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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也是“文革”后头的几年里，我和刘和平一直形影不离，甭说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恨不能同进同出。我与他交往最初的原因是他有一套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撰的《中国文学史》。那是他从他亲戚的手里借来的，我们俩人交换着竟看了三四遍。那时因为年少，记忆力又特别好，因此两卷七八十万字几乎让我们全背了下来。我们一有空闲便坐在老槐树下或碾麦场边背诵里面的诗句，交换各自的体会。这套文学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仅帮我们把读过的东西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还告诉我们许多我们尚未了解的知识。后来，我们不知又从哪里寻找到一套社科院文研所编写的文学史，不同的写法，再一次加深巩固了我们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印象。编撰者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最认真的读者，竟是远在异地的两个农村青年，他们衣不遮体，浑身虱虮，坐在渭北地区一座不知名的土峁上，对着几卷磨破的旧书，像两条饿狗，抱着几根散发着香味的骨头，无比陶醉地啃食着。
中国文学史，这是一片多么灿烂的星空啊，你只要仰着头认真看，就会发现，每一颗星辰都镶嵌在他自己固定的坐标上，让你激动、让你敬仰。我们站立在其中任何一颗星辰的下面，都会觉得自己像暗沟里的小草一般，那样渺小。他们那精神的光芒，就这样在不经意中穿透了我们，照耀着我们憋屈的生命和卑俗的灵魂，引导我们向上跋涉。
那时，我与和平在水利工地里常常一谈就到深夜。在我的回忆里，那些夜晚的月光是那么明亮。月光撒下来，将槐树杈枝和叶片的影子清晰地投放在老墙上，随着我们忽高忽低的交谈声婆娑起舞。那一刻，文学便是我们的宗教，是我们饕餮与厮守的精神乐园。我们的衣服和鞋子越来越破，草帽也脱了边，这个样子，我们却自觉很潇洒。后来所干的活儿是从沟里往上背石头，这当然要累许多。不过，因为有文学做伴，我们还是相当愉快。那阵子，因为干体力活儿，我们每人每天能吃到三斤粮食，一顿就能吃五个大蒸馍，遇到面条能吃半脸盆子。睡觉也特别好，头一落枕便酣然入梦。这日子回忆起来真让人追慕，如今长久的室内写作，搞得人神经衰弱，还时时受慢性胃炎的折磨，这让我不禁感慨，做文人大概是肉体的沦落吧。
劳动使我以力自食，读书使我有了头脑。
一天，我照镜子，发现里面的丑孩儿，竟出落成一个神灵，始知自己并不丑陋，而是生有异相。曾国藩在他的《冰鉴》里，认为作为一个文人，最好的面相应该是开门见山。我的面相，就是那纵横交错的崇山峻岭。尽管世人有以貌取人的偏见，常伤害到灵魂深处，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关口，还会影响到命运，使生存步履维艰，但在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我迥异于常人的相貌乃至于心灵，都不再是父母给我的了。在我看来，丑陋的面孔和美丽的面孔一样，它是上帝的恩赐，是命运或自然之神所能给予你的最最美好的礼物。我感激它。因为它让我承受了较之普通人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东西，它让我更加痛彻地晓得了人生是悲的深层含义。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六（3）
自此，我对以貌取人的俗人俗见，业已释然。
在工地的那些日子里，难过的是在雨天，我们一帮小伙子被困在山坡上临时挖出的土穴里无可奈何。那年月没有扑克，大家伙只能整日昏睡，也许我们实在太年轻了，睡不着便常去淘气，招惹一些事端。我们将土块投进正在熟睡的忠堂老汉嘴里，给他的脚心抹清凉油，然后看他是怎样出洋相。但这些很快便玩儿腻了。于是我们又开始倾巢出动，结伙到菜地里偷摸，西瓜地成了我们打劫的主要目标，当地老农也因此跟着我们没少受罪。
偷盗，做贼，这和我的秉性相距甚远，但我还是很怀念那时候和伙伴们一块偷鸡摸狗的感觉，其中虽然有失算时的狼狈，但也有得手时的愉悦，三瓜两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是刺激。然而，这种快活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几个人很快便因抗议带工的头头多吃多占被开除回家了。几个月的工地生活使我显得更黑了，但也更结实了。这时候，恰好生产队驻进了路线教育工作组。我作为一个能读报的高中生回乡青年，很快便被工作组的人看中，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没日没夜的发动群众、调查落实、整理材料、汇报工作等，“文革”期间那些司空见惯的花招和俗套，也便成了我日常的工作。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七（1）
路线教育之后，生产队换了领导班子。我也像《骚土》里的贺振光似的，夹起了账本，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过去的那些年里，当地人因为我们蔡家是外来户，经常欺负我的家人。此时，他们看到夹着账本的我，也只好忍气吞声。父亲对我投以赞许的目光，在他看来，我似乎真的有些用处了。
生产队的会计是可以不下田干活的，这给了我许多空闲的时间来阅读马、恩、列、斯的几本书。我在阅读这几本书上下了很多工夫，又是读注，又是作笔记。这些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解除了我少年时期偏执狂妄的思维方式，使我的头脑开始稍稍变得科学、条理和逻辑化了。此时的我突然改变了以往的羞怯，站在一二百人的社员大会上，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起《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了。马克思、列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也开始深深地吸引我，让我感到了德国大胡子的智慧。
这一年夏天，我倒了大霉。这是对我年少气盛和头脑偏激的一次报应，也是对我阅读马克思后狂妄行动的一次打击。我们生产队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两派间的明争暗斗，一派是当地人，一派是外来的移民户。当地人一直掌握着生产队的大权，外来户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受这样或那样的欺压。我作为一个外来户人家的子弟，身为生产队会计，便不自量力地按照自己的想像，打主意要与生产队的另一拨人对抗。我一出头，无疑给外来户壮了胆力，他们也乐意撺掇我干这干那，提供各方面的“情报”。生产队队长刘铁栓和我同岁，自幼一块割草，一块拾庄稼，曾是很好的朋友，但真到人间争吃争喝的角斗场上到底都还年轻。就这样，我们两人被那些看起来愚木、实际上却比我们狡猾得多的农人推到了前台。我深知自己生来不是当领导的材料，于是设想了一个计划，想通过大家的努力，将当地人当的队干部全改选掉。计划开始实施，村里几位积极活跃的骨干跟着我。通过这几位骨干，我们在当地人中间打开一个个缺口，使他们相信跟着我们这些外来人会比跟着他们当地人好过得多。我们几人经常聚在一起议论这些事情，渐渐地便成了公开的秘密，社员里一些人也开始朝我们一边倒。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时机到来，时机一到，社员们就会一哄而起将生产队队长轰下台。当地人那一拨中的一些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他们开始暗中监视我们，并通过口风不牢的人打听我们都说了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我是何等的狂热，就像当年共产党人搞地下活动一样，蹲在前院厦屋的板凳上，没日没夜地与人探讨，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指挥着大家秘密夺权。
一天夜里，震耳欲聋的砸门声将我从睡梦中叫醒。有人叫我和四哥。我和四哥一出家门就看见街道上站着七八条黑影，听口音极相熟，是民兵小分队的翟连长和小三他们几人。我们弟兄俩就这么被押进了大队部，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那几位骨干都丢头搭脑、老老实实排成一排站在那里。没呆几分钟，我就被提到另外一间屋子，给了我纸和笔，要我写交待材料。这时候，我有些害怕了，但知道该怎么写，因为我觉得我有正义在，就有辩解的可能。于是我坐下来，行云流水下笔千言，直截了当地倾吐了我对人对事的一些真实看法。天亮的时候，我被放回了家，四哥却被留下来，与那几位骨干一起，在民兵的看押下，每人脖子上挂块牌子，敲着锣游街示众，罪名是开黑会。当天夜里，我再次被提了去。我和四哥，连同那几位骨干，一共十几人，被民兵们用枪押上了千人批斗大会。这年我十七岁。台上刺眼的汽灯耀得我睁不开眼睛。四哥比我刚强一些，他没大事一般，第二天又与其余几人在游街的队列里，朝着围观的人们嘻嘻哈哈地说笑。四哥的确受冤了！他一直在外干木匠活儿，因为收割大忙，才将他叫回来，他与我们这些事情很少联系，只是旁听我们的聊天，便成了“黑会”成员。这事情让我惦记了很多年，总是感觉有些对不起他。他的硬气劲儿着实让我佩服。在游行的队伍里，他笑得那么开心，将押解他的民兵都逗笑了，而我却心情沉重，感到像被剥光了似的，站立在众人面前，又羞愧又恐惧，真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我甚至想，这下可完了，一切都完了，连同我的梦想。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实在是太年轻了，太看重一些东西了，殊不知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多年之后，我探亲回家，在街上偶遇已是公社会计的刘铁栓，幼时的朋友拉手一笑，一切就都冰释了。年轻不是一种错误，任何人都得经历年轻，何况那时我们才不过十七八岁，都那么不成熟，但拉手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们都原谅了对方。
现在回想那一时期，该是我人生最丑陋的阶段。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为达到某种理想的效果，撒谎造谣，故意扩大和歪曲事实，甚至还背地里说人家坏话，还“挖坑埋地雷”，将对手陷于死地。这都是些什么事啊，但我居然都干过！不知搞“政治”的人是不是都得这样，反正那一时期我是这样的。那真是一场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