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和地方的各个层面。改善微观经济环境的努力必须完全体现在所有的这三个层面上。
政府之外，大学、学校、基础设施的供应者、制定标准的机构和许许多多的其他机构也对商业环境有影响。这些机构必须得到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才能支撑更具生产率的竞争模式。
最后，私有部门本身不仅仅是商业环境的使用者，它有能力为商业环境的形成提供帮助，也必须这样做。个体公司能够采取一些对它们自己和总体竞争环境都有利的做法，如与当地大学合作、吸引供应商或者定义标准等。行业联合团体，如贸易协会和商业协会，也在改善基础设施、培训机构和一些往往被忽视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理论清楚地说明了为何日本政府模型的许多方面对生产不利。日本政府企图直接介入竞争的过程，这违反了有效政策的最基本原则。日本政府的许多行为阻碍了国内竞争，并歪曲了竞争的本质，使之偏离了外国市场所证实的有效竞争形式。反托拉斯法实施力度的薄弱性、合法的卡特尔、补助、保护和合作R&D都阻碍了创新和竞争力的提高。教育政策的薄弱削弱了提供专门人才的能力。贸易壁垒抬高了原材料的成本。对国内行业（如零售和运输）的竞争的干预，使它们耗费了更多的成本而且没有竞争力，并歪曲了许多其他的日本行业所面临的需求条件。政府—通过指导、补助、批准要求和其他手段—把自己介入到了公司决策当中，而不是用竞争的方法来筛选它们。
菱形理论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政府活动（参见看第二章）会带来那么多好处。当政府刺激新产品或高级产品的需求时，它改善了需求条件，因而也改善了竞争力。政府制定严格的监管标准会产生同样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府增加了电子和机械工程的大学课程，从而能够向相关行业提供更多的专门人才，因而改善了要素条件。
日本公司的一些做法也很好地符合了新的竞争模式。例如，强调与国内邻近供应商的密切关系，使日本公司能够获得一些优势，而把供应商作为对手的西方公司却丧失了这些优势。日本通过内部发展从而向相关行业进行多角化投资的做法，也是对经济有利的，因为这起了杠杆作用并扩展了集群资源。
在集群资源存在的行业和公司加强集群资源开发的行业，日本干得不错。例如，在视频游戏业，我们已经描述了任天堂怎样为了Famicon而转包生产合同。专用芯片购自理光（Ricoh）和日本其他的芯片制造领先厂商。任天堂与外部的插入式游戏卡厂商，以及独立的游戏开发商，如Namco、Hudson（一个计算机软件厂商）、Taito、Konami（计算机和自助游戏）和Bandai（日本最大的玩具商）等，合作密切，在这个过程中，集群资源得到了建立和扩展。在索尼进入视频游戏业的时候，它可以利用日本游戏开发商已有的很好的构架。索尼扩大了集群资源，它提供了近4 000个游戏开发工具，使开发商容易快速地着手于新的任务。
视频游戏的例子也表明，在集群资源丰富的领域，日本的竞争力是非凡的。其他行业中，发展良好的日本喜剧剧本（manga）和卡通业，与视频游戏有很大的联系。日本也因此拥有一大批画家，他们善于编写故事和塑造卡通人物（如手治虫、原一骑和大友克洋等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名字）。喜剧和卡通业的巨大的成熟的日本家庭市场随时都可以转化到游戏上。超过200家的喜剧剧本出版商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以惊人的速度推出新的产品。日本的出版电影开发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它们提供了世界领先的周转时间（turnaround times）。所有的这些相关行业都在日本视频游戏厂商的竞争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结论
虽然没有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东西，并且在案例研究中经常可以发现有待进一步阐释的空间，但菱形理论为日本的竞争力提供的解释是引人注目的。与老式的日本政府模型不同，它区别了有竞争力和无竞争力的行业。
日本的经济毕竟不是一个特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推动竞争行为的微观经济基础也正像在日本一样是决定性的。理解这个事实对于精确地规划国家的未来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1）
真正困扰日本的是如何处理本国关于竞争的根深蒂固的态度。政府不信任竞争，因此倾向于以损害国家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的方式进行干预。日本公司的问题也根源于其参与竞争的方式。在错误模型的指引下，日本公司陷于损害自身利益的破坏性竞争行为。
日本将如何继续发展？在更好地理解其过去竞争成功和失败之处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为什么速战速决之法—向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融资、降低消费税、发行商业凭单—并不奏效。为了理清日本大量的结构性问题，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人必须以各自进行而又相互依赖的方式接受一种更有效率的竞争形式。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新的经济策略，一种建立在日本过去成功的真正基础之上的、承认日本重建机遇与现实环境间差异、正视现代全球竞争现实的策略。不幸的是，实施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危险，即当前对迫切性的认识和对决策行为的强烈呼吁可能会促使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人试图解决那些并不是真正当务之急的问题。
在本章中，我们集中于日本政府的日程安排，而企业部门的必要改革是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日本政策制定者的优先顺序
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放弃那些曾让全国引以为豪的方法，采用过去证明非常成功而且适合今天竞争现实的方法。公共政策曾在日本战后的成功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实际效果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样显著。日本还不得不提防一些尚未显露的深层弱点。
1999年2月，经济战略顾问委员会—一个由小渊惠三首相设立的、旨在将日本转向健康且充满活力的竞争社会的民间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建议包括，建立更精简更高效的政府，给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权，开展旨在建立更公平、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税收改革，以及以增强雇员的创造力为目的的教育改革。
尽管这些制度改革是正确方向下的举措，但是仅凭这些措施本身，仍远远难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日本想进入竞争的下一阶段，那么日本的竞争方式、商业环境、日本公司和国民的思维方式就必须改变。
保持现有的得力措施
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明确并保持在过去起作用的实践措施。基础教育中的高标准、鼓励储蓄和投资的政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量经济信息的搜集和传播，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改造，都增强了日本的生产力。这些措施应该保持。①在这点上，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值得慎重考虑。巨额政府预算赤字以及对银行贷款的巨额政府担保，威胁着日本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性。支持需求和向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融资等方面的努力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尽管日本实际上处于过度管制而且必须极大地加快管制改革的速度，但是也不能简单认为一切管制都很糟糕。毕竟，能源应用、安全、质量、噪音控制方面的高标准曾经对创新和生产力提高起到过鼓励作用。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严格的管理标准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日本应该坚持加强甚至提高这种标准。在不必要的领域内施行的管制措施以及管制过程中的繁琐程序才是问题所在，并不是高标准。
日本也曾从刺激对新产品的早期需求的管制选择中获益。这些政策有利于本地需求的成熟和竞争力的提高。同样，及时寻求产品的统一标准也是十分有益的，这一措施刺激了工业增长，同时鼓励供应商的发展。所有这些措施都应继续下去，甚至扩展到新的领域。
新经济政策日程
然而有些重要的政策倾向需要进行变革。尽管宏观经济政策改进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微观经济。
相信日本有参与竞争的能力
我们已经表明，提倡竞争时日本经济繁荣，反之则不然。日本失败的最大教训是政府本应废除其盛行的反竞争的政策。日本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反思的是他们对待反托拉斯政策、卡特尔、银团、政府指导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对于竞争的管制障碍。加强竞争并不只是削弱管制，还应该成为管制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通过以下例子来了解，即私有化的同时必须开放市场、引进竞争，而不只是从公共垄断变为私人垄断。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2）
反对竞争的观念在日本的政策理念中根深蒂固。有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无约束的竞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这种竞争存在着损害工人、损害小型公司、贬低公司资产价值的风险。但我们的证据证明这种观点是过时的。当今的日本公司完全具备竞争能力。而且，政府保护公司免受竞争的努力已经失败，不仅伤害了消费者，也伤害了公司自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产业。除非日本参与竞争，否则就无法在现代全球经济中获得繁荣昌盛所必需的生产力增长和创新。
同样，担心“自由竞争”的日本国民必须逐渐理解以下思想：比起一部分日本人以他人利益为代价而富裕起来的扭曲的市场环境，竞争是一种更为公平的机制。竞争也是提高长期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是降低高额生活费用的惟一途径。日本国民必须学会如何看出政府扭曲竞争和自身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通过解除对精力充沛且高效率的人民的束缚以及解除政府强加在竞争上的壁垒，日本可以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
为了解除竞争束缚，日本政府政策要做的事涉及到很多方面。反托拉斯法应加强，而且应该设立有效的惩罚措施。日本以前并没有反托拉斯法，它的实施应该逐步进行。这要求FTC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自主权。另外，关于合法卡特尔的争论已过时，必须对相关的法律措施进行改革。重新审视其他的难以计数的法律、规章、审批要求，目标是减少目前存在的细微的竞争壁垒。通过过渡期援助解救陷入困境的公司和产业，以鼓励工人和资本流向更有生产力的使用方向。原有的定位错误的政策必须转向改进日本所有产业的商业环境。
现在，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进步迹象。1997年，许多允许合法卡特尔存在的行业性法律被废除，剩下的卡特尔法律也在考察中并意欲废除。另外，通产省1999年6月颁布了题为《21世纪展望》的纲要，纲要中阐述了创建新的商业领域、放松管制、提高规章制度的透明度以及支持创新的重要性。
问题是如何做？通产省仍在寻找使竞争失败风险最小的方法。比如，1999年8月生效的工业复兴特别法案，允许获得政府重组计划许可的公司对损失进行7年的回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