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胖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掠过北京。
门洞口蹲着一只小猫,尾巴扭来扭去的,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我陪着猫站了一会,直到胖姐来牵我上楼。
8
现在,我坐在春天里继续回想往事,在一场沙尘暴里回想另一场沙尘暴,在一段人生里回想另一段人生。几分钟前,我写完了我和胖姐第一次吵架的情景,交往史上留下的第一道伤痕——那也许并不是第一道伤痕,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只不过像水滴落进了水里,留不下伤痕而已。
这次不一样了。互相用最柔软的一面相待对方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在我们共同绘制的壁画上,她钉了一棵钉子,我钉了一棵钉子。虽然后来和解了,钉子拔掉了,但那些小洞眼还在。它不会像以前的小小不快一样很快过去,过去了的倒像是另一些东西——它仿佛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以后每次发生不快;我都会想起这个转折点。
这天晚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我洗脚、上床。她在床边的黑暗里坐了一会,问我:“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说没有,只是难受了一会,没想到会这样。我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从来都不想跟她吵架的。她笑出了声:“这还算不上是吵架吧?”我说:“实际上你已经和我吵架了,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吵架竟然是因为……”我哼哼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她又笑出了声,说:“好好好,你说是就是吧,我算怕了你了。”
外面沙尘暴一直在刮着。胖姐走后,我几乎一夜没睡。有一阵子,心里有点后悔跟她吵架,但这点悔意,随后又被生气的余波一点一点冲掉了。她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那样。我睁眼躺着,听着细小的沙砾打击窗玻璃的声音,又把吵架的过程和许可佳出现的情景放在一起,仔细回想了一遍。用不着尘埃落定,我能看得见胖姐正在堆积沙丘,在她和我之间。我越想越荒凉、烦躁,觉得夜空下的沙尘暴正在展开我的内心世界。
几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看这事,她当然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倒是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和那样。我好像是太孩子气了,在对自己温暖柔软的人面前,我太放纵自己。胖姐为我找女朋友的行动再次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到不用鱼刺的事情去刺激她生气——可是,当时到底该怎么做,我又怎么搞得清呢?
那场沙尘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突然停止,像一台巨大的鼓风机一下子断了电一样,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我走出胖姐家,朝桔红色的天空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塑料袋、破报纸、树叶和尘土失去了在高空飞翔的力气,正接连不断地缓缓落下。巷子里几乎没有行人,偶尔碰到一两个戴口罩的,还没有看清眉目,一闪即逝。天空没有往常的鸽鸣,树上的鸟一声不吭,连在垃圾堆旁互相撕咬的猫也不叫上一叫,能听到的动静,只有大街上传来的汽车的声音。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别人的梦中。
9
沙尘暴又刮了两天,才算是过去了。附近公园里晨练的人又多了起来,天还没怎么亮,就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声。这天早晨,我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些吼叫声是从我的梦里发出来的,毫无道理地坚信,这一天会出点什么事。
起床,洗刷了好一阵子,想不起做过一个什么梦,却忽然想起了电话铃的声音。我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胖姐打电话来叫我起床。搬到南城后,才没有把电话铃声当闹钟。
我在东直门那一带上班,在一家通信系统公司。大学毕业后,胖姐陪我到这家公司应聘过两次。第三次,她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里有一位姓韩的老总喜欢下围棋,于是考试我的场地和内容都变了。棋具是现成的,就在韩总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跟韩总下了一局,胖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我皮包里经常夹着李昌镐的新棋谱去上班。有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能看见等着进公司工作的博士和硕士在门外排着长队。
我从小喜欢下围棋,很钦佩天才棋手李昌镐以著名的安静震动世界。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棋院打李昌镐的棋谱。那时候我对学校里的课程安排非常失望。通信专业这个行当,每天都在涌现新知识,我们在教室和实验室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内容,每天都有几页可以撕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我想,反正我的大学时代注定要给糟蹋掉的,不如我自己来把它掰碎,搁到围棋盘上去糟蹋更好一些。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竟然会因为不务正业下围棋,而得到这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认识了胖姐。
我跟胖姐就是在中国棋院认识的。
一天下午,我看见一大堆人拥着一个业余四段,在大太阳底下朝棋院背后的教室里走,一个女人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无袖衫,露膝裙,身上粘着阳光。业余四段不时回过头招呼她一下,她笑一笑,点点头,也不加快脚步,还是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
那个业余四段,曾经指导过我打谱,姓常,经常义务帮棋院办围棋训练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棋院门口,当时我正坐公交车去上班,冲他喊了一嗓子,他四处望望,才朝公交车挥了挥干柴棒一样的手臂。后来听说他老婆闹离婚,他吞下了19枚围棋子,自杀了。他是我见过的对围棋最痴迷的业余棋手,他叫常宽。我记得给胖姐讲完常宽的死后,胖姐立刻哭了起来,好几个月没碰围棋。
去上班的路上,我只要倒一次39路车,就会经过中国棋院。有好几年,只要中国棋院门口那一段路不让我觉得太难过,我就不会不坐39路。
起初是刻意的,后来就成了习惯。关于习惯,克格勃训练手册中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习惯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你不能养成任何习惯。车过棋院,有时候我会感到心脏紧缩,这时候就会想起克格勃训练手册。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傻笑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胖姐的那个下午。
那个下午的情景在以后的回忆中经常出现。39路车一上玉蜓桥,我就能看见棋院的四方形大楼,那个下午就会出现在车窗外面,那个下午阳光晃眼。
现在追溯起来,假设当时不是因为教材或教育体制那么陈腐,假设不是常四段的讲解那么吸引我,假设没有李昌镐——还是不假设了吧。事实上整个世界无限复杂永不停息地运行着,我和胖姐认识,就是运行的一个结果。我能进这家公司,是运行的另一个结果。我想起了两行诗:“ 在人生所有的细节里 /都晃过了命运不可捉摸的影子。”
这天我依然坐39路车去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这天我很容易就有了过多的感概。棋院的大门一闪而过,往事在回忆中不可避免地变形,一个下午被压缩在几秒钟内:一个女人修长的、没穿袜子的双腿在阳光中走动着,空气在她周围一圈一圈荡开。她朝我走过来。她从我身边走过去。那天我们还算不上认识,还没说过话,但离正式认识的那一天已经不远。
在办公室里呆了一上午,不知不觉已过了公司食堂开午饭的时间。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想到了我和胖姐之间很多尚未攻克的难题,我想到了很多解决方案……正借着椅背的弹性一晃一晃的,办公桌上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让我差点摔下来。
电话是许可佳打来的。许可佳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脆动听,有几秒钟我没听出是许可佳的声音,直到她说起了“周末在你表姐家里”,我眼前才浮现出一个清爽结实的女孩朝我微笑的情景:她先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接着撩开挡住脸的头发,好像要认出我是谁,才决定是否微笑。这真有点特别,跟那种见人就笑的女孩子有点不一样。
许可佳没容我多说话,就劈劈啪啪地告诉我突然找我的原因。她打车走到我们公司这一带,才发现钱包里没带够钱,司机不肯往前开,也不肯倒回去。“你一定要帮忙喔,”许可佳说。
我走下楼,差点没认出许可佳来。这次她化了很浓的妆,跟上一次素面完全不同,紫色嘴唇,蓝色眼睛,有点像胖姐说过的那种韩国妆。
我问许可佳需要多少钱。
许可佳说:“付够车费就行了,”她笑了笑,又说,“肚子饿啦,你做好事做到底行不行?”
我当然不能说不行,问她想吃什么。许可佳说:“随便随便。”
随便这道菜最难点了。我想起同事阿伍过生日时,我们在仙踪林聚过一次,那儿好像有一种炸土豆条叫随便。我带许可佳去了街对面的仙踪林。
一路上这个爱说笑的女孩不停地解释着,说她来这边办点事,幸好在我们公司旁边,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真是没想到会没带够钱,还说她每个月底都会有好几天带不够钱,说完格格地笑起来。
我这才想起又到月底了,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该去韩总的办公室下棋的日子,立刻有些胸闷。那个韩总的日程表上,每个月底都有一天画上了一黑一白两个圈圈,到了时间,秘书就会四处打电话找我。一年以后,韩总退了下来,但到了每个月底还是准时犯棋瘾,四处打电话找人下棋,有时候我还会去跟他下两局。
在仙踪林的秋千椅上坐下来,我和许可佳一人点了一个套餐,另外给许可佳加了一个“随便”。许可佳问我“随便”是什么,我没告诉她。等餐的时间,许可佳又一直说个不停。吃饭的时候,她嘴里塞满了食物,依然滔滔不绝,仿佛她嘴里还有一条备用的舌头。“随便”端上来了,见是普通的炸土豆条,她楞了一下;大笑不已。
我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好像有一点紧张,上次我送她离开胖姐家时,她也说了很多话,但在夜色的掩护下,我看不到她的表情。这一次,她的脸微微有点红。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的。她说:“出租车开呀开呀就开到了这儿,我说哎呀呀我没钱啦,司机马上停了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了你们公司的牌子。打114一查——我厉害吧?”
我没追着问她是怎么知道我所在公司的名称的。我感觉到胖姐已经跟她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我慢慢地吃着,静静地听着,很快就知道了胖姐是许可佳爸爸的同事,还知道了许可佳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把她管得很严,只要是男人打电话来,她妈妈就会偷听,她爸爸就会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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