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之时，北美的印第安文明，虽然还没有一处像后来毁于西班牙征服中美和南美时已高度发展的阿兹特克、玛雅、印加文化那样先进，却也是非常多种多样了，譬如东部伊洛魁人组成了强大的森林联邦，西部乌特人过着简单的采集植物根茎的流动生活，平原印第安人善于猎牛，集体居住的祖尼人生活宁静，阿尔贡人农业技术高明等等各具特色。 英国清教徒在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帆船离开英国，在海上漂流了65天后到达普利茅茨。英国人上岸后的第一个冬天，气候异常地寒冷。在天寒地冻、食物短缺的状况下，疾病横生，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命丧黄泉。登上一片冷漠的异乡海滩，却连欧洲医药当时所能提供的那点有限的药物也没有，这些人只能到他们当中最有教养的人们（往往就是牧师们）那里去寻求医药帮助。一般说来，他们所能期待的不过是些民间偏方和祈祷罢了。 就在此危急存亡之际，当地的印第安人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带着清教徒急需的食物赶来营救，并帮助他们学习打猎、种植和捕鱼，使他们最终度过了难关——冬尽春阑之后，能够顽强活了下来的只有50多人。清教徒们认为印第安人帮助他们是“上帝”的旨意，为此专门组织了一种感谢上帝恩德的庆祝活动，于是，在北美大陆出现了独特的节日：感恩节。这个节日定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庆祝的方式为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共享火鸡。 初来的清教徒们发现，印第安人“具有驯良、自由自在、可爱的性格”，他们不懂得诡计和背信，而且极其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关于这篇荒野土地的知识。后来，当殖民者对土地的争夺开始不断引发剧烈冲突后，部落间的各行其事开始破坏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而印第安人本身部落间的敌对，又使他们缺乏统一防御。 1637年，清教徒与佩科特印第安人之战，使得边疆矛盾开始明朗化。由于马萨诸塞湾的殖民者对康涅狄格和罗德岛侵占程度的步步深入，逐渐形成了对佩科特人的威胁。佩科特本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他们的名字在印第安语中即是“破坏者”的意思。他们自己就是纳拉干西特人祖辈的土地侵入者。在一次报复性的袭击中，佩科特人杀死了大约30名边疆人，成为了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新英格兰殖民当局很快就派遣250人的武装，外加近千纳拉干西特人，去进行如一个狂热的教士所说的“上帝的报仇雪恨事业”。他们将来斯提克河口一个用栅栏保护着的佩科特人的村庄包围起来，点燃烈火，将所有试图逃离火区的人全部枪杀或劈死。一个殖民者回忆道：“看到他们在熊熊大火中活活被烧死，即使逃离火海的人也在附近的沼泽地中被俘获。这些半死不活的人，有的被交到纳拉干西特人手中，有的被卖到西印度群岛去当奴隶。部落酋长的头皮则在哈特福德公开展出。”从此，佩科特人就彻底的消亡了。在白人向西扩张的250年期间，被驱至保留地的不计其数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佩科特人是第一个遭受灭顶之灾的。 与哈佛官方关于建院的说法相悖，从“印第安学院”成立后的40年间，仅仅毕业了5名印第安学生。而因为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水火不容，便再没有印第安人能够进入这所学院读书，后来，这里反而成了美国第一个大学出版社的社址。 后人不禁揣测哈佛此举的真实用意，一经查证，果然别有深意。原来，在1649年，英国议会立法成立“新英格兰福音宣传会”，通称“新英格兰公司”，其主要任务是募集和管理用于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的款项。哈佛1650年宪章中“教育印第安青年”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适应这一立法而写。1653年，哈佛开始从“新英格兰公司”得到资助。精明的邓斯特利用这笔钱，修建了“印第安学院”，以便名正言顺地从“新英格兰公司”要钱。“印第安学院”的预算为100英镑，但经过两次扩建，一共耗资400英镑。“印第安学院”自完工后直到1660年才迎来第一位印第安学生。其实，建院初期，就有明眼人一语中的，这个能够容纳20名学生的建筑主要是用来养活白人的，毕竟400英镑可供10名传教士4年之用。 后来，与“印第安学院”之内印第安学生踪迹难觅相仿的是，新英格兰地区最早的印第安人部落也全部“失踪”了。据某英国人所写的《旅行者》一书所说，追究起他们“失踪”的原因，一方面是殖民者带来的疾病；另一方面，也是最致命的，就是他们与殖民者之间的战争。尽管如清教徒所愿——到1651年为止，约有4000印第安人笃信了基督教，但如此举措也许只能拯救他们的灵魂而并不能够挽留他们的肉体。到1675年至1678年的菲利浦王之战轰轰烈烈展开，到印第安人各部落的联合首领菲利浦被杀之时，这些信教的印第安人被统统关入集中营。仅就大沼泽一战，清教徒便将1000多印第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活活烧死。至此，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几乎灭绝。
第二部分 亚当斯父子同研哈佛第七章 自由派接管哈佛（图）
约翰·汉考克
1708年，约翰•；莱瓦莱特成为哈佛第一位非神职人员的校长，这标志着自由派在哈佛的权力之争中占了上风。莱瓦莱特1680年毕业于哈佛，在母校当了15年辅导员后，还在外担任了十余年的律师及法官职务。就职典礼那天，自由派们兴高采烈。当时的省长也是哈佛的校友，他亲执莱瓦莱特之手，并肩步入大厅，来到存放有钥匙、大印、纪录、宪章的桌子旁，桌子后面坐着众位监理会成员。监理会代表、省长、及各方面要人先后用拉丁语发表演说，然后众人齐唱圣歌。莱瓦莱特上任当天的宴会耗用了146磅猪、牛、羊肉、14只家禽、4只火鸡、16加仑酒、两磅烟草⋯；⋯；而食客加起来总共才只有60余人而已。 按照1650年哈佛宪章，哈佛法人由校长、财务和学校的辅导员组成。1716年－1717年间，法人团团员中有三人相继因病故世。这三个空位按理应当由哈佛的其他辅导员填充，但补充进去的却是三个自由派牧师。虽然哈佛的一个辅导员为此事与莱瓦莱特争执到莱瓦莱特去世，但无奈大局已定。从此以后，哈佛的法人团由一个校内人士自治的团体慢慢地向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转化。 莱瓦莱特任内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奠定了哈佛的自由主义倾向性。他与英王室委任的省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圣公会及其他教派也能够容纳。他接受了不同教派的赠款，在1727年建立了哈佛第一个教授职位。而在此之前，学生的教学都是由毕业留校的学生辅导员承担的。莱瓦莱特的这些做法使正统清教徒对他非常不满，但哈佛的教师和学生却对他非常尊敬。在他逝世后，称他为“伟大的莱瓦莱特”。哈佛的12个住宿学院之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莱瓦莱特任内，哈佛花了3500英镑公款建成的马萨诸塞大楼，是现在哈佛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建成于1720年）。 如果说哈佛学院自由派力量的增强从内部推动了哈佛朝世俗化和独立自由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17世纪末发生的一些情况则从外部催促哈佛学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充分确保自己的学术独立地位。 1693年，北美第二所高等学府威廉和玛丽学院宣告成立；1701年耶鲁学院诞生。这两所学院的出现，一方面来说是对哈佛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支持，因为它有了同路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哈佛由于它们的存在而开始面临竞争对手，因而无形之中增加了不少压力。显然，有了“同路人”和竞争对手之后，哈佛不再可以墨守陈规，安于现状，而必须锐意进取，改革创新。 在17世纪的后半期和差不多整个18世纪，英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哲学家们都在认真地对传统的理论和价值观念提出质疑，还鼓吹个人主义和理性至上。这一阶段，后来被称为启蒙时代，思想界着意强调全球性的人类进步和研究工作上的实验方法。科学团体在整个欧洲纷纷成立，包括影响深远的伦敦推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查理二世于1662年御准建立的）。欧洲这些学会的会员和殖民地通信人之间的交往鼓励了大西洋两岸倾心科学的人们在知识的寻求上更加深入。 1727年，哈佛顺应时代发展方向，建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教席，从而在走向现代大学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在独立战争之前，建校已经百来年的哈佛每年平均送走几十名毕业生，1771年人数最多，有63名。而入学平均年龄在1741年为15岁、1769年上升为17岁。每年的食宿费在几个英镑到数百英镑之间。对学生的处罚方式以罚款和体罚为主，如迟到罚两便士，逃课四便士，打架、撒谎五先令等等，最重的如抢劫、伪造、私通则被开除学籍。倘若学生有错，校长、教授和辅导员还有权打学生的耳光。
第二部分 亚当斯父子同研哈佛第八章 亚当斯父子同研哈佛（图）
塞缪尔·亚当斯
1796年，当人们请求华盛顿第二次连任总统时，他拒绝了。这不是因为他认为一个公民无权连任三届总统，而是因为他太疲倦了——他希望回到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在自己的餐桌上吃饭，在有生之年与自己的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此时，他已经64岁了。过去的20年间，他从未休息过。这20年，他是在无休止的战争、论辩、回忆、各种误解和谩骂中度过的。于是，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就任美国总统，他也是出自哈佛的第一位总统。从此之后，哈佛便成为美国领袖人物的摇篮，成为美国出产总统最多的学府——约翰•；亚当斯（第2任）、约翰•；昆西•；亚当斯（第6任）、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第19任）、西奥多•；罗斯福（第26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第32任）、约翰•；肯尼迪（第35任）、乔治•；沃克•；布什（第43任）。 美利坚合众国第2任总统对于母校哈佛的感情异常浓厚，早在1779年起草马萨诸塞宪法时，他就将哈佛称为“在剑桥市的那座大学”，使得哈佛第一次被官方升级为大学。后来，他更是将宝贝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从欧洲的大学招回，送进哈佛，激动地说哈佛的教育比“欧洲的大学”强上百倍。 作为家中的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自小就显得卓尔不群，在随同父亲驻外时，先后在巴黎和荷兰莱顿上学，打下了深厚的外语基础。他是个多面手，样样出众，虽然在哈佛主修的是文学和古典研究，但却能在毕业后，留在波士顿做了一阵子八面玲珑的律师。一位教导过他的哈佛教授称其是哈佛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小亚当斯一生力求成功，身上始终留有老父对子女严格要求的深刻烙印。约翰•；亚当斯工作之余总能抽出时间不断鼓励儿子在学业上取得更大的发展，以至于小亚当斯在追随父亲步入政界后，正式以父亲的座右铭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老亚当斯命令儿子按照17世纪清教徒式的道德准则行事，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我的孩子，你应当以追求高尚的道德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切记它的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