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姐站着没动，乐呵呵地笑着，许可佳第一下得了手，虽然很轻，毕竟打在了胖姐头上，要打第二下的时候，胖姐才抬起一只手护住头，笑着逃进了厨房。许可佳跟着追了进去。我听见厨房里笑得地动山摇的。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不太自然，胖姐乐呵呵地看看我，看看许可佳，说你们俩个差不多大，怎么搞得像有代沟呀。
我和许可佳只是笑，互相几乎不说话，要么装作对电视很感兴趣的样子，要么只跟胖姐说一说。看完一盘碟子后（我现在记不清那盘碟子的具体内容了，好像是香港喜剧），许可佳起身告辞，胖姐让我送许可佳出小区，到大街上去打车。我立刻站起来走在前面，打开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站在楼下等许可佳。许可佳一出单元门，就出了一口长气，像是刚从深水里浮出来的一样。接着，不知道她怎么把自己弄笑了，乱笑一阵后，对我说：“你表姐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走在前面，头也不回。许可佳问：“你们是姑表还是姨表？”我胡乱嘟哝了一句。她紧走几步，追上了我，又问了一遍。我说：“是姑表加姨表，那种拐了很远的表亲。”
许可佳格格地笑了，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没几分钟，许可佳的下一个话题又来了。
她后来说了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嗯啊”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就放慢了脚步。在不太熟的女孩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不时从许可佳的话中挑出几个字，然后重复一遍——这是从“新好男人”训练课上学来的，不料威力还不小，许可佳的谈兴越来越浓了。她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慢慢启动的时候，她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跟女孩说话。直到20岁，我都弄不清楚该跟女孩说些什么。在女孩眼里，我是一个严肃乏味的人，一些女孩刚跟我接触时，甚至会觉得我生硬傲慢。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跟女孩说话，非常喜欢听她们说话。有时候女孩们美好的声音一响起来，我甚至会听不进去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像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她们像是一些正在演奏的乐器。我曾问胖姐，我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表达障碍”之类的毛病啊。胖姐说：这是“酷”嘛，一个人的特点。当时我还真有点高兴，觉得占了天生的便宜。此后的几天里，胖姐跟我聊别的事的时候，还不时冒出一两句格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一类。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宽慰我。又过了几天，胖姐才开始给我上交流训练课。这天晚上能跟许可佳说这么多话，可以说，训练课初见成效。
送走许可佳后，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心里忽然格登一响，今天怎么没人来打牌啊？这个念头飘荡了几下，很快像风中柳絮一样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但有很长时间那隐隐的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胖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胖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７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胖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麻烦。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２１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决定还是到胖姐那里去。胖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还没吃晚饭。她说刚买到了我喜欢吃的武昌鱼和蕨菜，“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欢畅起来了。走进地铁之前，朝缓缓降临的夜色看了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开端。假如今晚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解决另一个麻烦。
胖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走进来，才开始拆蕨菜的真空包装袋。闻到厨房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蒸鱼的香味，我知道鱼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蕨菜这东西太过娇嫩，也会炒好了的。一起走进厨房，我给胖姐系上围裙，看见煲着的汤在沙锅里轻轻翻滚，看见树影在窗外轻轻晃动，我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做饭，一边闲聊着。忽然想起在书店里翻过的一本美食经，上面描写过这种下厨的情景，说跟亲密的人在一起做饭，饭菜里总会多出一些滋味。 此时此刻，我觉得那个作者是品尝到了人生的真味。
没多久，胖姐就聊到了许可佳，很不经意的样子。
在此之前她聊到了几个女孩，在此之后也聊到了几个女孩，都是我知道的。有的在棋院里见过，有的在胖姐家的牌桌边见过，有的只是在电视里或报刊上见过。胖姐把许可佳放在这堆女孩子里面，放在随意说说的琐事中，一点也没有要突出许可佳的意思。但我的耳朵，像是给轻轻弹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
胖姐说：“也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减肥的，随便吃，总也不见胖。”
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胖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胖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在心理做了一些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震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想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胖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她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胖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怎么啦？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胖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胖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胖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胖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她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胖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胖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胖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胖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胖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胖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胖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胖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胖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胖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胖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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