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桓纳χ┤弧＝跻掠袷常痪玻Ｒ赂硬宦裨埂Ｋ照匏担庵执蠖仁怯肷憷吹奶煨裕试俣嘁彩峭魅唬 �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东坡经常流露出对老妻的深深怀念。元祐八年（1093）十一月十一日，他在赴定州上任前，专为亡妻开设水陆道场，并作《释迦文佛颂》进行祭奠，到了定州，又在给好友的信中说：
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岂复以此自缠。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
——《与钱济明》
闰之篇关爱终世 生不同归死同穴（二）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东坡谪居惠州，与断绝关系长达四十二年的表哥兼姐夫程正辅（之才）尽释前嫌。当时程之才后续的夫人也刚去世，苏轼在给他的诗中说：
但恨参语贤，忽潜九原幽。
万里倘同归，两鳏当对耰。
强歌非真达，何必师庄周？
——《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
两个年过花甲的老者，全都成了鳏夫。东坡认为，庄周为了摆脱丧妻之痛，在那里鼓盆而歌，并不是真正的超脱（达），我们不必学他。在这首诗下，他特意加了一段注语：
轼丧妇已三年矣！正辅近有亡嫂之戚，故云。
可见他对闰之的追思之情，虽身处蛮荒困境仍深铭于心。闰之活着的时候，不仅喜欢拜佛诵经，还经常买鱼放生。绍圣三年（1096）正月，又值闰之生日，六十一岁的苏轼在惠州，与朝云一道买鱼放生，并写下《蝶恋花·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词曰：
泛泛东风初破五。
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
佳气郁葱来绣户，
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
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
放尽穷鳞看圉圉，
天公为下曼陀雨。
闰之生于闰正月，由此词可以见出，生日应在初五。青神滨临岷江，东坡用“当年江上生奇女”对亡妻加以赞誉。“三个明珠”，即苏迈、苏迨、苏过三个儿子，这是东坡《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三子如一，爱出于天”的复述。“王文度”乃晋人王述的宝贝儿子王坦之，《晋书·王述传》说：
（王）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字文度。
“圉圉”是所放之鱼甚多、未能尽得水中欢游之意，《孟子·万章上》曾记载郑国的子产命人放鱼，“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赵岐注曰：“圉圉，鱼在水羸劣之势貌。”东坡在“放尽穷鳞看圉圉”之时，希望天神能往池中注进大雨，同时也向闰之灵前置放吉祥的曼陀罗花。《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子品第十六》说，流水长者之子放水救鱼，天神曾将曼陀罗花下雨一般置积他的膝上。东坡的“天公为下曼陀雨”，一语双关，深深表达了自己对亡妻的思念和祝愿，闰之在天之灵倘若有知，定也会“泪飞顿作倾盆雨”呢。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五，六十五岁的东坡先生复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在那里，他写下《追和戊寅岁上元》一诗，再次使用“牛衣对泣”的典故，表达对闰之的怀念。他在诗后的《跋》语中说：
又复悼怀同安君，未章故复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予存也。
由此可以看出，东坡先生对“老妻”的怀念，与其生命相始终。说他写给闰之的诗词文章“仅一二篇”而已，真乃《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遥游》）。
1101年，宋徽宗即位，东坡遇赦北归，不久病逝于常州，弥留之际，他给弟弟留下的遗言是：将我与你嫂嫂一起，埋在嵩山脚下，那里很像家乡的峨眉山……很显然，东坡直到垂危，都没忘记闰之的遗愿。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四月，东坡的三位儿子护送父亲灵柩，经淮、汴至汝州。苏迈中途前往京师，将继母润之灵柩从汴京城西的惠济院迁至颍昌。四月二十三日，苏辙与他的夫人史氏联名，再写一篇祭文，在告慰兄长之前，先抚慰老嫂亡灵。仅将这篇哀词略加删削，作为本章的结束：
呜呼！
天祸我家，兄归自南，没于毗陵。
诸孤护丧，行于淮汴，望之拊膺。
自嫂之亡，旅殡西圻，九年于今。
兄殁有命，葬我嵩少，土厚水深。
道出颍川，家寓于兹，迎哭伤心。
茔兆东南，精舍在焉，有佛与僧。
往寓其堂，以须兄至，归于丘林。
虽非故乡，亲族不遐，勿畏勿惊。
呜呼尚飨①！
佳人篇风流之帅 花枝缺处留名字（一）
别酒劝君君一醉。
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
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
回首长安佳丽地。
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
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
这首词寄调《蝶恋花》，题为《送潘大临》，早在苏轼去世后的第三年（1104），就被张宾老编入东坡词集，后来曾收入《东坡乐府拾遗》。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也载此词，题为《东坡送潘邠老赴省词》，并说：
右《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
在这首《蝶恋花》里，只因苏轼自诩“风流帅”，又直言曾在“青楼”、“留名”，曾受人们质疑。后来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抨击道：
其词恣亵，何减耆卿？是东坡偶作，以付饯席。
耆卿是柳永之字，此词确实与柳永游冶青楼之词有近似之处。请看柳永《黄莺儿》中的词句：
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
恣狂踪迹，两两相呼。
终朝雾、吟风舞。
当上苑柳浓时，别馆花深处。
正因为此，许多人认为这首《蝶恋花》不是苏轼所作，如曹树铭校编《东坡词》，就将它列为“误入词”。自宋以来，大凡喜爱东坡的人，经常因此对东坡加以环护，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曾在颍州做东坡属僚的赵令畤。他在《侯鲭录》卷一说：
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阅而笑之。
赵令畤一心一意“为贤者讳”，可谓用心良苦。首先，为了年代相符，他先将词中“三十年”改为“十五年”，这样一改，不仅接近苏轼在徐州和汴京的履历，也使这种风流韵事能顺利地往郑彦能身上转移（详见下）。其次，他用“记坐中人语”，将苏轼与这段“恣亵”之词拉大了距离，更加委婉地维护了苏轼的形象。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其中河南大学邹同庆、王宗堂二教授合编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便采用这一说法，并予以进一步扩展：
赵令畤说此词是苏轼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作。“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云云，乃“记坐中人语”，是郑彦能的话，则是合情的。彦能名仅，徐州彭城人，庆历七年（一○七四年）第进士，为大名府司户参军……考《苏轼诗集》卷一六《送郑户曹》：“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黄楼建成于元丰元年八月十一日，郑彦能离徐当在八月。同年，苏轼《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其三：“郑子向河朔，孤舟连夜行。”自注：“郑仅赴北京户曹。”北京即大名府，则彦能离徐赴大名在中秋节前。诗与本词，情事切合①。
邹、王二教授在以上考证中，尽力为赵令畤圆其所说，也带有为东坡竭力开脱之善意，可他们先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苏轼此词所赠之人是去汴京，所以下阕开篇才会有“回首长安佳丽地”。这里首先露出一个破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附近）在徐州之北，而汴京在徐州正西，三地恰成鼎足之势，郑彦能受命“孤舟连夜行”，为何要绕道汴京，走个大大的“之”字？其次是上任的路线不符，宋代从徐州赴汴京，必须先乘车马南下，绕道百里开外的宿州符离集（苏轼上任、离任皆历此途），郑彦能的“孤舟连夜行”，却是沿着徐州城边的清河北向而去。邹、王二教授“从善如流”，特意沿用赵氏之说，将词中的“三十年”也改成“十五年”，因为他们知道，从元丰元年（1078）上溯到十五年前，便是嘉祐八年（1063），那时苏轼根本不在汴京，当然这首词的作者就只能是郑彦能了。可他们忘了，赵令畤既说苏轼作词时“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那就该题在徐州的墙壁上啊，可为什么后来秦少游“薄游京师”，却能“见此词，遂和之”？难道郑彦能此番专程赴京，就是为了刻写此词，以供将来秦少游见而和之？
为了将“花枝缺处留名字”等事坐实了，邹、王二教授又在“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句下注释道：
彦能庆历七年生，至今元丰元年为三十一岁，上推十五年为十六岁，恰似潘岳少时游洛阳受女子青睐，有掷果盈车之风流。
这句话更牵强了。“风流帅”之韵事，十五年前，年近而立的苏轼尚做不得，为何非要年仅十六、未及弱冠的郑彦能去“大有作为”？若郑彦能果如所言，既能在少年时纵情青楼、又能同时如愿考上进士，真可谓风月与金榜兼而得，应有更多的风流韵事、情词绮语流传于世才对，为何只此一语受人称道呢？
无需避讳，《能改斋漫录》所载，更接近事实。
佳人篇风流之帅 花枝缺处留名字（二）
潘邠老名为潘大临，是黄州的一名举子。苏轼元丰三年（1080）二月抵黄州贬所，与潘大临父亲潘鲠、叔叔潘丙等交往颇多，潘大临经常到东坡、雪堂等地拜会老前辈，因此成了忘年交。宋代礼部大试都在初春进行，举子们如果没有本路进士（也称乡贡进士或乡进士），就必须先于前一年秋天参加开封府的“解试”，取得“解元”资格后，才有参加“春闱”的资格。苏轼与苏辙兄弟两个，当年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详考神宗元丰年间，一共举行过三次礼部大试，分别在元丰二年、五年和八年，即每隔三年举行一次。苏轼元丰二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此时举子们正在开封应试呢，因此他送潘大临进京赶考，只能在元丰五年和八年这两次。而元丰五年春天苏轼在东坡建造雪堂，潘大临曾亲临其境，与他进行论辩，苏轼的《雪堂问潘邠老》就是这次辩论的记录，由此说明，他没有参加那年的春闱。而苏轼又于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因此送潘大临赴京“赶考”，只能在元丰七年正月，潘邠老过了春节，便准备先去开封参加“秋闱”，希望能在元丰八年蟾宫折桂，正是践行大苏、小苏先生的履迹。“记取钗头新利市”一语，表明此词确实作于新春佳节之后，潘大临在离黄赴京之前，曾经得到女士的馈赠。
因此，这首《蝶恋花》作于元丰七年正月，毋庸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