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有信心，而是因为民主党需要他，并且找上门来。
埃莉诺·罗斯福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弟弟埃利奥特和安娜·Ｒ·霍尔的女儿。富兰克林是她的远房堂兄。她是特德叔叔的侄女，具有总统家庭成员的全部魅力。这一点对于富兰克林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也不过是最次要的一点。埃莉诺在成长的过程中，曾是一个腼腆、忧郁的姑娘，她有罗斯福家族天生的那种凸牙，上面带着矫形钢丝套。在富兰克林上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埃莉诺变成了一个身材细长而苗条的姑娘，浓浓的头发下面长着一张漂亮而富有表情的脸庞。富兰克林坠入情网，在１９０３年晚些时候向她求婚。她同意了。那时，富兰克林才二十二岁，而埃莉诺也只有十九岁。但是，她后来说：“这好像是十分自然的事，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俩都很年轻，而且阅历不深。”
但是，萨拉却想到这样的问题。她对儿子突然宣布的婚约感到不知所措。她守寡不过三年，本来期待儿子能陪伴着她，在海德公园定居下来。她对富兰克林说，他们年纪太轻，不宜很早结婚。但她的儿子态度坚决，而且很有策略。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明白……而对于你来说，亲爱的妈妈，你也知道什么也无法改变我们俩之间一向存在、将来也不会改变的关系。惟一的变化是，你现在要爱两个孩子，同时也得到两个孩子的爱……”埃莉诺写来了一封充满着伤感的信，要求大家不要再烦恼了，她说：“……我的确非常希望你能学会对我有一点爱。你要知道，我将永远努力按你的愿望行事，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对你的爱变得更深了。”
萨拉想拖延婚事，便在１９０４年初带着富兰克林到加勒比海地区巡游。到他返回美国时，他还像以前那么坚决，一定要和埃莉诺结婚。萨拉让步了。对于埃莉诺这个人，她并不反对。真的，如果富兰克林这么年轻就要作出选择的话，那么她对他选中这个姑娘是感到高兴的。这对未婚夫妇，在细心的陪伴下，在坎波贝洛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以便更好地互相了解。
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于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７日结婚。婚礼由恩迪科特·皮博迪主持。刚刚宣誓就任总统的特德叔叔从华盛顿赶来送侄女出嫁。西奥多·罗斯福在婚礼上不可避免地喧宾夺主；客人们聚集在这位和蔼可亲的总统身旁，使新婚夫妇饱受冷落。一位亲戚看到这种情景，尖刻地说：“他去参加婚礼，就想作新娘；参加葬礼就想作尸体。”富兰克林和埃莉诺按照旧时的奢华传统去欧洲度蜜月。在伦敦下榻布朗饭店，在巴黎参观画廊，在威尼斯的月光下乘狭长形平底船游览，穿过阿尔卑斯山脉悠闲地向北旅游，最后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庄园走亲访友。
富兰克林的童年是欢乐愉快和无忧无虑的，而他妻子的童年却是动荡不安和充满忧伤的。她在纽约市那些褐石房屋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可以作为伊迪丝·沃顿的小说的素材。她的母亲是个性情忧郁、冷漠无情的人，因患剧烈的头痛而受尽折磨，在埃莉诺八岁时去世。她的一个兄弟几周以后也死去了。她热爱她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愉快、富于热情的人。他叫她“小内尔”，后来小内尔就成了她梦中的人物。但是，他因酗酒而病倒，长期住在疗养院，在埃莉诺十岁时死去。她回忆说：“我的姑妈告诉了我这个噩耗，但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哭了很久，上床睡觉时还在哭，最后我入睡了。第二天一开始，我又像往常那样生活在我的梦幻世界之中。”她母亲的家庭把她抚养成人，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她建立自信心。埃莉诺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因为自己的女儿总是板起面孔和缺乏风度而感到烦恼，并曾经当面称埃莉诺是个“老婆婆”。她的一位姨妈说，她是一个老处女，永远也没有希望嫁出去。更糟的是，另一位姨妈在爱情上接连地遇到极其不幸的波折，而一个舅舅酗酒。整个霍尔家庭的人过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社交生活，这远远不是他们的经济力量所能负担的。
埃莉诺大约十五岁时，在英国学习三年。后来回到纽约，已经变得远比以前自信和沉着了。但是，她的童年生活使她对于遭受同样痛苦的人们产生了同情心，而且永远也不会把他们抛弃不顾。她曾经看见一个外表十分讨厌的男人企图把坐在她身旁的一位妇女的钱包抢走，这个人的面孔萦绕在她心中达几个月之久。她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小报童非常关心。过去她曾帮助她的父亲向他们供应一顿感恩节晚餐。十九岁时，她在一家移民服务所任教，并为消费者联合会调查妇女的工作条件。她的同情心和敏感性必然给富兰克林的社会视野打开新的一面。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对新婚夫妇１９０５年秋天度过蜜月归来以后，关心的是眼前的事情。他们搬进东三十六号大街的一幢房子，这是萨拉租的并且配备了家具。在这里，他们住了两年，直到萨拉在六十五号大街上建造的两幢比邻的房屋完工后才搬家。这两幢房子萨拉自己住一幢，另一幢由儿子和媳妇居住。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娜于１９０６年５月出世。在以后的十年中，还将有五个孩子诞生，其中有一个因患流感夭折了。对埃莉诺来说，这些年是艰苦的岁月。她对于繁多的家务缺乏准备。她因为孩子死去而严厉地责备自己，虽然这不是她的过错。她的婆婆设法为她安排家庭生活，而且往往做得很成功。
埃莉诺非常渴望参与她丈夫的活动，于是便努力学习驾驶富兰克林的福特小轿车，学着骑富兰克林的那匹名叫博比的马。但是，她开车时撞了门柱，而且也无法驾驭博比。她独自练习打高尔夫球好多天以后，就鼓起勇气和她的丈夫在草坪上一起打。他观看她猛打高尔夫球几分钟以后说，她还是不打为妙。她听从劝告，也就不打了。
富兰克林的年轻的妻子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在萨拉这位婆婆的控制下觉得局促不安，而且希望更多地参与丈夫的活动。但富兰克林对妻子的这些思想感情似乎麻木不仁。当他发现埃莉诺有一次在他们的——或者说萨拉的——那幢座落在六十五号大街上的房子里，坐在梳妆台前潸然落泪时，他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沮丧感情，而不是一种充满焦急的同情。他追问道：“你到底怎么啦？”虽然他热情地对待妻子和家庭，兴致勃勃而又精力充沛地和家人一起野餐或乘游艇游行，但他也能在纽约市的大学俱乐部里消磨许多个星期六下午打扑克。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似乎能够毫不费力地把他的生活截然划分开来。
罗斯福１９０４年秋进了哥伦比亚法学院，度蜜月归来后不久升入二年级。在这里，他重复着以前在哈佛的生活方式，只是少了课外活动。虽然哥伦比亚拥有一批杰出的法学教授，但富兰克林对法律课程毫无兴趣。他的成绩平均又是Ｃ。他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其中一门是“辩护与实践（一）”，需要补考。他在三年级结束前通过了纽约律师考试后，立即退学，因此没有获得法学士学位。十分清楚，学习法律对年轻的罗斯福没有什么吸引力。
至于开业当律师，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通过亲戚关系，在旧华尔街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谋得了一个职位。第一年，工作不给报酬，而且干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但是，他承办了一些诉讼案件——其中许多来自他那好打官司的家族。他对诉讼谈判中那些不休的争执和讨价还价感到有乐趣。他对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感到惊讶和沮丧。他发现法律的“崇高原则”与他的亲戚由于一只皮箱在勒哈弗码头上被损坏而引起的风波以及对一份遗嘱或一个土地转让契约所作的解释等问题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罗斯福对于法律的更广泛的含义不感兴趣。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在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的前途——以及他的整个事业——都会变得截然不同。这个事务所为诸如新泽西州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等诉讼委托人进行辩护，以抵制政府对托拉斯发动的进攻。面对进步党人的主张，它为维护法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辩护充满着冷静的、负责的精神。事实证明，罗斯福在与当事人、律师、债权人以及法庭周围的那些政客和未来的政客们日常的接触中所受的影响远比法律概念对他的影响要大。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法律感到厌倦了。他身上的某些因素推动他到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对于罗斯福来说，哈佛毕业以后的六年，除了忙于家务以外，从表面上看，是平静无事的六年，也是韬光养晦的六年。但在表面之下却有着一股潜流，它是由于时代的特征、他的妻子和同事们以及工作提出的要求而被激发起来的。到了１９１０年，这一时期宣告结束。罗斯福为了迎接摆在他前面的机会已作好了准备。
第二章竞选州参议员（1）
一般的美国政治家为了取得由选举产生的职位，都采取前人惯用的方式。他们在一个可能竞选获胜的社区中深深地扎下根去。他们参加诸如共济会、农民协进会、埃尔克斯协会、退伍军人协会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在那些组织中能够与各方面进行有益的接触。他们在做礼拜、办慈善事业和尽公民的义务等方面都很积极。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导致人们分裂的争论，这样就会迅速地使自己在任何得到广泛社会支持的运动中居于首领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善于同各阶层人士打交道的“交际家”。
实际上，这些事罗斯福一件也没有做。他可能梦想过要参加竞选获得公职。但肯定地说，他没有做过什么准备工作。自从他离开海德公园到格罗顿去念书，迄今已经十四年了，但在这一年，他在海德公园也没有住满一年。他曾在母亲家度过许多个周末和夏季，但很少和镇上的人们见面。他担任了赫得逊河水上游艇俱乐部副主席和圣詹姆斯主教派教会的教区委员。这些活动的目的不是要使他和各阶层人士进行接触。诚然，罗斯福也加入了第一鹰发动机公司和第一救援钩和救援梯公司，但这也只是在他当选参议员以后的事了。
罗斯福的第一个良机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送上门来的。
这个良机的初次到来是在１９１０年初，当时在纽约市，达切斯县的区律师和波基普西的一位重要民主党人约翰·Ｅ·麦克因一件法律事务来拜访罗斯福。麦克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刘易斯·斯托伊弗桑特·钱勒可能辞去他目前担任的州议会众议院议员的职位。他问罗斯福有没有兴趣参加竞选。罗斯福作出了十分积极的反应。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达切斯县的民主党人在几次盛大的集会上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了审查。结果对他有褒有贬。他的举止和谈吐是有教养的，但有点傲慢；他对本地区的情况所知甚少；而且年轻，缺乏经验；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对于他的发展前途无法预测，因而感到忧虑。但另一方面，他有罗斯福这个具有魅力的姓。而且非常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