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有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观念对欧洲产生了强大影响。比如，麦考莱就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某些过错是由有关中国这一儒教国家受到的扭曲的观念造成的。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十）
虽然在步入19世纪前叶和在19世纪期间人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那一时代和后来的许多作家表明自己仍然对中国充满了兴趣，这种兴趣可归因于其亲中国的前辈过分热情的影响。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虽然他们在中国有着恼人的和令人失望的经历，虽然他们未能实现其建立起与中国人的正常商业联系的目的，在其记述中却反映了旧有的对中国的制度之优越的赞叹称奇。我在前文已经引用过乔治•；斯汤顿爵士的热情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出许多例子来，但这里仅举出一个就够了。令现代人一想起兴建它时的强迫劳动就会使人感到恐惧的长城却令斯汤顿大受感动，以致他写道：“对这一屏障所作的综合考虑表明了政府的决心和无所不包的观点，它能承担如此庞大的一项工程，表明了社会的先进，它可以提供资源，并指导这样一种工程的进展；表明了人们的活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这一工程才能得以完成。”
在整个19世纪，我们发现18世纪有关中国的种种特征往往出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场所。黑格尔对中国的“唯才是举”（carrier ouverte aux talents）印象很深。他写道：“人人平等，只有那些有才者才能分担行政职务。因而官职由拥有最高学识、受过最高教育的人拥有。这样一来中国的国家往往是按照一种理想建立的，即使对我们而言也可以充当一个榜样。”只有“即使”一词才显示出一种新的西方优越感的迹象。如下文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沃尔特•；亨利•；梅德赫斯特（汉名麦都思）麦都思（1796—1857），英国伦敦传教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1835年抵达上海，1843年在此定居，在那里设立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1851年回国，不久去世。他通汉文，所著甚多，有《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汉英字典》、《英汉字典》等。是一位总的说来对中国人持极不欣赏态度的传教士，但他对中国通往仕途之路的方法却持类似赞赏的态度，认为“财富、庇护、友情或青睐在获得擢升时均不起作用；而才干、优点、智能和锲而不舍，即使是最贫穷和最卑贱的人，如果拥有这些美德，也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得到适宜的报偿”，但这与麦都思本人在述及这一制度的最终结果——官僚主义时所作的更典型的评论形成了奇怪的冲突：“他们不知情调雅致和坚持原则为何物，政府中最高级官员通过诡计和欺诈取得其显要职位。”麦都思还是一大批颂扬中国的科举制并倡导把它引入欧洲的人之一。早在16世纪，伽斯帕•；达•；克鲁斯就第一个间接提到中国的这一制度，罗伯特•；伯顿则首先提供证据，表明这一消息给知识界留下了印象。在法国，重农主义者尤其对教育感兴趣，魁奈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和领袖，提出了“纯产品”学说，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增加物质财富。代表作为《租地农场主》、《经济表》等。对中国事务感兴趣，著有《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则对他听到的中国的教育情况非常着迷，提倡在欧洲使用类似的制度。后来的许多作家持有下述看法，即法国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发端于中国。在英国，早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当沃波尔政府受到使用自中国进口的弹药的攻击时，也有人鼓吹中国的这一制度。19世纪30和40年代英国有人撰写著作公开倡导采用文官考试制度，此后出现的是在议会辩论和19世纪中叶的期刊文学中一再提到的中国对支持引进文官考试制度和反对引入这一制度的人的影响。虽然考试的文学和非职业性质方面引人注目之处显然反映了对教育的普遍态度而不是直接影响，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同时代人对这一儒教乌托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对19世纪中叶我们自身文官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产生了某些影响。
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类似赞扬在年代更靠后的作品中仍然可以见到。洛斯•；迪金逊承袭了这一传统，尽管他的描述可能既来自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理想化的描述，也来自柏拉图卫护者的某些知识。他以一位想象中的中国人的名字写道：“在中国，成百上千年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单独区分出来以从事文学艺术的阶层，他们注定要发挥政府的功用。这些人并没有构成一个严格世袭的等级，它向所有拥有必要的才干和趣味的人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加入，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早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十一）
特别引人注意的不仅有科举制，而且有对学问整体的极大尊重，这依然吸引欧洲的想象力，而且往往以极为夸张的方式表露出来。就连麦都思在述及“四书”“五经”时也写道：“倘若每一册经籍在今天都毁灭了，那么明天有一百万人能把它们全部复原。”
唯才是举和缺乏世袭特权这一感觉使中国人具有某些比欧洲现知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平等，这种观点继续出现在欧洲作家的作品中。“在东方，人与人之间享有某种在美洲和欧洲见不到的平等。地位和财富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有着纯粹偶然的优越性，它们并不构成社会活动性的障碍”。索默塞特•；毛姆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因洞察而怀疑人类的善良与智力，作品基调愤世嫉俗，著有长篇小说《人间的枷锁》、《大吃大喝》等，其短篇小说尤其出色。这样写道。洛斯•；迪金逊借约翰•；查纳曼之口提出了更为过分的说法：“我们的政府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达到了你们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想模仿更为困难。你们通过越来越繁复的机制徒劳无益地力图实现的东西，在我们那里仅仅是早已存在的事实。”在更靠近现代的时期，赫勒•；格莱斯纳•；克里尔（汉名顾立雅）教授顾立雅（1905—1996），美国汉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曾来华进修，回国后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兼主任。著有《中国的诞生》、《孔子：其人与神话》及《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等。发现把孔子与民主制联系起来很有意义，方法是通过询问下述之类的问题：“在教育和相似之物都理想的条件下，孔子是否相信人民大众应当控制政府。”就以这样一种方式，18世纪欧洲人无条件接受的中国社会机会平等的神话，逐渐转变成20世纪以“民主制”一词取代了“平等”一词的形式，这在“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口号的年代更为流行。实际上，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数量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人们热烈争论的问题，同时很显然，要想在科举考试方面获得成功，需要经过多年的皓首穷经的工作，一般说来会把农民拒之门外。同时，村民合力资助当地天才读书的思想，正如费正清教授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传统”，而不是日常现实。
18世纪中国幻象的另一个有所发展、使自己适应现代需要的方面是理性和不可知论，这对欧洲那些反对传统的神学教条的人极具吸引力。在理性和不可知论更受人尊敬的现代，它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有关中国社会的这一观念由于新教传教士的态度而在19世纪继续大行其道，后者把中国不信神视为其邪恶之源。在现代，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自己的辩护士的促进，他们急于回击西方对中国社会中落后、迷信因素的蔑视，表明中国实际上如同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一样经过了理性化过程和摆脱了迷信。现代首屈一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梁启超走得更远，他甚至说“中国是否有任何真正的宗教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然而，与这种态度相对，某些中国现代作家强调其文明的精神价值，以补偿他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在物质方面的优势这一事实。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很有说服力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这一图景。
最后，整体的、单一的儒教国家这一总的幻象并未完全消褪，简洁明了是它得以长久存在的一个原因。罗伯特•；肯纳韦•；道格拉斯（汉名道格思）爵士道格思爵士（1838…1913），英国领事官，汉学家。1858年来华，1865年返英，曾在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任职。著有《中国的语言和文学》、《非基督教的宗教体系：儒教与道教》等。传教士，后来转入学术领域，他在1879年提到儒家经典时对这一态度作了经典性陈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其内涵完全与民族精神相和谐，人们被教导要把它们尊为最高智慧的倡导者。所有学校都把它们用作课本，它们构成帝国境内所有学者研究的唯一学科。……因为向前追溯二千年儒家九经（指“四书”“五经”）一直是每一代中国人由出生到入土的主要钻研对象。”他把这一情况概括为“往前追溯，40代中国人都完全从属于一个人的权威意见”。把中国人的思想视为一个不复杂的单一东西的同样看法甚至也可见于同时代人的著作，诸如顾立雅的《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他为自己未能多谈古典时期之后（当然，包括佛教徒的所有贡献）中国的思想进行开脱，说“本卷主要关心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思想，而先于基督教时代的中国思想看上去主要是土生土长的，而后世的中国思想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很大影响”。这样说好像中国佛教徒的思想不知怎的不是中国思想似的！这相当于一位撰写欧洲哲学史的人因为欧洲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而忽略最近两千年的历史一样！
但在学术界，对中国的更现实主义的观点开始占据上风。儒家经典在中国本身威风扫地，在汉学研究领域也失去了主导地位。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其他教派和学派上。人们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思想史上的紧张关系和互相敌对的力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方言文学和大众文学受到了更多的注意，少数民族和边疆文化也受到了更多的关心。简而言之，现在人们对中国社会中不那么居中心地位、更具有分裂作用的特征予以比过去大得多的关心。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亲华宣传和二战以后反共宣传，因而一般公众中必定仍有许多人相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仍存在着某种儒教乌托邦。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一）
上一章我们讲述了人们理想化的中国社会形象。这一社会被看作仰赖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的存在，这位君主通过文官官僚政治能够确保中国所依据的那些圣哲理想永远存续。因而，伴随着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儒教国家之神话而来的，是中国社会没有变化的另一神话。在两个神话中，前者强调中国生活方式有道德上的卓越之处，赋予传教士以成功的希望，从而得到他们长期不懈的培育。但后者对历史学家更有意义，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全然忽略中国社会的绝好借口。对他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