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形成“整体性冲击”。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图片都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恰如本雅明所说：“相机会愈来愈小，也会愈来愈善于捕捉浮动、隐秘的影像，所引起的震撼会激发观者的联想力。这里，一定要有图说文字的介入，图说借着将生命情境做文字化处理而与摄影建立关系，少了这一过程，任何摄影建构必然会不够明确。”本书中详细的图说使一幅幅历史画面更具内在联系性，这种“图文并茂”使读者对近代中国的感受、理解更加直观、生动、强烈。
面对这些图片，人们不能不百感交集。或许会感到古国文明的厚重，一种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或许会感到旧文明的蒙昧，痛惜自家文化的愚陋；或许会为烽火夕阳中传统的衰落感伤落泪，或许会为一种新文明旭日东升般的兴起振奋激动……
或许，应如斯宾诺莎所言，面对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
第一部分：丁韪良初探杭州城最初的印象（图）
英国画家李通和于1907年来到杭州时所画的西湖断桥 丁韪良是于1850年来到宁波传教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他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说宁波话、官话和阅读中文典籍，并且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同时积极地开展传教活动，到他教堂来听他讲道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作为西儒的名声也开始在士绅阶层传播开来。在这一方面，他跟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颇有相似之处。
据他说，他家里经常有从远处来拜访的陌生人，后者大多是出于好奇心，想知道这位洋人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知识。其中有个姓朱的杭州人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听说从西方传入了新的宗教，他特意远道赶来，希望能学到一些新的宗教思想。跟丁韪良深谈之后，他表示在基督身上找到了“道”的最新证明，但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放弃他原来信奉的神。分手时，他主动邀请丁韪良派人到省会去传道，并答应尽力提供帮助。丁韪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派了两名中国传道士前往杭州，他们果然得到了这位朱先生的多方帮助，因为后者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当铺老板。可惜当这两位传道士再次造访杭州时，朱先生已经过世。这件事对丁韪良的刺激很深，也促使他下决心要去杭州亲眼看一下那儿的情况。
丁韪良在《花甲忆记》（1896）的第七章中简略地描述了他探访杭州的经过和对这座江南名城的最初印象：
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与苏州被并列视为全国最好的两个城市。正如一条谚语所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据我所知，自从阿美士德勋爵的外交使团于1816年从那儿经过以后，还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杭州。我和我的朋友亨利·兰金教士未经化装便被允许进入城门，然而那儿的人由于不熟悉欧洲人的服装，都称我们为倭人，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海盗的侵犯仍不时地发生。我们发现杭州的地方很大，其中包括了好几个山麓，而且它还保持了旧时都城辉煌的某些痕迹。自从1278年，宋代皇帝被蒙古人赶到南方以后，杭州变成了宋朝最后一个京都。在城墙的西门之外有一个并不是很大的湖泊，湖的沿岸有众多的宝塔和寺庙。在湖边一个风景优美的寺庙里，我们找到了可供过夜的歇脚之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寺庙里的和尚们为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显然怀疑我们的真正来意。（见《花甲忆记》第112－113页）
第一部分：丁韪良初探杭州城殷勤好客的杭州人（图）
雷峰夕照。西子湖畔的雷峰塔原来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1927年，这座古塔突然倒塌，引起了人们很大的震惊。如今这一景点已经得以重建，然而新塔虽然建得十分豪华，旧塔的独特风韵却已难寻觅。
正是因为洋人深入中国内地在当时仍属不合法的行为，所以丁韪良在杭州的逗留时间十分短暂。但是它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达到了此行探路的目的。果然，在不久以后的1858年，与丁韪良同属宁波长老会传教使团的倪维思博士夫妇和英国圣公会的包尔腾教士便先后来到了杭州，并在那儿为新教的传教使团深深地扎下了根。
西湖之滨的皇城气派和杭州市民的殷勤好客显然令丁韪良难以忘怀。他在《中国的觉醒》（1907）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杭州在十三世纪时曾经是南宋王朝的都城，至今这个省会城市仍然保留了当时皇城宏伟的遗迹。西湖周围点缀着无数亭台楼榭、睡莲荷花，颇有皇家风范；在漫长的城墙环绕之内可以见到山丘和溪谷；整个城市居高临下地雄踞和俯视着一条大江广阔的入海口岸边的海堤——所有这些都赋予了这个城市一种高贵庄严的魅力。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855年白人第一次踩上了杭州街道的那一天。这两个白人就是亨利·兰金教士和我。尽管条约不准我们进入“瓜”的外壳（中国人以“瓜”来称呼他们的帝国），深入到那些无法在一天之内返回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突破束缚，来到了南宋的故都。沿途在绍兴停留了一下；当我们在一个公共广场上对这一大群恭敬有礼的观众布道时，一位衣着讲究的先生挤进了人群，真诚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喝茶。他的府邸显示出了主人的富裕，这位热衷于加官晋爵的举人设宴热情款待了我们，并且说，如果那些西方的学者经过他们城市的时候，竟然都无一人表示敬意的话，那么他就会为此而感到羞耻。这是多么的谦恭和殷勤！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能有这么热情好客吗？
钱塘江边的一个码头。从图中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杭州人的装束打扮和神情气质。当时的男人都戴着瓜皮帽，老人大都留着胡须，看上去似乎显得殷实富足。
杭州人对于西方人的友好态度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众多的耶稣会士们就已经来过杭州，卫匡国等人还曾长期在此传教和居住，并且死后也都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丁韪良在当时显然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他确实在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了杭州对于外国人持宽容和友好的态度：
我们进入杭州城的时候，一群男孩喊着“倭贼来了”，即“日本人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没有见过欧洲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那些来自日本侵扰中国沿海城市的海盗。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同中国签订条约，既没有开展正常合法的商业贸易，也未承认过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没过多少年，这些青少年就开始熟悉了西方人的相貌和打扮，我再也没有听说有外国人遭受过他们的侮辱和伤害。
第一部分：丁韪良初探杭州城难忘钱塘潮
除了杭州的城墙和西湖的风景之外，给丁韪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有钱塘江的潮水。对于后者，《花甲忆记》中也有一段专门的描述：
杭州湾的特殊构形造成了一种罕见的海洋现象，即钱江潮——潮水雷鸣般地涌入钱塘江，它所掀起的浪涛看上去就像是一道水墙。加尔各答的胡格利河潮汐也许更加有名，而芬迪湾的潮位更高；然而钱江潮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致在十月份潮位最高的时候，当地的执政官员们会向它磕头烧香，因为他们相信潮水预示了海神的降临。
过了好多年之后，丁韪良在《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再次提到了钱塘江的潮水威力之大，竟能把一条鲸鱼送到了杭州城外：
可别小看了杭州城外的钱塘江，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七八年前，有一条巨大的鲸鱼在这条江的入海口处搁浅。教士裘德生博士——之江大学的校长——亲自跑去观看了那个场面，并且向我仔细描述了当时情景。他估计那条鲸足有100英尺长，尾巴已经被当地人割走了。解释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提到一件事实：这个漏斗状的海湾潮位出奇地高。每月两次，初一或十五的时候，太阳和月亮的吸引力出于同一方向的时候，海水便咆哮着冲向岸边，形成了潮汐。胡格利河以及芬迪湾的潮汐或许也就不过如此。钱塘江大潮不仅摧毁船只，就连深处的那些庞然大物也无法抵御它不可抗拒的推动力。
丁韪良在中国前后生活了六十二年年之久，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接触了从乞丐到皇帝等社会各阶层的人，翻译和写作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其见识不可谓不广。但杭州和西湖的印象却始终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头脑之中。在他后来所撰写的文章和论著中，丁韪良还时常怀着留恋的心情回忆起当年初探杭州城的那段冒险经历和西湖风景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 （沈弘/文）
第二部分：神秘莫测的晚清礼仪来者通名
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解除了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禁令，新教各教会传教使团在中国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张。新教传教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总结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成败经验，开始认识到要想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首先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仪。为此，总部设在上海的广学会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19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本文摘取该书一个章节的内容，
对于西方旅行者来到中国后，拜访当地官员所应遵守的一些礼仪细节和注意事项做一番简略的介绍。
凡是来中国的西方旅行者，无论他们是传教士、商人或其他人，下船后都必须从他们本国设在中国开放口岸的领事馆里获取一个登记证明，以及允许他们到内地旅行的护照，以便在旅行时能受到当地中国官员的保护。由于这种护照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它们必须用中文来书写。而西方人的姓名若是音译的话，必然会十分拗口，不仅让中国的百姓难以记住，而且在过关卡时，守关的中国士兵也难以辨认他们的护照。这就要求西方人最好能起一个跟自己名字发音相近的中文名字。例如著名美国传教士W。A。P。Martin给自己起名为“丁韪良”，另一位美国传教士Gilbert Reid的中文名字为“李佳白”，而1907年来到中国的英国画家T。 Hodgson Liddell则自称为“李通和”。这样，他们在跟中国人打交道时，由于起了地道的中国名字，双方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晚清的中国文人除了名之外，还有号，所以为了能更好地融入上流社会，有的传教士也有自己的名号。丁韪良的别号为“冠西”，据说这还是恭亲王得知这位美国人精通中国典籍以后亲自为他起的雅号。
第二部分：神秘莫测的晚清礼仪拜访前的准备
西方旅行者在到达目的地或是中途要停留的地方以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以便及时递交自己的证件，以及解释自己来此地的目的。这就迫使他要了解一些相关的中国礼仪，以及注意事项。如果这位洋人不懂中文，他就必须带上一个合格的翻译；即使他能说汉语，最好也带上一个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