哉悠哉地画来画去，然后念声出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譬如说“人”字，看到它你就像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字这东西，简直太奇妙了。父亲的爷爷，曾以此“砖”敲开富裕之门，带来我们这一支蔡姓族人空前绝后的荣耀，尽管这荣耀让他老人家所做到的，不过是个富有的乡绅而已，但在我们这些后辈人里，谁也比不了他！对此，父亲时常总结，总结之后又总是以民间那句精彩的充满历史智慧的论断作结束语：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但是后来的我们，竟一直在河西，家境似仍在一天天恶化。这使得父亲幼年的生活，过得并不比后来的我愉快多少。一年秋天，他立在窑门外的向日葵底下，给我讲了一段经历。他十二岁的时候，学会用小木片做筷笼儿，拿到铁谢镇的街市上去卖，得几个铜钱，买了盐或者简单的日用品，其余拿回来以贴补家用。老太爷竟因此称赞了他，这成了他最感自豪的幼年回忆！父亲大概以为，这个例子会感动我，能让我早点儿懂事，早点儿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在讲究实用的儒教文化里，一直是受到奖励的。而在它的背后，则是一个人天然童趣的提前丧失。我的童年，不知不觉中也受了它的左右。
父亲十七八岁时候，黄河泛滥，田里颗粒无收。守在家中无异于等死，于是他便跟着伯父一道离开家，同河南的流民一起北上到了西安，由西安的河南同乡会安置进一家火柴厂做了学徒。火柴厂的工作只能果腹而已，这与父亲与伯父背井离乡的实际愿望相距甚远。于是兄弟二人决定，让看起来较为机灵一些的父亲离开火柴厂，继续北上寻找生计。辞别之日，一生为人忠厚的伯父心绪沉重，眼泪汪汪，千叮咛万嘱咐，要弟弟一路上千万当心。前面的路是黑的，生死难卜。
父亲携带着几件破衣，就出了西安城。他朝着渭河北岸的方向，一面乞讨一面行走，这一行就是二三百里，过了高坡还是高坡。一路草木稀疏，黄尘蔽日，秋收后的田野，裸露在天空下面。父亲漫无目的却又满怀信心地朝前走。——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状态，也为他的后人——我们这些晚辈们耳闻目睹。他走到了澄城县的地界。
澄城，新编县志里这样记述它：
澄城县古称北徵邑、徵县。北魏时定为澄城县，沿用至今。……澄城地处陕西渭北高原东北部，前拱原阜，后依山陇，大浴河襟左，洛河环右；县境东邻合阳，西界蒲城、白水，南毗大荔，北接黄龙，境内沟壑纵横，坡陡谷深，……多干旱灾害。四条干沟将县境土地分割为三梁一原。
这样的自然环境实在是太封闭、太落后了。唐代大文豪杜牧为澄城县生态的严酷还专门著文，发出这样的历史浩叹：
……徵者，俗讹为澄耳！其地西北山环之，县境笼其趾。沙石相礴，岁雨如注，地皆淫滟不测。徵之土，适润苗则大获。天或旬而不雨，民则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岁绝丝麻、蓝果之饶。固无豪族富室，大抵民户高下相差埒然。……兼之土田枯卤，树植不茂，无秀润气象，咸恶而不家焉。民所以安和输赋者，殆由此。倘使澄亦中其苦，则墟矣，尚安比之于他邑乎？嗟乎！国家设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堕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涧壑自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险而不恃法，则划土者宜乎墙山堑河而自守纪律矣，燕赵之盗何可多怪乎？
简言之，杜牧这段话大致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澄城境自然条件恶劣。雨水勤的时候，能得到一些收成，但遇干旱，乡民便像若有所失的蒿草一样，仰望着四方的天空，渴望雨的到来。所以，这个地方的农户之间，贫富的程度，基本相当。其二，澄城县境地势险要。人们为了躲避官府的盘剥和盗匪的劫掠才居住此地，如不是这样，谁还能将家安在这样的地方呢？
在黄土高原，这样自然环境的县境，可以说相当特殊，也十分典型。我想，其后我可怜的父亲至少翻过了两条深沟大壑，又北上了四十里。也许正是这一道道沟壑的阻隔，我的父亲惊喜地发现，在这横竖都是黄土沟壑的洼地里，居然有一个古槐葱茏、庙厦林立的小镇——刘家洼。
刘家洼，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就心颤，因为它是我心灵的休憩之地。在我心灵的深处，从没有放弃过对它的怀恋和追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喜欢它那种既陈旧又温馨的气息。活在那里的人群中间，就像活在一本故事书里。我生在它的怀里，也许将来也会像合上书本一样，安息在它的怀里。父亲最终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刘家洼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但是，苦命的父亲选择刘家洼这个地方，实际上也为他的子孙选择了一种更加苦难的命运。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二（2）
当时的刘家洼镇子里，人烟稀少、一派安闲。镇子由一横一竖的“丁”字型街道构成。街道两旁的房舍多为高大一些的瓦屋，看样子，大都年代久远。街面上，女人们穿着土布的遮裙，男人们穿着破旧的长袍，仅从其衣饰上就可以看出此地之偏远。而从时间的坐标看，比起霄烟纷飞、饿殍遍野的洛阳道，少说也要晚发展半个世纪。不过，在它的落后里，却也另有一种不可多见的恬静。我父亲最先遇到的，可能是东槐院里的刘和平他老太爷。老人家依然是长袍马褂，一根长长的辫子拖在脑袋后面，牵头毛驴，从街西往街东，蹒跚而行，并不时回头望一眼坐在街角的乞丐，也就是我的父亲。已近傍晚，下着小雨，天色过早地黑暗下来，镇子里的店铺与饭馆都一一关门打烊，街面上显得凄冷而空旷。尚且年少的父亲冻得瑟瑟发抖，蜷缩在一家店铺的屋檐下。也许他就是想在此度过一个饥寒之夜吧，因为自在西安告别伯父后，他已不知经历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这时，一个老者从店里踱出来，他是这个镇上的老木匠。镇子大庙檐下那一簇簇栩栩如生的镂空木雕——那些个给我童年时期以无限美感的飞鸟走兽——大都出自他的手艺。老木匠看我的父亲年少惜惶，便将他带进店里。这位老人，不愧是刘家洼的第一好人。灯火之下，他见我的父亲长相聪明、言谈得体，便当即决定收他做学徒。这的确是父亲的运气。三年过后，因为天资聪明灵巧，再加上超乎常人的刻苦，父亲很快便学成出师，并最终代替了老人，成了方圆数十里颇有名气的木匠。从此，我的家便成了世代相传的木匠之家。我的兄长和侄孙们也因此大都以此为业。如果仅是穿衣吃饭，这天傍晚的机运不仅对他，对我们这些晚来的儿女们，也都受益无穷。
父亲从此成了真正的手艺人，虽然做木匠也只是个实在的生计之道，永远不会使人大富大贵，只能养活家口而已。不过，好的木匠实在可堪称民间艺人，尽管因其作品过于实用而被人忽视。在澄城的县志里，就赫然记载着晚清时期一位叫任大成的木匠师傅，他盖楼修庙，其手艺之高超，闻名百里。我父亲的师傅不知是否承接了这一师传。但在我回家探望家人的日子里，每遇老乡家中搁置着由父亲亲手打制的木器，便会不厌其烦地端详。我发现，父亲之后多年的制作，大都可以称之为木器中的精品，无论选材，还是技艺。我想，父亲手艺之好，除了灵性的佑助之外还得经过名师的点化，而在这偏僻的山地，除任大成这一脉师传还会有谁？
不过谁传与传谁已不重要，关键是我的父亲，凭着他的聪明与灵巧劲儿很快便掌握了木匠这门手艺，之后，马上就表现出了河南流民那种顽强的适应性和灵活的应对能力。他带话到西安，唤了伯父来，一同落脚在刘家洼。兄弟俩先是走乡串村为人家修理风箱家什，后租了南街的一面砖窑，叮叮咚咚就干开了。此时国民党地方武装正和游击队打仗，死人多，需要棺材，这对我父亲和伯父来说，无疑是一个发财的良机。时隔不久，兄弟二人又租了刘皇庙东邻的一家大铺院，正儿八经地开起了木匠铺。没用几年，当地的老人们就开始对父亲以“蔡掌柜”相称。并且这称呼，一叫就是许多年，一直到“文革”才不再叫了。木匠铺初具规模后，父亲从一个被他叫做“王掌柜”的人那里，将这所大铺院买到手，又回了趟河南老家，娶了我的母亲。这一系列行为，一连串壮举，几乎是在一瞬间里完成。从此，我的父母就在这所大院里生儿育女，做木工活儿，并且终生没有再离开过。
后来，我们兄妹六人，便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在这所大院里。这大院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它邻街的铺面房是一座高度仅次于刘皇庙的高房大屋，与刘皇庙一样，它的脊瓴与马头墙用的也是镂空的砖雕，飞鸟走兽活灵活现。据老人们说，最早的时候，这院子曾是刘皇三兄弟张飞的庙宇。当地人多姓刘，后来便只有中间的刘皇庙被留下来，做了庙宇。许多年后我曾不无幽默地推想，大概我家住的是张飞庙的缘故，致使我们弟兄面貌生得一个比一个黑，只是眼睛不像他那么大，脾气也没他那样暴烈罢了。张飞庙正门的上方，是三个被黑漆遮盖的三尺见方的大字。以此推断，后来这里曾是做生意的商号。我七八岁的时候，曾看见西安美院的老师到村子里来写生，他坐在当街上，拿着大画夹子，画了刘皇庙与我家门房的速写。这样想来，我家的大门房的确是有些特点。这些古老建筑的具体年代已无从考察，但是从建筑的样式和古旧的程度看，至少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如果不是一九七六年那场大地震的影响，也许它还能保存到今日。
我觉得小时候的雨水似乎比现在要多。因为那时经常能看见许多路人在我家的门房下避雨。夏天里，坐在它阴暗和空旷的台阶上，呼吸着它发霉的气味，总让人产生些许异样的感觉。大房的屋梁上常看见蛇，小时候我们叫它长虫。父亲对它总是敬若神灵，不允许徒弟和我们这些孩子们招惹它、伤害它。
那时候，山里的狼经常下到塬上来骚扰，时不时就能听到狼吃了某村某家小孩儿的传闻。像祥林嫂那样的故事，是太凡常不过了。传说中的狼故事里，有一种极具魔幻色彩的说法，说世间的人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常人，另一种则是猪人。常人和猪人，我们人的眼睛是分别不出来的，但狼能看出来。狼是土地爷的狗，它不敢吃人，而只吃那些被它看出来的猪人。八里地外的郭家洼庄子，一个男人，到二十里外的赵庄赶集，天黑回家，路上遇到狼。狼看他是个猪人，便缠住他。好在是冬天，他穿着厚厚的棉衣，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大围脖儿。狼三番五次将他扑倒，他都挣扎着爬起来，爬起来再被扑倒。狼没咬透他的围脖儿和衣服。他边跑边打，挣扎着跑到村头的土地庙里，用身子顶着门板，狼在外面嚎，用爪子拼命地抓门。快到天亮的时候，那男人屙出一堆猪屎，才变成了正常人，狼这才转身走了。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在我孩童的视觉里，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用正常的眼光看人。人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