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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慧明：移民经济引发了人口增长的新思维。曾几何时，许多国家、地区把移民增加视为洪水猛兽，担心移民会冲击本地劳工市场，甚至引起商品供应不足，发生通货膨胀。而现在，人们的观念正在被现实所纠正：人口的增加不能消极地认为是经济负担，而更应该看成是消费市场的扩大，财富创造者队伍的壮大，这对经济的繁荣有利。所以，从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到中国的香港，都在想方设法吸引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卿光亚：这也同中国许多城市发生过的情况相类似，前些年城市的管理者总害怕太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与城里人争饭碗，采取诸多措施限制农村人口进城，比如严控户口、外来者入户要交高额“城市增容费”、不准企业雇用户口不在本市的劳工等等。而到前几年，早转了一个180度的弯，每个城镇都在吸引争取外来人口迁入，纷纷取消不合理的城市增容费，给在本市买房的外来户优先办户口、解决子女就学等。连北京、上海也逐渐取消了户口限制。因为城市的管理者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人口增长的好处：他们来了要买房子、租房子、投资做买卖、办实业、购物消费。增加了人口也就增加了消费者和纳税人。
羊慧明：美国政府对非法移民也是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政策。布什政府已宣布要给八百万（可能更多）非法移民予以客工身份。美国民间对非法移民的态度也比较宽松。
卿光亚：你和步云先生在十二年前出版的《中国1992：背水之战》一书中，就预言中国不合理的户口制度一定会崩溃，身份证制度将取代户口制度，现在来看已经应验了。
羊慧明：当时我们之所以敢作出那样的大胆预测，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人往机会多、挣钱多的地方流，货物往价值高的地方流，资本往产出高的地方流，这是市场经济的铁的原则。中国要搞市场经济改革，就必然要使人力、资本、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按市场要求自由流动。限制人力流动的户籍制度迟早会改革。现在从世界的角度看，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加上交通、资讯的发达，跨国人口流动和移民将会日益增多。像美国这样地大人少又最发达的国家，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移民的首选。美国的移民经济会更加繁荣。
第二部分：国际公关的笑话找法院不找政府
卿光亚：在美国很少看见有老百姓到政府上访的报道，游行示威的倒是司空见惯。
羊慧明：政府不当裁判，法院才是唯一的裁判。民间有纠纷，只有找法庭，找政府没有用。对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有意见，你可以投诉，受投诉多的公务人员，会被解聘。投诉只需要写封信，或发传真、电子邮件，没有人要跑到政府去上访，他们赚钱都忙不过来。政府里也没有专门接待上访人员的机构。你去了他们也会为你提供一些咨询，但若要解决什么纠纷，他们会建议你去找法院。美国民众也早已习惯了这一点。有事不找政府，只找警察，找法院，或是找媒体。他们的行政、司法、立法各部门权力界限分得很清楚，各司其职。
卿光亚：在美国，有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拆迁纠纷？
羊慧明：他们的拆迁是公司的商业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政府不插手这类事情。没有哪个城市的政府会去规定哪一片区在什么时间内一定要拆迁。他们是很单纯的商业行为，某个开发商要开发某一片旧城区，除非你把这一片的所有房地产从原来的大小业主手中买下来，再到政府去申请许可证，要怎么拆建那是开发商自己的事。卖掉原来房地产的大小业主，拿到钱你要在哪里买房、租房，往哪里搬迁，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没有“拆迁”这一说。政府也不会帮开发商去动员原来的居民拆迁。因此，在那里没有行政行为，只有买卖关系。卖多卖少是买卖双方谈价，与政府不搭界。
还有，在美国，土地多在私人手中，就是政府要修建公路、学校要占你的地和房，也是政府先把你的地和房买下来。价钱是你的律师和政府的代理律师谈。通常政府征地都会给个好价钱。
卿光亚：大事情可以找法院，那么小纠纷谁去处理，难道政府一点都不管吗？
羊慧明：政府不处理纠纷。鸡毛蒜皮的事你也只有找法院。他们有小额法庭，审理小的经济或家庭纠纷。你家里夫妇打架，或大人打孩子，没有哪个官员会来调解，若邻居报了警，警察就会来拘人，然后送检察机关起诉。
从电影和新闻报道看，好像美国的法律很宽松，犯了命案也极少判死刑，涉嫌间谍罪也可保释，大不了判三两年徒刑，其实，美国法律在我们看起来是“小事”的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又是很严的。比如，家庭成员打架，在中国可以劝解，在美国只要有人报了警，就得去蹲班房。我认识的一个西班牙女人安娜，有一个孩子，由娘家照看，按先前法院的裁定她每月得支付200美元抚养费，她有两个月没付，就被判监6个月。
卿光亚：打官司要交诉讼费，经济纠纷案子诉讼费还要按涉案金额提成，再加上律师费高，有多少美国人打得起官司。
邓 阳：美国的法院不收诉讼费，经济纠纷案子也不是按涉案金额抽头，他们只在上诉案子时交10美元。小额法庭不需要律师，不需要付律师费。你可以自己辩护。
第二部分：国际公关的笑话近乎荒诞的巨额判赔
邓 阳：我看到一则报道，美国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公司7月16日宣布，将对该公司提起性别歧视诉讼的女雇员提供4060万至7250万美元的补偿金，以平息这场纷争。此前，波音公司女雇员状告公司性别歧视。如此巨额的赔偿，有点“吃大户”、宰“冤大头”的感觉。
羊慧明：这样的判例多着呢。就在波音宣布接受庭外和解提供巨额赔偿前四天，大摩（摩根斯坦利）也刚刚以5400万美元摆平一桩性别歧视官司。曼哈顿联邦法院当天宣布，大摩与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达成庭外和解的协议，协议规定：摩根斯坦利公司向这起官司中的主要原告、公司前雇员阿莉森·席费林支付1200万美元；摩根斯坦利再拿出4000万美元，用于支付给所有自称于1995年1月1日后任何时间在公司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公司再拿出200万美元，在公司开展多样化的反性别歧视等培训活动。
而就在2004年早些时候，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也卷入性别歧视诉讼，受到大约160万名现任和离职女职员的集体控诉。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诉讼，估计沃尔玛公司不拿出几亿乃至十几亿美元很难了结。
事实上，这种先例早就开了。华尔街金融公司美林公司1998年被控歧视女性雇员，最后公司以巨额赔偿了结此事。
美国三菱汽车公司，也在1998年以3400万美元的赔偿，就一起性骚扰事件达成和解。
福特汽车公司也在1999年被控性别歧视，最后以赔偿原告1000万美元作了结。
邓 阳：在这些案子里，发大财的是律师，他们通常可以得到赔偿金额的百分之三十。而美国实行判例法，有了控告成功、女性员工得到巨额判赔的例子，就会刺激更多公司的女雇员群起效尤，律师也会挑起更多这类官司，看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要遭遇性别歧视官司而大出血。
羊慧明：开句玩笑，这有点像中国的古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想不雇用她们省得以后惹官司，也不行，因为这本身就是歧视，她们马上可以告你。你雇了她们，又随时可能告你性别歧视或性骚扰，所以，在美国公司，老板大多不敢吃窝边草。
卿光亚：也是树大招风，越大越富的公司越容易遭遇这类官司的“袭击”，这真是现代化的“吃大户”。
羊慧明：你找律师打官司，律师就先要问你：“对方有没有钱？”对方有钱，他们才觉得有打头。
邓 阳：在当今美国，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竞争规则完善秩序健全，市场上几乎无多少空子可钻，要想当暴发户已属难上难。不过，有人却找到其他的可以一朝暴富的捷径：告状发大财。这被称为“新六合彩”。
羊慧明：告状发大财要比“六合彩”的命中概率高多了。只要是告老板、告大公司的，大多是告赢了的。
前面提到那几个判例，判赔金额还不算是高的。美国的几家烟草公司，这些年被判赔的金额已高达上千亿美元。2003年美国烟草公司的莫里斯·菲利浦家族被判罚三十多亿美元，仅仅因为其产品在包装上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把这家上市公司几乎弄破产。对烟草公司的巨额判赔的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烟草公司要补窟窿，要生存，只好提高烟价。
邓 阳：好像这种“吃大户”的风潮也已波及到华人社区了。2003年纽约一家中餐馆的两个华人女服务生，状告老板让她们超时工作，给她们不公平的待遇，法院一审判决老板要向这两个华人女工赔偿三百万美元。
这类“成功”的事例一多，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群起效尤，告状成风，尤其是告老板、告公司成风，法庭又动不动判赔几千万、几亿乃至几十亿的赔偿。如此“宰大户”，我想会打击美国企业的元气，甚至会把一些美国公司搞垮。
羊慧明：你讲的有道理。告状“吃大户”的现象，会损害美国经济肌体的健康细胞。一个国家的法律，本应保护经济细胞与保护个人权益并重，中国现在已比较注意保护经济细胞了，也就是保护优势企业。美国经济本来已面临走下坡路，而它的经济萎缩往往也是先从经济细胞——企业的萎缩开始的，它的法律不是在保护它的经济细胞而是在帮助摧毁其经济细胞，后果你可想而知。而且，这种“吃大户”也损坏了企业生存和投资环境，许多大企业不堪其扰和不堪其“吃”，将来只有搬出美国。外面的要来美国投资开厂，也得谨慎点了，因为内部人告你是防不胜防。
还有，美国的工会制度，虽在调节劳资关系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动不动组织罢工，对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渐处于弱势的美国公司来说，越来越经不起那样的折腾和漫天要价。像旧金山的地铁，员工平均年工资已达9万美元，可他们还要坚持罢工，地铁罢工牵涉到方方面面，州政府着急，州长去调解也没用。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会逼走一些公司。硅谷有位老板就对我说过，许多人没有看到中国的投资环境一个最优越之处，就是那里少有罢工，少有内部麻烦。
卿光亚：美国法庭有的巨额判赔，已到了令人不可理喻的程度。
邓 阳：他们赢得的“最荒唐的判例大奖”，多是这类赔偿官司。其中一个得奖的判例是，一个黑人到一家餐馆吃饭不付钱，餐馆老板和工作人员与他论理，他反告餐馆种族歧视，法院判令餐馆赔偿他两百万美元！
卿光亚：很难想象，美国的法院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