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到办公室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原来这是一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来华传教头一年中逐日记下的心路历程。
这位二十七岁的传教士名叫莱昂；后来跟中国结下了很深的渊源。他出生在杭州的儿子来会理1895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后又到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组织青年会，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来会理的女儿简·莱昂解放前也曾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莱昂笔下的杭州在我眼中显得既陌生又熟悉。说它陌生是因为当时的杭州跟现在差别太大，读来有点类似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天方夜谭；可是他所提到的那些地名听起来却又是那么的耳熟。例如他在杭州落脚的皮市街（现称皮市巷）就是我出生并长大成人的地方，就连小学、中学也是在那儿上的。尽管时隔百年，但我仍完全有资格把他视做一位昔日的老街坊。
据这位洋街坊的记载，1870年的杭州仍然是一个完全被高墙所包围的一个城市。每天日落之时，城门就要被关上，直到第二天朝阳喷薄而出时才会被重新开启。城里的人口密集，有八十多万！城墙之外还聚集着郊区的村落。杭州城里的所有住宅，除了最简陋的之外，几乎都用高墙圈住一个院落。市区的街道全都显得很狭窄，就连主要的干道也不例外。有些街道是某个手工行业集中的地方，例如当时的皮市街就几乎集合了全杭州的鞣皮工和鞋匠。至于更为繁重的货物运输，河流的作用要比陆地上的街道显得更为重要。杭州城里当时水道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石拱桥随处可见。那些河流水渠不仅是连接城乡的主要通道，也是城市间旅行的主动脉。
杭州城墙西门外由青山环抱的西湖是一个风景宜人的旅游胜地。那些西方传教士在工作之余经常来到西湖边散步和爬山，颇有些乐不思蜀的样子。有一次，后来出任安立甘会主教的慕稼谷和一位同伴兴致勃勃地游西湖时忘记了时间，想到回家时城门已经关闭。由于怎么也叫不开城门，只好花钱在郊外农舍借宿了一夜。城市的南面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钱塘江。据日记作者考证，这条江的名称是来自一条叫“钱王坝”的海堤，那是一千多年以前吴越王钱缪为使杭州城乡免遭潮汐的侵袭和危害而修筑的。
二十世纪初灵隐飞来峰的洞穴和石刻佛像。当时的佛像保存状态显然要比现在好得多，有的佛像甚至像是着了色的。
作者自称该书并非一个美国人对于异域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评论，也没有着力地去试图描绘西湖的山水风光、杭州人的衣着打扮、手工艺、商业和宗教，更谈不上对传教士心态的剖析。作者的目的仅在于忠实地记录自己是如何度过初到杭州传道这段光阴的。然而作者所记录的一些日常生活细节，还是清晰地勾画出了一位年轻美国传教士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一个古城时的紧张、好奇、喜欢、恐慌，而又逐渐融入当地生活时的各种不同心态。
在我看来，莱昂日记中所记录的琐碎日常生活细节——如每天的传教活动，散步、爬山或看戏等娱乐方式，学习中文和杭州话的过程，传教士社交圈的活动，他眼中的西湖自然环境，杭州的气候变化，食品和劳工的价格，中式民宅的式样，坐轿子和乘船等交通方式，购买教堂遇到的困难和讨价还价，因太平天国运动和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骚乱和恐慌——全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一百多年前杭州的真实历史情景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对于莱昂购买丰乐桥教堂用地时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尤感兴趣。因为我虽然从小就在那个教堂附近长大，但直到现在才算真正了解了它的来历。
杭州东溪是老杭州一条著名的运河，如今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杭州只剩下了一条西溪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此将莱昂的日记全部译出，但为了使家乡的老街坊们能够分享我阅读此书时所感到的兴奋和欣喜，现将这位美国传教士到达杭州后头一个星期的日记试译如下：
1870年1月16日，星期日
我们的船沿着艮山门外的一条河道进入了杭州城，继续向南经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我们在万安桥的码头下了船。一位资深的教士，倪维思，已经在那儿迎候我们。他带领我们穿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了上皮市。当我们到达长老会所在地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本地的中国教徒们正聚集在教堂里做礼拜。我们受到了塞缪尔·多德夫妇的殷勤接待。晚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很高兴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因为经过白天的长途跋涉，我们都急于想要早一点休息。
第三部分：洋街坊的杭州日记洋街坊的杭州日记（2）
1月17日，星期一
我跟着多德先生去拜访目前在杭州的各位传教士。发现这儿的传教士们都很和蔼可亲。全城被一条长达十二英里的城墙所环绕，杭州的城墙有十个城门和七个水门。
1月18日，星期二
打开了行李并整理好我们的房间。我们的传教使团占据了皮市街上的一幢中式建筑，这条街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鞣皮工和鞋匠。传教使团的隔壁就是一个鞣皮工场。在整理完房间以后，我们想跟倪维思博士交换房间，但遭到他的谢绝。他被长期派驻山东省，目前他是临时在杭州教授一个神学班的学生。
1月19日，星期三
我们开始跟一位杭州的教师学习汉语。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决定采用威氏汉语读本，该课本由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所编写。我发现最初的几课十分沉闷和单调；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练习一张表格中的发音。但是我们受益于倪维思博士的经常劝导和建议。
1月20日，星期四
前晌学习汉语，下午跟倪维思博士一起散步。他带我去了大街，那条街只有十至十二英尺宽。我看到了许多新奇而陌生的东西。在城隍山上，我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寺庙。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人们拜菩萨。
1月21日，星期五
跟昨天一样。倪维思博士整个早上都在上课，而下午经常在城里长时间地散步。我们的长老会传教使团是于1859年首次在杭州开张的。当年倪维思夫妇在两个本地助手的陪伴下于4月8日从宁波来到了这儿。在六和塔附近住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终于在城隍山上租到了房子，那儿他们一直住到5月10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于7月1日抵达杭州，仍然住在城隍山上。可是中英之间的战争迫使他们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动荡之后又回到了宁波。现在杭州的气候十分宜人，在城隍山上尤其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1月22日，星期六
对于一个新的传教士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和多德先生早上九点出发去大约十英里之外的萧山办事，随身带上了枪，以便能打野味。我们走路来到钱塘江边，乘免费的渡船来到对岸，再换乘用水牛在泥浆地里拉的牛车。然后我们走路来到西兴，在那儿再换乘一条脚划船去萧山，并及时赶到那儿跟中国内地会的尼科尔先生共进午餐。下午三点，我们开始返回，但那位船夫的手脚很慢。我们付了他二百四十个铜钱作为路费。从西兴我们沿着江岸的石堤走。我们看见石堤下面远处有成群的野鸭，但天色已晚，我们没时间去追逐它们。急忙赶到码头之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牛车带我们越过那段泥沼地。我们花了一块银元雇四个人将我们背过泥沼地，来到用竹竿撑的渡船处。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样的渡船！多德先生在渡船上向乘客们讲道。我一句也听不懂。当地人似乎赞同他的说法，但这只是礼貌而已。我们到达对岸时，天刚刚擦黑。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城。回到家时，我们又累又饿，但为我们不必因城门关闭而被迫睡在露天感到庆幸。
莱昂的描写虽然质朴无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价值取向，但却引起了我心中的强烈共鸣，因为十四年前，我作为国家公派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只身赴英国牛津学习进修时，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冒险经历和感受。而且当时我也像他那样，逐日写下了身边的这些琐事。如今拜读洋街坊的这本《1870年杭州日记》，怎能不使我感到分外的亲切？ （沈弘/文）
第四部分：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江边的白河城（图）
这张图所表现的是石泉县城的城门和城楼。从图中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房屋建筑都有高高翘起的屋檐。这种建筑风格与中国北方典型的建筑式样不同，更接近于四川的建筑风格。 我们在汉江右岸的白河县这个小城前面停了船，这是我在中国所看到过的最漂亮的一个
城市。它坐落在一个山脚下，就像一个露天剧场那样散布在山坡上，最上端一直延伸到山顶，城的下端则连接汉江的河谷。县城的周围有一座古老的城墙围绕，那城墙顺着山坡的地势，从两旁呈三角形向上延伸，直到山顶与一座三层宝塔和一座非常漂亮的寺庙相连接。
我们在这个城市停留了几个小时，我在一个衙役的陪同下，走访了这个因完全不对称而显得风景如画的山谷；城里的房屋建造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划，完全是房主们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如果他们觉得需要有个门，就会马上建个门；如果谁想要有一个阳台，就会造一个阳台；石阶也是如此。城里有一些五层楼的建筑，每一层的楼梯都是建在外面的。那些依山而建的其他房屋，每一层都有一个门，门口就有一条小路。
由于汉江水流湍急的缘故，船的航行变得越来越困难。兵船再往上可能走不了太远。作为交换，官府为我们增派了八名兵勇，沿着河岸跟随着我们这两艘船。船在激流之中根本无法逆流而上，必须找沿岸的居民来帮助拉纤。这些勇敢的本地居民都是兵勇们抓来的。官府没有派遣任何纤夫，但那些抓来的本地居民都不敢违抗兵勇的命令，有一个人刚发了一句牢骚，就被那些兵勇们揪住长辫，痛殴了一顿。类似这样的场景我们很不赞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去介入和干涉。这些临时抓来的帮工在为我们的船拉纤之后，每人得到了五百文铜钱；他们显出很满足的样子，并且愿意第二天再给我们拉纤。
为了预防危险，我们对于前面的河流情况做了仔细的观察。在这个地方，上游的江水像瀑布一样飞流直下，浪花翻腾，撞在礁石上，就变成了无数的白沫和水珠。纤夫们身手敏捷地在山壁上攀登，只见系在桅杆顶上的纤绳变得紧绷，船开始向前移动。当我们的船快要接近那个急流险滩时，那些纤夫们早已过了那个地方。在船上有我们四个俄国人。睡得很早的马图索夫斯基立即翻身起床，叫醒了那位哥萨克翻译，命令他做好准备。船员们都已经醒了。有的在甲板上走动，有的正在收晚上悬挂出去的帆。大家都开始说话和咳嗽。我们打开了船舱的门，新鲜的空气和阳光顿时涌了进来。姓周的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