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罢工工人和破坏罢工的人正在进行小规模的凶狠的格斗，而移民们正拥挤在肮脏的经济公寓里，对这个陌生的新大陆感到迷惘。海德公园人士确实完全不知道某些人会在这些势力的帮助下被推上２０世纪的政治舞台。艾尔弗雷德·Ｅ·史密斯出生在曼哈顿的一幢多家合住的房子里，父亲是联畜运输车驭手，在艾尔十三岁时便去世了。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艾尔当过打扫教堂祭坛的小厮，也当过报童和鱼贩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群山之中，汤姆·刘易斯因为领导一次罢工而被列入黑名单。他被迫流浪，从一个矿井转到另一个矿井，在那可怕的黑名单还没有跟踪到来以前继续做工，挣扎着养家糊口。他的儿子名叫约翰，是个好斗的小伙子，不久就要退学到矿山去做工了。在衣阿华州的西布兰奇，赫伯特·胡佛正在铁路桥边的杨柳树下游泳，用屠夫绳钓翻车鱼，或是给人家捉马铃薯虫，每一百个索费一便士。
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尼河一向以政治动乱著称，在这里，本尼托·墨索里尼在装着玉米叶的麻袋上睡觉。他比富兰克林晚一年出生，是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铁匠的儿子。他被送去上学，在三等饭馆里用餐，十一岁就被学校开除了。８０年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在巴伐利亚边境的一个小镇里，有个男人，五十多岁，长着一张活像兴登堡的方脸，但只是一名小公务员。他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对这个儿子的奇异梦想和艺术爱好却不能理解。阿道夫·希特勒十五岁就成了孤儿，无人管束，不久就沦为流浪汉。同样是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格鲁吉亚出了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就是后来的约瑟夫·斯大林。他肤色黝黑，脸上有麻子，比富兰克林年长三岁。他是个农村补鞋匠的儿子，住在一个透风漏雨的棚屋里，在一个充满着民族与种族仇恨的国度里长大。
第一章种子和土壤
罗斯福有朝一日将在某个政治舞台上和上述的所有这些人物进行较量，而且将会以某种方式制服他们，惟独最后一个人例外。这里出现了在他那充满矛盾的一生中第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人们可以找出种种原因，说明为什么像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翰·刘易斯这样的人物具有强烈的领袖欲。他们在早年都曾经为生活而焦虑不安，到处漂泊，朝不保夕。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对权力进行贪得无厌的追求。
罗斯福的情况却又如何？他不是出生于一个破裂的家庭，也不是在一个饱经灾祸的国家里成长起来的。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家庭不和、物质匮乏和白眼相待。萨拉曾经有一次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嘲笑过他”。他热爱他的父母。他是个独子，因此，甚至人们由于家庭的中心位置被弟妹所取代而普遍经历过的那种失宠的滋味，他也从来没有尝过。他周围的环境根本不强调在商业经营或政治角逐方面必须依靠竞争来取得成就。他将被塑造成一个海德公园气派的绅士。
罗斯福是不是生来就有权力欲呢？他的母亲一直非常重视遗传特性。她认为富兰克林身上有“德拉诺家族的强烈影响。”就罗斯福家族这方面来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经过六代默默无闻的人物以后，“这个专出庸才的家族在第七代中却突然大放异彩，因为它产生了美国历史上两位而不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关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这位政治家的情况，我们能从罗斯福家族的祖先中找出什么线索吗？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同祖先是尼古拉斯·罗斯福。尼古拉斯的父亲在１７世纪４０年代从荷兰乘船来到新阿姆斯特丹。尼古拉斯有两个儿子：长子约翰尼斯（１６８９—？），次子雅各布斯（１６９２—１７７６）。从长子这一世系后来出了西奥多，而富兰克林则是次子这一世系的后裔。
富兰克林的祖辈中只有一位算是有点名气的政治家。此人乃雅各布斯之子艾萨克（１７２６—１７９４）。他是一位生意兴旺发达的糖商，对于歧视他这一行业的英国贸易法毫无好感。他在革命战争爆发后，支持爱国主义分子，协助起草了纽约州第一部宪法，并且当选为第一届州参议院议员。作为州代表会议的一名北部联邦同盟盟员，他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英明领导下，投票修改新联邦宪法，与赫得逊河沿岸的大土地所有者相抗衡。
在这以后，罗斯福家族和政治的关系一代代疏远开来。艾萨克之子詹姆斯（１７６０—１８４７）来到普林斯顿，成为制粮商和银行家，并在纽约州议会众议院，以北部联邦同盟盟员的身份当过一届议员。他开办养马场，在赫得逊河畔的波基普西附近购买土地。詹姆斯的儿子小艾萨克（１７９０—１８６３）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攻读医学和植物学，养牛养马，后来成了达切斯县的一名乡绅。同时，随着世世代代的繁衍，荷兰血缘和英国、德国以及其他血缘相溶合。小艾萨克的儿子和祖父同名，也叫詹姆斯（１８２８—１９００），他是富兰克林的父亲。从遗传特征来说，他已经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了。
“我的儿子是德拉诺家族的人，根本不是罗斯福家族的，”这是萨拉常说的话。果真如此的话，关于罗斯福在政治上获得成就的原因还是无法解释。毫无疑问，德拉诺家族喜欢把他们的家世一直追溯到英王威廉一世和一位在格兰特总统执政时的内阁成员。但是，德拉诺家族的大多数人是不问政治的。他们是船主、商人、投机商、慈善家、企业家或乡绅。他们以作为１６２１年到达普利茅斯的菲利普·德·拉·诺依的后裔而自豪。萨拉的父亲沃伦·德拉诺年轻时在经营对华贸易中发了一笔财，却在１８５７年经济萧条时亏损了大部分财产，遂又回到香港去挽回损失。后来他带着妻子和十一个孩子退居赫得逊河西岸的庄园。沃伦终生是共和党人。他喜欢说，“我不想说民主党人全都是盗马贼，但如果说盗马贼全都是民主党人，似乎也不过分。”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一句玩笑话。他注意不让孩子们接触他的商业活动和他那个阶级以外的人士。
人们曾经说：“德拉诺家族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保持着他们那套生活方式，仿佛身上有一个外壳，它是透明的却又无法穿透。”
谜底仍未揭开。人们无论从德拉诺家族或者罗斯福家族的家系中都找不到有关富兰克林·德·罗斯福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任何征兆。当然，政治手腕不能代代相传，遗传基因也无法将特殊的性格和气质传给后代。但是生物的遗传却不容忽视。它能提供形成个性的素质，又能确定限制变异发生的范围。基本特性，诸如肌肉运动技能和反应速度等，肯定要受遗传的影响，另一方面，像情绪稳定和感情容易激动这类气质上的特点也可能受到遗传的影响。而对于像罗斯福家族这样一个倾向于近族通婚的家族来说，遗传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罗斯福刚出生时，他的未来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在他的祖先身上，如上所述的那些个性种子已经在航海、发家致富和赢得社会地位方面显示出来。在下一代，这些个性种子将在赢得选票和维护权力的活动中呈现出来。种子已经有了，那么土壤又如何呢？富兰克林所处的第一个环境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罗斯福创造的，而他们本身又受到罗斯福和德拉诺这两个家族先代所创造的环境的影响。罗斯福的政治个性和力量是否在这种土壤里开始形成的呢？
詹姆斯·罗斯福１８４７年毕业于联邦学院，四年后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完成学业。他稳步地进入法官和商人的行列。只有一次，他的情况显然是个例外：青年时代，他和一位游方牧师徒步在意大利旅行。他们参加了加里波迪的军队，穿上了红色上衣，在军队里呆了一两个月，然后又继续徒步旅行。詹姆斯通过他母亲家的关系从事煤矿和运输业。他最后当上了德拉韦尔和赫得逊运河公司的副董事长，几家较小的运输企业的董事长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董事。德拉韦尔和赫得逊运河公司的大部分收益都是来自对无烟煤的开采所进行的巨额投资。这些活动给詹姆斯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使他能够在海德公园维持他那个开支浩大却又朴素无华的家。
但是，詹姆斯并不满足于当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他三次在金钱和权力上押了很大的赌注，三次都赌输了。他协助兴办了一家巨大的烟煤联合企业，但在１８７３年的经济恐慌中又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结果，詹姆斯·罗斯福和他的伙伴们由于股东们投票反对而失去了控制权。他和其他一些资本家企图建立一个控股公司，以便控制南方的一个庞大的铁路运输网，但这一冒险事业也以失败告终。他帮助组织了一家公司，准备开凿一条横贯尼加拉瓜的运河。他努力促使国会和克利夫兰总统批准了合股经营法案，筹集了六百万元，并且已经使这一工程开工。然而，１８９３年的大萧条又把这笔资金吞没了。
据传詹姆斯的这些倒霉的投资活动使得他的儿子永远对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投机商产生反感。这种说法不大可靠。因为，罗斯福在他的大半生中没有对发财的人表示过任何敌意。他似乎把他祖先的不幸当作笑料。而且，詹姆斯不愿让他遭受的挫折打扰他的整个家庭。他有惊人的能力，善于把他的生活截然分成若干互不影响的部分。他可以从海德公园庄园的宁静环境从容地进入乱哄哄的商业世界，然后又回去过平静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儿子每当自己投身于大胆的政治冒险的时候，总以眷恋的目光朝着他的家望去。
虽然詹姆斯和萨拉是第六代的表亲，但他们直到１８８０年才在西奥多·罗斯福家族在纽约市的家里初次会面。那时詹姆斯已经五十二岁。他的第一个妻子已在四年前故去。詹姆斯和前妻的独子詹姆斯·罗斯福·罗斯福时年二十六岁，与萨拉的年龄相同。他和一位名叫阿斯特的女子结了婚，对于他将来准备当运动家、受托管理人、慈善家和低级外交官各种生涯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萨拉身材修长，仪态大方，容貌秀丽，出身于上流社会。她在少女时代曾乘横帆船前往香港，在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出入于纽约、波士顿、伦敦和巴黎等地的社交场所。萨拉不由自主地对这位鳏夫温文尔雅的态度和真挚的愉快性情十分倾倒。她的父亲了解詹姆斯，并且也喜欢这位和他一道经商的老伙伴，但他认为，对他的女儿来说，詹姆斯的年龄未免太大了。萨拉打消了父亲的疑议。１８８０年１０月，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德拉诺终于结婚了。他们在国外旅行很久，然后退居到詹姆斯的海德公园庄园。
人们一直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心理学掮客”——它是塑造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的主要经纪人。既然如此，那么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罗斯福，不论是处心积虑或者出于偶然，是否给他们的儿子创造了一个环境，来培养他对政治的兴趣呢？人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证据。罗斯福所处的环境不是一个充满着妒忌、野心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