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来培养他对政治的兴趣呢？人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证据。罗斯福所处的环境不是一个充满着妒忌、野心和权力欲的世界，而是一个靠仁慈持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由三人组成的那个紧密的小家庭高高在上，社会等级的分界线把他们同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分割开来，然后又把这些人同里面的女仆和厨师，进而再把他们同外面的马僮和雇工分割开来。这个世界充满着海水的奔腾澎湃声；萨拉当初前往中国，在漫长的航行途中学会了水手歌曲，海水声就是从她演奏的这些歌曲中传出来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眼界开阔，巴黎、伦敦和瑙海姆都是熟悉的地方，几乎每年必去。从社交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它以同样厌恶的目光注视着波基普西的那些争吵不休的爱尔兰政客、海德公园的那些吝啬的商人和新兴的游览胜地的那些庸俗的百万富翁。这个世界在美国的过去历史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它除了希望保住赫得逊河畔的庄园，过优裕舒适的生活以外，对将来毫无所求。
第一章格罗顿：教育的目的（1）
萨拉竭尽一切可能要把她的儿子长期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富兰克林在萨拉的密切看管下开始在家里接受正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教育从未超越家庭的范围。詹姆斯对海德公园的公立小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但是，萨拉很可能始终没有想到要把富兰克林送到那里去上学。孩子有一年夏天到一所德国民族学校上学，这才算尝到一点小学的滋味。他的母亲认为这“很有趣”，但不大相信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富兰克林似乎很喜欢和他称作“许多小米老鼠们”的同学们一起上学。
萨拉自己对孩子进行了启蒙教育。他六岁时，在附近他父母的朋友家里进了一个由一位德国家庭女教师主持的幼儿班。以后家庭女教师和私人教师又不断地被请到家里来。其中有一位珍妮·桑多斯小姐具有社会正义感，很可能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她主要是教富兰克林学习拉丁文、法文、德文、书法和算术，也教一点欧洲史。萨拉对她儿子的教育仍然严加管束，家庭女教师如不按照她的意愿进行教学，就会被辞退。
但是，富兰克林不能永远在家里上学。萨拉很久以前就为他将来离家求学作好了安排。她和詹姆斯在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年，曾到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访友。格罗顿是一个位于波士顿西北四十英里的小城镇。他们的朋友们曾把附近的土地捐赠给一位名叫恩迪科特·皮博迪的牧师，由他为男孩子办一所学校。皮博迪的办学思想引起了萨拉的兴趣。他坚决主张学校规模要小，就像一个大家庭，由他本人来作家长。校长和董事们，包括费利普斯·布鲁克斯、威廉·劳伦斯和皮尔尼特·摩根等人在内，都出身于显赫的名门望族。
萨拉紧紧守住他的儿子直到他十四岁。尽管皮博迪只愿接受准备学习六年的孩子而不收插班生，富兰克林还是从三年级开始入学。他的海德公园邻居埃德蒙·罗杰斯和他一起入学。他的侄子塔迪·罗斯福——詹姆斯和他第一个妻子的孙子——比他高一级。１８９６年９月，詹姆斯·罗斯福夫妇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格罗顿学校后，萨拉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和我们亲爱的孩子分别，真不容易，詹姆斯和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
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在这里所经受的，如果说不是一次危机的话，也是一次真正的考验。他很晚才离开母亲的庇护，走出家门。过去，他在海德公园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宠爱的主要对象；现在他只不过是一百一十名孩子之一。过去，他享有许多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他住在一间小卧室里，过着几乎是僧侣的生活，房门口挂着一块布帘，在皂石洗涤槽里用铁皮脸盆洗漱。在家里，生活节奏由他自己掌握；现在他必须遵照严格规定的日程度过一天，从早晨进教室开始到晚间上自习，必须准时，不得有误。
每一个新来的孩子在格罗顿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富兰克林还有别的问题。他到三年级这一班，必须冲破同学们为“新来的孩子们”设下的森严壁垒。他说话还带一点英国腔调。他有一个年龄比他大的侄子，这也招致了麻烦。大家很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富兰克林叔叔”。更糟的是，塔迪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孩子”，这个坏名声会很快扩散到他的亲戚身上。总之，富兰克林有点不太正统，这在格罗顿可能遭到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们的严厉惩罚。一种惩罚手段叫做“皮靴箱”，就是先叫受罚者弯下身来，然后强行把他推进一个小柜子，让他呆在里面。另一种惩罚叫做“灌水”，也得到了教师的许可，办法是在自习时间，由若干名六年级学生叫出犯规者的名字，随即把这个吓得发抖的孩子拉到附近的盥洗室，强迫他脸朝上屈身躺在水槽上面，然后把一盆盆的水倒到他的脸上和喉咙里，直到他饱尝将要淹死的滋味方才罢休。
但是，富兰克林既没有被关进“皮靴箱”，也没有被灌过水，而且第二年还获得了“严格守时奖”。老师们很少给他记下品行不良的罚点，而事实上，当他确实被评为品行不良时，他感到宽慰，“因为大家以前认为我缺乏格罗顿学校的精神”。如果有人叫他“富兰克林叔叔”，“我倒宁愿当富兰克林叔叔，而不愿当罗西侄儿，可是，他们正是这样称呼塔迪的！”富兰克林很快就和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学生站在一起，而不与少数几个造反派为伍。他有点瞧不起那些刚到校的“新孩子”。他在信中津津有味地写道，“那个叫比德尔（蒙邱尔）的孩子既蠢笨又冒失。同学已经让他尝过一次‘皮靴箱’的滋味了，有好几次还威胁说要给他‘灌水’哩。”
富兰克林从容不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如果说在这种适应能力的后面还隐藏着紧张不安的心情，那么，在他和父母闲话家常的信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他在第一封家信中写道：“我的心情和身体都很好。”他的一举一动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传统习惯：他参加校内足球比赛，所在的球队由十一人组成，在校内是第四流的。他忍受着多次擦伤、碰伤和软组织撕裂，可是情绪仍然很高；给学校足球代表队当啦啦队，喊哑了嗓子，参加唱诗班，搞一些小恶作剧，批评伙食不佳，还向家里要好吃的东西。皮博迪向他的父母报告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聪明和诚实的学生，也是个好孩子。”
他能够顺利地完成从家庭到学校的过渡，是什么原因呢？部分在于富兰克林发现自己是与那些与他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个阶层是他在海德公园就熟知的。他只是换了个地方，而社会圈子却没有变化。在他班里的其他孩子中，九个来自纽约市，七个来自波士顿，两个来自费城。布莱格登、查德威克、格里诺、皮博迪、拉姆斯福德、塞耶——他班里的这些姓氏，包括他自己的，都属于聚居在东海岸或靠近东海岸的几个中心城市的有社会地位的家庭。据一位权威人士说，早些年对格罗顿学校的班级作过随意的抽样调查，它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都出身于列入社会名人录的家庭。
另一个原因在于校长。毋庸置疑，皮博迪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富兰克林父亲的替身。当时，他的父亲已年逾七旬，而且多病。这位杰出的校长似乎用自己的人格在每一个格罗顿学生身上打下了烙印，在年轻的罗斯福身上打下的烙印并不是最少的。
皮博迪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朴实单纯。他有一头金发和运动员的骨架。富兰克林来到格罗顿的时候，皮博迪三十九岁。他讲课单调呆板，布道索然无味；他对于智力活动，不论是宗教性的或者非宗教性的，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独断独行的人，有一副令人生畏的“神态”，可以把最傲慢自负的孩子制服。艾夫里尔·哈里曼有一次曾对他的父亲说：“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准是一个大恶霸。”有一次，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说校长办事不公，他给那个学生记了六个品行不良的罚点并且告诉他，“服从高于一切。”皮博迪相信宗教、品格、体育和学业，而它们的重要性似乎依次排列。按照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正像同学们一样，他对足球运动员要比对非足球运动员本能地产生更大的信任。”他和他的先辈们一样也反对享乐，禁止学生在星期日溜冰。在格罗顿学校的毕业生离开他的宗教约束以后很久，他还责备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失检之处。
但是，皮博迪的极大美德超过他的缺点。他的献身精神和充满热情的性格使全校师生受到了感化。他十分明确他的教育目的所在。那就是他训话中所说的培养出“果断的基督教性格，不但重视智力发展，而且重视道德和体力方面的发展”。他本人就是这些目标的化身。他身着蓝色西服，上浆的领口打着白领结，步履矫健地巡视各个教室，或劲头十足地参加学生的各种比赛。他支配着校园的一切，在他身上体现了他所笃信的光辉的基督教教义。学生对他既爱戴又畏惧，所以不敢放肆。一位校友在其他方面对校长颇有微词，但却说学生从皮博迪身上学到了决心和无畏。
罗斯福需要这样的榜样。尽管他从容地从海德公园的生活过渡到格罗顿的学生生活，但有时仍有不安全感，对自己在格罗顿的生活缺乏信心。他时常担心考试会不及格。他写了一篇故事投给校刊，在家信中写道：“我的稿件几乎没有被接受的希望。”
实际上，富兰克林偶尔产生的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许多方面都感到自己不能胜任。尽管幼年在家中接受过家庭教师的极好的教导，而且口齿伶俐，但在格罗顿学校的最初几年，各科成绩平均为Ｃ（Ｄ为不及格），以后几年他也只把成绩勉强地提高到Ｂ。他积极参加足球、垒球、曲棍球、高尔夫球、网球等各种球类活动——皮博迪要求全体学生参加集体体育活动，而对个人体育活动，只是勉强地予以容忍——但他除了“踢高球”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毫不出色。他踢高球在学校创造了记录，其所以引人注意只是因为他成功地跃身踢中离地七英尺多的高球，结果身体落地时摔痛了左半身和左臂。这也说明富兰克林为了在某个方面出人头地，是会全力以赴的。
第一章格罗顿：教育的目的（2）
富兰克林在格罗顿的生活遵循着严格不变的程序：上午是祈祷和上课，下午参加体育活动，晚间又是祈祷和自习，最后学生们换上伊顿公学式的硬领蓝色服装、浅口无带皮鞋，列队从皮博迪身边走过，和他握手，互道晚安。秋季有足球赛，大家高兴极了。随后，圣诞节来临，校长的父亲给学生们朗读狄更斯的《圣诞节颂歌》，这使他们终生难忘。冬季，下午的时光短促，他们乘雪橇滑坡、坐雪橇滑行、穿雪屐滑雪。随着春季的到来，他们便去划船、游泳、打高尔夫球、为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游行而进行操练。格罗顿学校全神贯注地忙于这些日常活动，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