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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张三爷痛改前非，对小媳妇既亲又爱，前后判若两人。可是，女鬼并不罢休。她前次造访，为的是找替死的好去投胎。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被张三爷的钢鞭赶跑了。据说，阴间还有规定，这一次机会错过，要再等上三年。于是，三年间，张三爷家就没有太平过，总有莫名其妙的事发生。比如做锅粥，熟了，一揭盖，见里面撒了一把草灰。张三爷认定是女鬼作怪，反而比从前更体恤妻子。一有不对，总是谦让，不和睦的事也非把它做和睦了。三年一过，女鬼找别的替死的去了，而张三爷的性子实际也变温良了。
这个故事，说白了，就是民间的一种教化，或是受屈辱的女子之间流传的一份愿望。有几个赌徒回心转意的？又有几个不幸媳妇靠着男子的回心转意而幸福的？
在昌明社会里，是不兴讲鬼的。但社会逼迫凶恶的时候，鬼就多了起来。《聊斋》当然不是打头的，只不过集了大成；而鲁迅也不是最后一个，只不过青出于蓝。
鬼的故事里面，女鬼是最多的，而女鬼总是屈死的、吊死的。女子是那么凄美，那么柔弱，是弱中之弱；而鬼总是被迫死的，是被迫中之被迫。做了鬼了，而且是女鬼，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出路？要不就投胎转世。可这也很不容易，先要找一个替死鬼。谁做这个替死鬼？男子是不做的，因为他阳气盛，即使做了很多坏事也不打紧，他一眼就看穿了你的心思，还手执钢鞭一鞭子把你抽跑。又轮到女子了，而这个即将替死的女子又何尝不冤屈呢？又何尝不是与女鬼一样命运的可怜人呢？
我到底还是不明白，女鬼为什么要投胎？为什么要寻和自己一样命苦的人替死？再说，阳间又有什么好？阳间不就是那个原先屈死你的阳间吗？
鲁迅写《女吊》，也是女鬼的故事，写在1936年，正值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在文章里几次提到上海的“前进作家”，说他们“憎恶报复”，而女吊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他似乎在赞美女鬼，似乎想告诉我们一点鬼的道理。可是，在结束的时候，他又说：“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
这是一篇决绝的思想遗嘱，永世不得翻身！
鬼要是不讨替代，专事复仇就好了。悲哀的是讨了替代，却要重蹈覆辙；而不讨替代、专事复仇，却始终就在阴间。但果然是阴间好吗？果然在阴间吃烧饼、穿红袄吗？
1936年，鲁迅病中写下《女吊》。他就要去做鬼了，而且他看来是不准备讨替代再回转阳间了，他要专事复仇，把你们统统吊死，一个也不放过。他在电影院里看苏联红场的阅兵式，对萧红说：这个我看不见了，你们，还有海婴，或许能看见。
看见了又怎样？难道胜利只是复仇的鬼们讨了替代的成功吗？难道鬼们除了讨得替代就别无生还之机吗？看来只好复仇，一直复仇下去，直到永远。阿门！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错过的鲁迅和错了的鲁迅
有篇文章写“错过的鲁迅”，意思是我们曾几何时错过了这位文学大师。文章很有启发性，只是我不太同意作者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看问题。鲁迅之为思想家当然与其经历有关，却并非一定如此。
但作者认为我们有勇气面对错过的鲁迅很重要，这个我很赞赏。我们不仅要面对错过的鲁迅，甚至应该更有勇气面对错了的鲁迅。我反感那些试图树立鲁迅丰碑形象的左的、右的文人。鲁迅同意母亲包办其婚姻是事实，鲁迅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事实。为什么信了前者的都不大愿意信后者，而信了后者的又也不大愿意信前者？
我们自然可以站在共产主义者的鲁迅这一边去批评他对待朱安的不是，我们也同样可以站在北京的鲁迅这边去批评上海的左翼的鲁迅的不是。但终究是不能不看到事实的。为了主义窜改事实是胆小的、可耻的。
难道承认了共产主义的鲁迅，那些自由主义者就没了最重要的民众神仙了吗？就不太好做买卖了吗？若他们在承认共产主义的鲁迅的基础上，勇于批判共产主义或鲁迅的一切，倒也是汉子。
我非常不愿意看见有人不顾事实，欺骗别人，又欺骗自己。
在朱安这件事上，鲁迅是错的，而且这错并不只对朱安一人，这错对准了朱安、许广平和母亲三人。我不太同意人们一遇苦痛就指责社会的态度。社会固然是旧的，但人是为了改造社会而来，若不改造或无力改造，当然可以说社会太强大，但不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是受害者。自己确是受害者，自己也是迫害者。
鲁迅要是自己不受害，或自己不害人，也就没有必要加入到改造人的行列里来。我等亦复如此。
我也遇见过家庭破裂、重新生活的问题。我一直不会原谅我自己，我也一直讨厌有人为我寻找出走的社会或人际理由（借口）。我错即是我错。好在今天不比从前，人们选择的路多了一些，但这不能说没错，只不过良心要承受的比以往少了。
人要勇于知错、认错和改错。人总是有错的。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这样。怕的是错上加错。有的人错了不知，那接着犯错还情有可原；最可怕的是知错不认错，再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饰前面的错误，所谓欲盖弥彰。今人大抵如是。
我们对待鲁迅就是这样，不论是毛泽东的鲁迅，还是改革开放的鲁迅，我们总是不肯替鲁迅认错的。那倒不是鲁迅不认错，而在于我们从来不认错。我们总想把不是和灾难推给别人，说自己幼稚、单纯，受了坏人蒙蔽。鲁迅在民族精神里，已经成了我们自己。若我们想大炼钢铁，我们就以为自己是大炼钢铁的鲁迅，于是英雄气概压倒了一切，以至于绝不承认他有朱安和许广平两个老婆；若我们想与国际接轨，我们也以为自己就是与国际接轨的鲁迅了，那鲁迅就不仅可以有两个老婆，甚至还可以调戏兄弟的老婆。而到了上海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一定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幼稚，受了冯雪峰之流的鼓动，还有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妾的枕边风。想想，鲁迅，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简单地同意共产党的意见？怎么会像你们——村野农夫——赤膊上阵地搞大跃进？鲁迅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有人改了历史啊！
我们为什么那么脆弱！
我想起外婆对我说的一件事。日本入侵时，鬼子扫荡，进了村子，村里的人都逃到砖窑里躲藏起来。后来，鬼子发现了藏人的砖窑，就架起机枪要扫射。这时，窑里的人不是想办法反抗，而是把全村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推出去，让鬼子糟蹋，以免灭顶之灾。
我们何尝不是始终如此？对待现实的灾难，我们就转嫁到弱者身上；对待心里的魔鬼，我们就视而不见，或到处找替死鬼，找不着，就忘却，忘到一干二净为止！总是不敢承当，不敢承当灾错，瞒天过海地苟延残喘，在自己逐渐收缩的生存空间里寻一个片刻的美梦，还自负地说什么完美主义。
其实，在我们的环境里弱肉强食，所谓趋利避害，是一种对现状逆来顺受的奴隶思想。赢家把欢乐建立在输家的痛苦上，却没有勇气面对更大的赢家，而输家就不仅输了人生，还输掉了做人的信心。我们想想那个被推出砖窑的女孩子吧！这就是趋利避害的人道主义的本来面目！今天，王小波之流唱弹这个调子，时时让我想起那帮屈膝于日本枪口下的可恶村民。鲁迅写阿Q ，一些地方说透了，另一些地方却没有捅破。精神胜利法也好，农民的狭隘短见也好，骨子里都是苟且，都是向强势的低头或失魂落魄的自欺。这个文化心理的基因稳健地遗传到今天，在城市村落的农奴身上顽固地表现出来。
看广告林立的街市，逼人的霓虹寒光闪闪，哪一样不是强权的刀枪；看万家灯火的窗口，诱人的气象暖意融融，可哪一处又不是推人落入万丈深渊的砖窑！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十恶（1）
让我们再掉过头来看看资本主义方面的情况。
冷战之后，他们除了继续紧握限制性暴力机器外，还多了一样渗透性暴力机器。前者是直接用武力限制，而后者是潜移默化。
那么，渗透性暴力机器是如何开动起来的呢？
我列出了十个方面，所谓十恶不赦！
（一）不谋而合
在天然的世俗美学中，始终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种倾向，统治集团首先挑中的是后者，不论你姓社姓资，只要你的趣味中含有颓唐、沮丧的因素，就可以选做原材料。格瓦拉和托洛茨基的出走是他们看中的东西，尽管两位革命者的理想和行动碍手碍脚，但瑕不掩瑜，关键是游离在所谓“卡斯特罗和斯大林主义极权”的中心之外，其中可做的文章在于强调孤独斗士和现代大侠的个人主义精神世界，这是雅皮士生活虚拟英雄而突现高级品位的必备，当然，两位现实主义失败的一面正好可以现成地用做反面教材。有了这样的眼光，操作起来并不难，按照好莱坞的模式画几张图，塑几尊雕像就足矣。还有，京昆剧目中自然主义色彩浓重的几部，二人转和相声中的荤段子……然后抓住机遇，大肆宣传，强调百姓生活的美学“本来如此”。在中国可以先搞“民族民间艺术早被苏俄化得面目全非了”这一套。这样，听起来似乎有了一些道理，而且运作的最后结果也非常喜闻乐见，于是，世俗美学中的另一面被无形而刻意地夸大了，直到铺天盖地。
这一招谁也躲不过去，连相信群众的左派文艺工作者也开始动摇。但实际上没有多大的秘密，只不过走了他们的“群众路线”！
总之，世俗美学中消极的方面（包括颓丧、沉沦、势利眼、弱肉强食等）与奴役者的文化哲学目的（注意：是目的，而非哲学本身）不谋而合了。
（二）收买阉割
对于摇滚乐这种具有天然反抗精神的文艺形式，也不必忧心忡忡。限制性工具不起作用，资本渗透大显身手。可以利用强大的传媒不露声色地误导，可以建立唱片公司重金收买，可以借用你的外壳豢养与你相似的组合跟你唱对台戏。你不是绝对独立吗？好，这就产生了悖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你不能对别人推出的摇滚乐实行专制吧？你要通过感官的全面解放赢得道德的最后胜利，好，让你们解放，却休想胜利！
本来摇滚乐就有争取民权和宣扬独立的两面，经过收买和阉割，民权成为一种品味，而独立就显出了格调。反抗吧，没有人制止你们，一个心智健全的社会保留了所有反抗的标记，但它并不欢迎反抗的破坏力。只有在自由世界可以如此，不信你到红色中国去试一试。果不其然，连入境签证都搞不到。
最后，岁数也不小了，一直蹦蹦跳跳也不体面，较为实际的，也不丢脸面的事，就闹独立吧，也别搞什么民权了。
（三）复制变异
复制和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