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昼夜激战，我军作战极为英勇。第25师第145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崩溃后，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士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七个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
古北口作战，我军仅第25师一师伤亡就达4000余人。但敌自侵入热河以来，又一次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伤亡不下2000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战役为“激战中之激战”。自3月13日至4月20日，将近40天中，敌人未敢轻举冒进。
日军在长城各口进攻受挫后，改变战术，一面进扰察东，攻占多伦、沽源、宝昌、张北诸县；一面派兵改由山海关突进滦东。4月初攻陷石门寨、海阳、秦皇岛等地，使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日军突破滦河，侵入滦西，攻陷冀东22县。至此，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长城抗战失败。
长城抗战历时80多天，中方仅第l7、第29、第32、第53、第67军就伤亡1。8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
长城抗敌：一寸江山一寸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长城抗战中的大刀肉搏战，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在争夺喜峰口孟子岭的战斗中，第110旅旅长何基沣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多使用大刀和手榴弹。使用大刀肉搏成为我军的重要战斗形式。
第109旅旅长赵登禹见敌军已接近我军阵地，命令停止炮击，官兵冲出战壕反击。赵登禹像士兵一样，举着大刀与日军肉搏。几处高地几经得失，肉搏战达数十次之多。
在罗文峪，赵登禹旅吉星文营长，第一个跃出战壕，拿出大刀与敌军厮杀在一起。
日军占领喜峰口西侧两个阵地后，对主峰形成迂回包围态势。为把鬼子赶下山去，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筹划出一个出奇制胜、静夜袭营的方案。他请精良工匠锻打了五百把上品军刀，并挑选五百士兵组成大刀队。除严格训练外，队长还教会了士兵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临战，宋哲元亲赴阵前送行。他问到了一个叫侯万山的班长。
他问：“你身上背的是什么？”
回答：“报告军长，是大刀。“
他问：“队伍明天就要出发，有话要说吗？”
一听这话，侯万山热泪簌然涌出，砰的一声他给宋哲元跪下了。
侯万山含泪作答：“我侯万山别无牵挂，只是家有一个临产之妻，如果我壮烈了，孤儿寡母能得军长体恤，我也就死而瞑目了。”
宋哲元面对五百壮士，久久，久久，只轻轻讲了一句：“你们放心去吧。”
喜峰口役，侯万山牺牲在长城脚下的罗文峪中。目击者说，他一人砍死七个鬼子，直到军刀卷刃。
遵照诺言，宋哲元派人到侯万山老家，接来烈士的妻子和一对刚刚出世的双胞胎，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里，还请来两个奶妈哺育幼婴。他对部下郑重交待：侯万山的孩子就是第29军的孩子，就是我宋哲元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就叫做宋记峰，一个叫宋记峪，作为对喜峰口和罗文峪抗战的纪念。
长城抗敌：一寸江山一寸血抗战勇士的悲剧
悲剧之一：我军虽有抗日爱国的热忱，而无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技术。有的士兵甚至不会使用手榴弹，未拉引线即行掷出。关麟征说，如果不是他他身旁的士兵缺乏这种最基本的作战技能，他是不会受伤的。
悲剧之二：广大官兵虽有敌忾同仇的激情，但部队作战物质匮乏。第25师2月25日由徐州出发，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后临时在地方上借了10万元，部队才能开动。当时古北口一带冰天雪地，而第25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则更是谈不到。后勤部队卡车只能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全靠骡驼和牛车。
悲剧之三：抗战勇士在前线浴血奋战，而政府却在施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外交。在我军实行主动的迂回敌后袭击敌人的战术时，何应钦却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徐庭瑶也认为敌人大举进攻南天门，是各师别动队在敌后活动所引起的，他在战斗报告中就这样写：“此为战事剧烈之一大原因也”。
由此，便酿发了抗战勇士的最大悲剧。当长城线上两军激烈战斗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暗处进行着讨价还价的“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守卫长城的爱国将士被出卖，长城防线被步步放弃，最后导致在1935年5月31日，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这一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更不得有挑衅捣乱之行为。”根据这一协定，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热河的非法侵占，并使察东、冀东20余县成为非武装区，华北门户洞开。
几个月后，1933年秋，第5届全国运动大会在南京中山陵体育场举行。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开幕式上，主席台上坐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佑仁、张治中等要人。24响礼炮后，成千上万的和平鸽展翅高飞，各省运动员入场时，全场响起了阵阵掌声。但在东北代表队最后一个入场时，全场先是一片寂静，继而传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口号声。再后传来了哭泣声，由一人暗泣到有人抱头痛哭，哭泣的声浪，汇成了哭的海洋。万人齐泣，是为沦为亡国奴的东北哭泣，也是在为那些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抗战勇士们哭泣。正是这种悲痛，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并促使政府抛弃不抵抗政策。“还我河山”，成为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已无和可言”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了战争准备，紧张情绪不断加剧。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们戴着军人的帽子；夜总会里上演着军事表演，歌舞团的女队员们也要接受军事技巧的教育；就连艺妓们也把积累的小费捐献给国家去购买军用飞机。士兵更是如此，他们进行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军事训练，最高荣誉是战死沙场。日本国民中已经渗透进这样一种思想：要想生存，日本就必须战斗，并且要取胜。
到1931年，日本已攫取了朝鲜，琉球群岛，中国东北及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从苏联抢走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得到了原被德国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但日本的野心远不止这些，它要征服中国，征服世界。而如田中奏折所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后，加快了其全面侵华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向上海增兵，企图在中国中部建立新的侵略基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通电全国，“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不畏强暴，奋起抵抗，苦战33天，战斗一百多次，迫使日军三易其帅，损失万余。但最后日本还是凭借《淞沪停战协定》，获得了日军在上海的留驻权，而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围驻守设防。
1933年1月至5月，日军侵入长城各口，侵占热河。凭借《塘沽协定》，日本打开了侵略华北、直取平津通道。从此其对华侵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5月，“华北事变”发生。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7月，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意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北平、天津的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并禁止“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运动。同时，国民政府又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谈判，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同意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察哈尔东全部撤退，撤销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并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的自由来往等。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11月，又策划“冀东事变”，由国民党政府特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11月，又迫使中国政府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1936年，日军在华北集结，并在西自成都，东到上海，南至北海的辽阔区域内进行骚扰、挑衅，日军军舰长驱驶入青岛、上海和长江各口，大有鲸吞中国之势。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宛平城射击并炮轰卢沟桥，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7月17日，蒋介石就卢沟桥事变发表讲话，向全国发出号召：“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讲话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但此时，蒋介石仍抱有和平外交方法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攻占平津后，日军按预期战略目标，主力南下，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完全投降。到此时，蒋介石判断中日全面开战已不可避免，不得不提出“现在到最后关头，已无和可言”。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这时，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了。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上海成为战场
德川幕府末年，日本即倡“北割满洲、南收台湾，进取中国”之议，明治维新之后，更决定了“北进朝鲜再经满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经台湾转夹击中国”的“蝎型政策”。1927年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自东北及东南同时进攻的双向攻势，以掌控整个中国沿江沿海的富庶区域，鲸吞整个中国，这是“蝎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把东南沿海作为其侵略中国的重点区域，而它在这一区域的首攻目标则是上海，先有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继有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当时世界第五、中国最大的军港，不仅是进入江浙地区的海上门户，也是溯长江进入我国内地的水上咽喉。控制上海，则可沿长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