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来说，中学的地理课程学得并不差，后来又读过一些军事地理学方面的书，同一般人相比，我不缺乏起码的辨向常识。树桩年轮的疏密，能显示出南北方向，朝阳的一面，条纹之间的间隔要宽一些。高山阳面与阴面的植被具有很大的差异，不仅是茂密与疏矮的区别，还有植物种类的不同。利用北极星也可以判定方位，从大熊星座或仙后星座寻找北极星是容易的，找到北极星就找到了北方。以太阳和手表判定方位同样可行，要领很简单，时数折半对太阳，“１２”指的即是北方。特别是指南针，公认辨向的利器，手中若有它，管它阴与晴、夜与昼，看一看便知道了东西南北。
然而，我们祖先发明的指南针在拉斯曼丘陵不灵了。测绘学家、我的队友鄂栋臣告诉我，如果谁去设在南极点的美国阿蒙森——斯科特考察站，若按指南针的指向，是永远不会到达阿蒙森——斯科特考察站的，只会走向大海。理由是，指南针在拉斯曼丘陵的磁偏角为７６度。
在国内，指南针也有磁偏角，多数地区位差在一二度。因为位差小，看上去，朝南的指针仅仅偏一点，如果不是有人着意提醒，这点偏向往往都会容易被人忽略。实际上，这小小的磁偏角隐藏着大文章。我们平时所说的南极，一般是指地理南极点，它的位置在南纬９０度。指南针指南并不是由地理南极点决定的，而是南磁极。南磁极与地理南极点并不在一个位置上。南磁极点距地理南极点约相距２３００公里，它的大致方位在东南极的乔治五世地。重要的是，南磁极是不断运动的。１９７５年的位置约在东经１３９度２４分，南纬６５度３０分；１９７１年其位置约在东经１３９度３０分，南纬６０度３０分。它的变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前些年，日本学者在东京测得指北针的方向，从正北向西偏了６度。他们推测，１５０年前的指北针从正北向东约偏３度。可见，北磁极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南磁极又是怎样确定的呢？测绘专家鄂栋臣的回答是：“根据有关地磁场和太阳活动带电粒子流的资料推断出来的。”
磁偏角的发现，当属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一大硕果。沈括《梦溪笔谈》中就明确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自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谈到这段文字时，激动地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在这部中文著作中第一次读到这几句话时，所感受到的欣喜若狂的激动。沈括特别推荐把磁针悬挂在新缫的真丝上。”
显然，在南极要正确而有效地使用指南针，必须修正磁偏角。
为过上几天明确东南西北的日子，我向队友鄂栋臣、徐绍铨两位测绘专家建议，最好在站址设置明显的指向标，使我们伫立山头眺望家乡时，不至于朝向古巴的哈瓦那、伊拉克的巴格达，完全弄错了方向。他们说来南极前就作了这方面的准备。为了确定中国南极中山站的方位，他们连续几天支起仪器进行卫星定位，并进行精密的计算。很快，一个两米多高漂亮的方向标竖立在站前。标柱经过了油饰，一段一段红白相间，就像测绘用的花杆。顶部钉着企鹅和熊猫模型，下面钉着箭头状木制标牌，上面写着中山站与祖国各大城市的距离。
北京 １２５５３．１６公里 青岛 １２２８０公里
上海 １１７４１公里 杭州 １１６３７公里
天津 １２４９３公里 南昌 １１３２９公里
郑州 １１９２０公里 长沙 １１２３６公里
广州 １０７０１公里 武汉 １１５１８公里
成都 １１３２２公里 香港１０６０２公里
哈尔滨 １３４０３公里 台北 １１０７７公里
沈阳 １２９３２公里 石家庄 １２３１７公里
这个经过着意加工的标牌的主要部分，早在国内就已制好，不过中山站距祖国各大城市的距离，是用红色油漆新添写的。看到北京标牌的箭头指向，就确知遥远的祖国在哪个方向。
仅仅粗知中山站的方位是不够的。每天晚上，这两位测绘队员都忙于绘制比例尺为１：２０００的中山站站区地图。一条条黑色的墨线，弯弯曲曲，密密麻麻，这是他们测定了３８个控制点，并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测量了１５３４个地形点之后才描绘出来的。老鄂说，可别小看这张图，回到祖国印刷好后，其中一张要交给国际南极组织存档。一天，老鄂找到我，说别的考察队员投入建站施工，没有时间，希望我能帮他给站区附近的一些山峰、湖泊、海湾起些地名，然后填写在地图上面。这个差事很有趣也很庄重，只要定了名，就具有法律性质。我愉快地答应了。
翻开南极地图，就会看到下列地名，如阿蒙森湾、爱德华七世半岛、彼得一世岛、哈康七世海、乔治六世海峡、四夫人浅滩、伊丽莎白公主地、威廉二世地、乔治王岛、毛德皇后山脉、鲁滨逊角等。其实，已有的南极地名命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探险家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也有的探险家是以皇帝、父亲、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如果我们沿袭外国探险家的做法，把拉斯曼丘陵的某山命名为鄂栋臣山，把某海湾命名为张继民湾，可不可以呢？应该说也是可以的，外国人都是这么干的，我们随风就俗嘛。但各种复杂的因素决定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便利条件，但不能这样做，否则会招致一番热闹而又无聊的贬斥。
我冥思苦想了几个地名，有耀东湾、新月湾、望京岛、知识山等，一一写在纸上，交给了老鄂，上面注有８个字：“取舍由便，仅供参考。”
第二部分 极昼白闪闪第9节 半米厚的企鹅粪
中山站后面开阔地５０多米处有一淡水湖，记不得那位队员雅兴大发，想起古乐府诗中所传女子莫愁，便以“莫愁”的名字命名。但这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并未因此使我们免灾，愁人的事正是不断地来自于莫愁湖。
莫愁湖方圆２００多平方米，像一面明镜映衬着空中的一切：丽日投在水中，不再明晃晃，而是成了一个皎洁的银盘；白云被纳入水中，变得凝重而不再轻浮；几只飞鸟掠过水面，好像在比试谁能在击水的瞬间，打出漂亮的涟漪。古人云“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中山站站址附近有山又有水，仁者与智者皆有可爱之处。重要的是，紧靠站址有了莫愁湖，从此用水方便多了。湖水永远不会干涸，山上厚厚的积雪是不尽的水源，它被太阳烤化后，变成了小溪流，叮咚作响地唱着小曲，汩汩地从湖的四周向低洼的湖中流淌。周围为洁净的石阶所环绕，少量的没有融化的积雪又堆在湖边，从而虑去了不洁之物，让我们无所顾忌地去饮用它。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将它视为拉斯曼丘陵上的一颗明珠，甚至称之为我们心中圣湖的时候，突然它又变得黯然失色。
问题首先从我们身体得到反应。不知为什么，饭后相当一部分队员出现肚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旺。出现这个不适的感觉，我首先怀疑做饭用的水有问题。饭不能不吃，但汤却可以不喝。渴了，就喝些随船带来的大量啤酒，果然肚胀症状减少。当我们一致认为应该了解莫愁湖水的化学结构时，相关考察队员将探测仪器伸向湖底取样，带出的竟是已经钙化的褐绿色的企鹅粪。根据取样推测，湖底企鹅粪厚达５０厘米。
“啊！原来莫愁湖是一个粪坑！”有人惊叫起来。
当然，莫愁湖外观上明显区别于国内所见到的那种冒着气泡、散发着刺鼻味道的臭水坑。既然如此，直观上没有任何让人不舒服的莫愁湖水，是不能用粪汤来形容的。不可忽视，浸泡着企鹅粪的湖水，毕竟不同于一般淡水，含胺量一定很高，人喝了会腹胀的。至于长期饮用，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负效应，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推测，莫愁湖千万年以前肯定是大群企鹅的聚集地，湖底奇厚的粪层，远非一年二年、十只百只企鹅所能富集。现在莫愁湖边常栖息着十多只企鹅，皆为清一色的高约５０——７０厘米的阿德雷企鹅，想必他们就是以往大群企鹅的后裔？阿德雷企鹅在南极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它的腿和翅膀短小，身上长着厚厚的羽毛，喙根上也有长羽，这些特点，使它非常适于在酷寒中生存。以莫愁湖为家的阿德雷企鹅，对它们祖宗的发祥地有着特殊的恋旧情结，或站在湖岸整理羽毛，或投进湖中嬉戏，很少离开。按说，南极最富有代表性的动物——企鹅整日地与我们相伴，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具南极色彩。本来，我们应该和谐地与其相处，且不说企鹅的文雅和人类的文明多少有点共同之处，重要的是，中国南极考察队在青岛集训时，专门有一堂讲爱护南极生物的教育课，企鹅被列为榜首。然而现实所发生的矛盾，令我们之间很难各不相扰。这是明摆着的，湖水已被它们的祖宗严重污染，现在的它们仍往湖里屙屎撒尿，继续污染我们的饮用水源，对此，我们怎能坦然接受！坦率地说，以我们的文明和教养，我们能够接受它们先祖留下的沉淀在海底的排泄物，但我们无法容忍这十多只企鹅继续把莫愁湖当作厕所。我们不在乎它们侵犯了我们的尊严，关键是它们的粪便排泄到湖中后，马上就会稀释、溶解在湖水中。
企鹅哪里知道，我们选中一个合适的站址何其困难。要考虑到海运和陆运距离；要想到风向与风力；要谋划饮用水源的方便；要顾及与友邻站的勾通。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再离开这个已经投入了不少精力的站址。我们唯一的抉择是请企鹅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南极１４００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区域，到处都可以成为它们的栖息地，它们没有必要与我们争夺这个小小的地盘。拟定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友好的，非暴力的。这主要考虑到我们来自文明国度，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还有，中国是南极条约协商国之一，负有积极保护企鹅等所有动物的义务。
具体的方式是将它们赶走，就像南方农民赶着家鹅去放牧。但当我们张着双臂驱赶它们时，它们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一只只挺着白白胸脯的企鹅站在那里，与我们对峙，还有的企鹅随时准备用有力的喙，狠狠地拧我们的腿和手。有人试图摸它一下，企鹅愤怒地嘎嘎地叫着，好像在表示抗议。企鹅的可爱之处是文质彬彬，从不主动攻击对方，当然，造物主也没有赋予它们攻击对方的身体条件，如不能快速奔走，没有致对方于死地的利齿。它的喙虽然比较有力，但有谁挨它拧一下，隔着厚厚的裤子，肌肤只会有解痒的感觉，这也就决定我们没有理由惧怕它。诚然，在这场冲突中，我们看到了企鹅为保护家园所显出来的令人羡慕的倔犟和自尊。
对企鹅的倔脾气，我们并不陌生。这些天来，它们在湖边玩够了，有时还踱着步子到我们就宿的帐篷中参观，还装出一副博学斯文的样子，昂着头，挺着胸，背着双羽，这看看，那瞧瞧，似乎领悟了里面的一切。其实，那副憨相，又没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