中大张旗鼓地支持以下措施：给予工人以补偿，限制劳资争议的命令，为妇女儿童制定社会福利法规。同时，罗斯福在态度上的变化和当时的气候也有一定关系：在１９１２年的选举中，美国发展的前景是进步的辩论和行动正逐渐达到高潮。这种变化还由于罗斯福认识到，他的那些坦慕尼同事们，尽管有各种弱点，但就社会主义而言，其关心的程度并不亚于他本人。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参议院进行的调查，所作的报告和展开的辩论给了他一次生动的、严厉的教育，使他看到了“另一半人民”的生活状况。
参议院的全部经验对罗斯福来说的确是一次政治教育。他向史密斯和瓦格纳这些奥尔巴尼的政界老手，向报界人士，向院外活动集团的说客，向州政府的官员们学习，而且进步很快。他掌握了耍政治手腕的诀窍：怎样避免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表态以免卷入毁灭性的地方纠纷；怎样和本地的党魁们打交道；怎样处理人员任免权而不树敌过多；怎样引起公众的瞩目；怎样答复对你缠扰不休的信件等。尤其是，他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家们必须获得的教训：政治斗争不是在两个对立的政党之间、正确与错误之间、忠实于头头的党员和不忠实于头头的党员之间进行的单纯的和双边的斗争，而正像希恩事件一样，它是牵涉到许多方面和触及许多人的利益的一场多边斗争。例如，一项简单的农业提案不仅牵涉到个体农民，而且牵涉到县的农业团体、罐头食品厂、大学教授、商人、铁路和政府官员。在这些集团之间，甚至在它们的内部，都可能在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
有时，受教育要付出痛苦和代价。坦慕尼如果想要挫败这个年轻的参议员，他们仍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罗斯福在１９１１年末期，在改革派的支持下，攻击由坦慕尼赞助的授予纽约市的一项特许状。参议院内的阵线分明。罗斯福有否决这个提案的能力。但是，坦慕尼从后面包围了罗斯福：威胁说它要重新划分议员选区，把达切斯县划入共和党人占绝对优势的区域。罗斯福在压力之下动摇了。他表示赞同这项提案。后来，由于进步人士的抗议愈来愈强烈，他又对提案持反对立场。罗斯福发生动摇也不仅限于这一次，例如在他试图权衡自己的政治野心的反常的和相互矛盾的因素时，在权衡正确行事的各种不同的原则时，在权衡两党的州领袖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在权衡他的选民的福利时，在权衡区、州乃至全国的各式各样的公众舆论时，也还有过这种情况。
有人认为，沿着政治阶梯爬上总统的宝座，主要是靠运气；在一场不可预测的竞选中获胜的人只不过是掷骰子掷到了好点子。这种理论完全适用于罗斯福：他的财富、名声、家庭关系和仪表都是外界赋予他的；而且他侥幸在两个民主党获胜的年头参加竞选。但他也有倒霉的时候。１９１２年，在重新竞选州参议员的活动达到高潮时，他身患伤寒，无法把竞选进行到底。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他招请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为他竞选。豪是纽约《先驱报》驻奥尔巴尼的记者，也是在州议会周围活动的一个不大重要的政治掮客。其人身材矮小，像只雪貂，不修边幅，看起来像一个刚从卡茨基尔洞穴里钻出来的侏儒。１９１２年他正失业，因此，对于一个他认为在政治上可能有锦绣前程的人，他乐于为之效劳。埃莉诺·罗斯福一开始就讨厌这个小个子，好多年来仍是如此。然而，她的丈夫却认为这个人可以发挥许多作用。罗斯福患病卧床期间，有时对选举结果失去信心。但是，豪却以他那特殊的才能、丰富的想像力和狡诈的手段，将预选运动进行下去。他拥有大量的经费，便以罗斯福的名义向全区的农民发了几千封“亲启”信。他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他鼓吹罗斯福为了他的选民的利益曾提议过的——或将要提议的——一切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把赫得逊河沿岸捕鲱鱼的渔民们的捕鱼牌照税降低，并制定法律使种苹果的农民使用标准化的水果桶。他出面应付那些忠实的民主党人的种种怨言，如责怪罗斯福处理任免权的做法以及对坦慕尼的态度。
《致果农们》
在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以后，我深信把１７１—８英寸的桶作为法定标准桶的现行法律，对果农们来说，是不公正的，也是难以忍受的。
我保证，我将提议并努力争取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标准水果桶应为１６１—２英寸。
这种桶应作定标准桶，并应标上“标准水果桶”字样。
这个修正案的公正原则十分明显，因此，我肯定认为它将获得通过。
我愿对哥伦比亚县民主党的议员候选人亚历山大·胡佛先生表示感谢。他本人也是一位有经验的果农。我感谢他极其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向我提供了有关的事实情况，使我确信这项法律必须加以改变。
胡佛先生掌握了具体了解的情况，而我在议会工作的两年期间，在克服委员会成员们的说客为了阻挠这项提案而在议会中设置的障碍方面，也积累了经验，依靠这两个条件，我肯定认为这个错误会得到纠正。
第二章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州参议员候选人
另：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他要为某事而奋斗，那就意味着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一点你们都很清楚。
豪使用的一些手法是他独出心裁的。例如，他谴责罗斯福的对手，一个名叫雅各布·索瑟德的银行家兼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董事长，说索瑟德在竞选运动中没有访问哥伦比亚县；他大手大脚地把五万元一张的支票发放给几十名竞选工作人员；他用狡猾的手段在共和党人中间进行挑拨离间。但是，他的策略主要还是他的首脑两年前使用过的策略：宣传罗斯福的农业进步主义思想、他的两党关系的论点、他的反对“头头专断”的主张以及他对他的选民们的具体需求的关注。
这种策略又一次奏效了。罗斯福获得了１５，５９０票，而索瑟德则获得了１３，８８９票，公麋的候选人乔治·沃斯勒只获得了２，６２８票。他在他的选区所获票数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多８００票。沃斯勒在这个选区比西奥多·罗斯福少得１，４００票。肯定地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的票数比他所有的对手的票数总和只少一千票左右。但如果是一场纯粹的政党之间的争夺的话，沃斯勒的选民至少有一半要改投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票。一位细心的观察家估计，每个选区平均有八个民主党人背弃了罗斯福，但有三十个共和党人转而投了他的票。
１９１３年１月，新选出的参议院召开会议，罗斯福在会议上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地参加工作。民主党人在１９１２年竞选时获得大胜。他们在两院中都获得多数，并在州长竞选中也获胜。罗斯福此时已担任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履行他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他曾答应解决纽约市的代销商收购农民的农产品的价格与这些商人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之间发生的巨大差距问题。罗斯福立即提出一项措施，它通过发给许可证，进行检查和公布情况等办法来控制推销商。豪这时已成为罗斯福的院外说客，为了使这项提案顺利通过，他正在对格兰奇在各州的组织进行游说。与此同时，罗斯福在议会大厦召开意见听取会。他在利益集团政治活动方面接受了一次生动的教育：出现在奥尔巴尼的推销商有二百五十名，但实际上没有农民。罗斯福对他的提案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但对推销商们也愿作出若干让步。
罗斯福还提出了其他几项由他和格兰奇以及农业问题专家共同起草的法案。这些法案将使州政府对于进行销售或收购的农民合作协会提供支持；将准许农业信贷银行为改善农业生产发放贷款；也将使州对县的农业局提供援助。在自然保护工作方面，这位参议员也持有先进的立场。他支持休斯和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分子为开发本州的水利资源所做的努力。他也为扩大州政府对造林事业的管理权而奋斗，但由于遭到伐木业的强烈反对，他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
参议员罗斯福在有关农业和自然保护的提案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他在劳工立法问题的立场合在一起来考虑，这些提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罗斯福在开始实行他的“新政”以前的二十年，是否就已经在农业问题和劳工问题上实质性地向新政的立场过渡了呢？在主要的方面，他确实如此。但是，这种过渡并不是适应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是为了解决他认为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才能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埃莉诺·罗斯福后来说：“那时，他也许还不可能把他的政治哲学发展到完善的地步。”他对“政治科学”的兴趣胜于他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他所说的“政治科学”，其内容就是“如何了解人们，如何影响人们”。
等到这些农业提案交付议会表决时，罗斯福已不在州参议院了。更广泛的活动领域已经向他发出了召唤。
第三章华盛顿：官僚政治家
州参议员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度过的那些岁月中，政治事件纷至沓来。１９１２年初，当西奥多·罗斯福正在稳步向左转的时候，他开始了争取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紧张运动。塔夫脱说：“我并不想展开斗争”但是“困兽犹斗”。虽然西奥多在多数的总统预选中获胜，但是塔夫脱依靠他有权控制在职的代表和党的机构，在１９１２年６月下旬获得共和党的提名。那位义勇骑兵团骑士拒绝给予支持，因此，一位民主党人当选总统的机会便大大增加了。
谁将是这位民主党人呢？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已经作出了选择。他在１９１１年就曾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新泽西州的新任州长伍德罗·威尔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