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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跟中国人打起交道来，就一定要懂得礼数。中国人爱讲礼，因此规矩也多，稍有不慎就容易犯忌讳。而且，中国人很崇尚“礼尚往来”，也就是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点让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很难适应。其实在中国呆久了你会发现，很多通过正常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却能在私下里通过私人关系解决。中国人谈生意，更多的是在酒局饭桌上，而非谈判桌前。大约他们认为，觥筹交错的气氛才算融洽、友好，而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多少有些不礼貌吧。
有人认为；正因为中国的礼仪制度太规范、太完善，而且它依托的是数千年以来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所以难免让人觉得有诸多的繁文缛节，几乎成了一些束缚人们行动自由的陈规陋习，很难有可取之处。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毕竟中华礼仪的形式是一直在变的，而且变到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在大街上，早就见不到打躬作揖、稽首施礼的场面了吧。但是，中国礼仪的内涵和精神却一直为国人所传承至今，留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注重人伦、崇尚道义的有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等级森严、秩序井然。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相当浓厚的，这一点要远甚于西方；家庭的和睦可以促成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同时也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要求父母善待子女、子女孝顺父母，兄长要爱护弟妹、当弟弟的自然要尊敬兄长；此外，夫妻之间如果能做到“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正是这样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了传统中国家庭的和谐与美满，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稳定而有序。
当然，有时候过分的人伦纲常与亲疏之别也常常产生副作用，最容易导致裙带之风的盛行，以及为了小团体的私利而置大局于不顾。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过于浓厚，一个人一旦有了出息（例如做了官），很自然的就要为亲友或是乡亲捞点好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恐怕也是很多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
此外，中国人的地域认同感也特别强烈，同乡之间往往会彼此照顾、相互提携，尤其是当他们在外地发展的时候。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也是基于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对故乡的眷顾与依恋的情怀。在美国，我们就很少听说仅仅因为是老乡关系而成为朋友的。诚然；同乡之间的照顾提携有其合理之处；但在企业经营中，如何对因同乡关系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进行管理，却是很令管理者头疼的事情。
义利观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义”和“利”是一对永恒的主题，二者的矛盾冲突也最多；而国人长期以来都把它们视为对立面，多耻于言利。义利之争的起因，乃在于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几乎无人敢轻易言利，人人都为这种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理念所束缚。不信你去问任何人愿意做“君子”还是“小人”；答案都会无一例外：“当然是君子”。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无疑是与现代商业理念和原则相悖的，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都是一种“官文化”而非“商文化”，唯有“仕途经济”，才是人生的正途。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土壤，确实不是诞生企业家的土壤。像孔乙己那样典型的中国人，穷困潦倒之际也不肯放下读书人的面子，实在是孔孟之道大大的受害者。难道面子就那么重要么？就算是不折不扣的“君子”，难道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么？孔子提倡“君子固穷”；要求君子能“安贫乐道”；要求他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虽然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却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人的心灵。
不过如今的中国人，已经很少有这种顾虑了。他们所标榜的，正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是不义之财，只要有利可图，也照样会趋之若鹜。但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更习惯于“藏富”而不是“露富”，更不用说“斗富”了。因此对于他们的财产，哪怕是正当取得的收益，也不喜欢让人家看到，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掩饰。一方面是避免背上“贪财鬼”、“吝啬鬼”或者“守财奴”的恶名，另一方面也免得树大招风；引发他人的觊觎之心。
其实；有些中国人口头上虽然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把钱财看得很重的；正可谓是“道义摆口边；利字在心间”。这样的人；明显有些心口不一；多少让人觉得比较虚伪。从古到今；公开标榜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追逐财富；并且以炫耀财富为荣的中国人；毕竟不多。况且中国人大都崇尚节俭；如果有钱了就大肆挥霍；就会被人斥责为“暴发户”心态。
所以多数中国人就是有了钱也不愿意声张；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他们最大的理想。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不如用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点贡献。至于“为富不仁”；那更为中国人所不齿。但有时也难免会有例外。西晋的时候；就有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听来令人咋舌；不过这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也都没有善终；落得遗臭万年的结局。我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发财”“致富”这样的字眼是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社会再也不提倡“贫穷即光荣”；压抑许久的人性开始爆发；结果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近十年前一些“大款”挥金如土；动不动就“斗富”；人们甚至产生“笑贫不笑娼”的心态；引发社会拜金主义思潮严重；不过这股风头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国民的心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但是若要问当今的中国人，在“义”和“利”之间会如何取舍，那就很难说了。估计他们多数都会选择后者，但一定要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对于这样棘手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不要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要让人们明白，“守义必有利，趋利须怀义”。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通过两者的权衡与拿捏以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自然要费一番考量。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3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3）
忠恕之道
儒家的道德规范，说穿了不外乎“忠”、“恕”二字。“忠”，就是要求待人诚恳、不欺诈、不瞒骗，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而“恕”则要求能够宽厚待人，凡事多体谅他人；多多进行反躬自省。
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忠恕大行其道，所以形成了国人谦恭卑谨、温良敦厚的性格。一个“忠”字，就是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正直无私。它堪称是中国人最原始的“诚信”原则，值得人人遵守。时下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诚信回归”；看来传统的道德规范如今似乎真的有所缺失；而它在现代社会也必能彰显新的价值。
“忠”的内涵很广泛；并不单纯指臣子对君主忠心不二、尽职尽责。其实对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必要用“忠”来调节。就是说；对人要一心一意；尽心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孔子曾强调“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里所谓的“忠”；也就是诚恳、率直、光明正大、磊落坦荡的意思。
至于“恕道”，孔子的教导就更多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斤斤计较，抓住别人的一点点小过失不放，得理不饶人，那可不是谦谦君子的风度和作派。因此在儒家看来，对待别人的过失要尽量宽容一些，有理最好也能让三分，这样才能达到和衷共济、日臻善境的效果。所以说，为人应能容忍他人的过失，不要求全责备。《左传》中有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堪称至理名言。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考察他人的标准过于苛刻，那世上就没有你信得过的人了。
怎样才能做到“恕”呢？其实很简单，就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原则极其为孔子所称道，在《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它的意思是说，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了。看起来这标准很简单，但要身体力行起来却不容易。
据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这么一条：“己所欲，施于人”。《圣经》中马太福音（七•；十二）也有记载：“你愿意他人如何待你；你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这句话曾被许多西方企业奉为黄金准则。初看起来；似乎至理至真，这不是一种“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怀么？但是须知，己之所欲难道就一定是他人所欲么？如果片面地以己度人，难免会一厢情愿地将许多他人并不乐意接受的东西
强加给别人；一旦这种思想太极端，甚至会导致高压和暴力方式。如果一个国家也奉行这样的政策，无疑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影响世界的稳定。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在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它的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地会被看成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这种思维逻辑和孔夫子的忠恕之道相比，高下立判。
当然，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并不是要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一味地包容、退避、忍让，毕竟万事都是有限度的。孔子的弟子有一次问孔子，“以怨报德当然是老师所不提倡的，那么；我们如果以德报怨的话，应该没错了吧？”孔子回答说，“如果以德来报怨的话，那又该拿什么来报答德呢？我看不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样才比较好。”作为中国人，我们实在佩服孔夫子的智慧。“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简简单单八个字，可以看作是忠恕之道的最好注解。
道德的力量
儒家学说的创立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阐述的多为经世治民的政治理想。事实上，管理工作大都是相通的，大到治理一个国家，中到管理企业或组织，小到管理一个家庭；总的原则和标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当时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人，想必放在今天也一定是个不错的企业家。所以对今天的管理者来说，借鉴一下孔子的政治学说和管理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实行“德治”和“仁政”，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孔子不主张通过刑罚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而是主张通过礼乐教化来感化人民，使他们自觉自主地认识到哪些行为好而哪些行为不好。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用刑罚等法治手段来惩罚不道德的人或事，人们虽犯法而受到惩罚，可心里却未必有悔改之意；如果施行德政，以“礼”的精神来教化引导民众，那么人人都不敢做坏事、错事，心里时时有危惧惊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