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财产有价，人命何价？！
按林一山的说法，荆江地区乃江汉平原之米粮仓，洪水白天堤决，将死人数十万；夜间破堤，就会有一、二百万人民无处逃生……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暴君的宠信，当暴君参加他的宴会时，便在他的座位顶上，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
剑高高悬挂，使暴君理喻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词。
荆江大堤之险境被人称之为“达摩克利斯剑”。
要解除悬在荆江南北两岸数百万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出路在哪里呢？
孙中山寻寻觅觅策划《建国方略》梦里筑坝于三峡；
恽震等血气方刚，最早拟定三峡开发计划；
誉满全球的坝工专家萨凡奇，从美国闯入中国三峡，竟连续45天做梦，在黄陵庙与南津关之间，一下子选择了五个坝址；
“指点江山”的毛泽东，豪歌一曲，竟使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三峡将要“高峡出平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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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三峡热”
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长江水利资源查勘工作结束”特号标题的新闻，把三峡工程上马的气氛引向热点。
该新闻副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程序；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该消息表明：“工作人员正在逐步深入研究”围堰发电“和”临时船闸“等措施，这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不久就要完成”。
“长江流域的货运量，航运效益和土地资源情况，都已经整理研究完毕”。
于是乎，三峡工程真要立即上马了！
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新闻发布官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而幕后指挥，便是毛泽东。
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54年长江的特大洪灾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是“人定胜天”的发明创造者，“在三峡设卡子，毕其功于一役”的三峡工程，早在一年前的“长江”舰上就在他心里酝酿。
仿佛命中注定，林一山与水有缘。
这位出生在文登县的山东人，40年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这个不安份的学生，热衷于革命运动，不久便成了中共党员。起初是做白区地下工作，后反返回胶东组织抗日斗争，指挥了震惊全国的“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已是辽南省委书记兼辽南军区政委。按此势态，林一山在仕途上发展前程似锦。可“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一场党内斗争，使高岗把林一山视作了“眼中钉”、“肉中刺”，在东北局正式文件中公开指责林一山执行错误路线……于是，林一山谢绝主管东北局宣传工作的王稼祥一再挽留，决心进关，随谭政的南下工作团来到武汉。
本来，他的目是地是广西，去给张云逸当副手。仿佛是鬼使神差，当谭政把林一山介绍给主政中南局的陶铸时，陶挽留他受命接管国民党水利滩子，出任中南局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他居然答应了。从此，便一头扎进长江，呕心沥血数十年为三峡工程奔走呼唤，到耄耋之年双目失明时仍对长江一往情深。
在北京寓所，林一山的客厅里悬挂着四张巨幅照片：依次是荆江分洪闸，丹江口水利枢纽，陆水水利枢纽（即三峡试验坝）和葛洲坝，这四幅巨照凝聚他毕生心血。老人家充满深情地回忆说：“真正使我下决心把后半辈子交给长江，是1953年那次永生难忘的航行。那一次，我陪毛主席视察长江，向他汇报工作，面对面畅谈几十个小时。毛主席把他开发长江的理想交由我来负责实现，我感到这是对我委以重任。”
1954年汛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京汉铁路的列车上专门听取林一山等人关于三峡工程技术问题的汇报，决定约请苏联专家来华支援。
1955年，周恩来在听取林一山等中苏专家关于先开发三峡干流还是先开发支流的不同意见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956年夏，63岁的毛泽东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气魄第三次横渡长江，以浪漫诗情向林一山传达了“截断巫山云雨”的命令！
林一山心领神会。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峡进军行动，战幕徐徐展开……
●另一种声音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诸葛亮用计“三气周瑜”的故事家喻户晓。可怜的周都督临死前对天感叹曰：“既生瑜，何生亮”？
写第二章前，我原拟定的标题是“林李之争”。不知怎地，写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三气周瑜”的情节，便把周瑜的叹息篡改了一个字，弄成标题，变成：既生瑜，又生亮。
本来，中国有一个积极主张上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就够了，偏偏又有一个与之较板且认真到儒腐程度且顽固不化的李锐。此公一生大起大落，命运多蹇。他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在延安时期办报作宣传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后调往北京任职。
纵观李锐一生，有人戏称此人天生长有“魏延反骨”。作为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在长达数十年的三峡论战中，始终与林一山针锋相对，打得难分难解……
1956年《中国水利》杂志第五、六期，刊发了两万多字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作者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他在文中极力推荐“235方案”（即高坝方案），正式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主张。
这篇文章，被一位有心人发现并认真拜读后断然认定：“这种观点完全不切实际”。此公乃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往后成了鼎鼎大名的三峡反对派代表人物。
针对林文的观点，李锐也撰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关于长江规划的几个问题》，并组织了一批水电专家就长江的水文、防洪、发电、航运、地质及有关工程技术和施工等方面的问题，分别写了专文，于1956年第9期《水力发电》杂志刊出《长江规划专号》。
李锐的文章主要谈三个问题：河流规划的综合利用原则；长江的防洪规划；动能经济问题（水电同国民经济关系）。文中指出：综合利用是河流规划的唯一方针和总原则，必须从经济合理和技术可能，反复论证各种方案，从而选定长江干流开发的第一期工程。李锐认为：应先开发长江各大小支流的水力资源，以满足国家近期迫切的电力供应，同时也有防洪及综合效益，将来时机成熟再考虑三峡。
或许由于《水力发电》杂志发行面窄，李锐与林一山的首次公开论战鲜为人知。或许也有不少人看到了，但“山雨欲来风满楼”，早在1955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当《人民日报》1956年9月头版头条刊载了“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时，李锐禁不住提笔写了一篇《略谈三峡工程》的四千字文章寄《人民日报》。报社寄来了小样，但终于未能刊出。副总编王揖后来打电话告诉李锐，说文章拟刊二版，送审后周恩来总理表态：有关三峡问题的争论不宜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至此，李锐与林一山的首场笔墨官司不了了之。数十年后李锐自编《论三峡工程》文集时，曾因未能找到《略谈三峡工程》这篇文章而遗憾。可在90年代初，他忽然在一堆旧档案中发现了它。它是一张校样，纸已发黄，有些变脆了，校样的末尾，标有“二版，送审稿”五个字。
望文兴叹，老年李锐专门写了一篇“感慨万千读三峡旧文”的文章，发表在1992年12月24日的《海南开发报》。
●1958年：李锐与林一山“对簿公堂”
1958年1月17日，李锐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接林一山一起去。
李锐明白：毛主席要考问三峡问题，此行与林一山必有一场
交锋。李锐回忆说：飞机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已经在等着，他的秘书魏廷铮（后任长委主任）提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我们只打了个招呼，在飞机上也没有交谈。近中午到达南宁，住在一栋新盖起来的宾馆。田家英（毛泽东秘书）马上来找我，对我表示严重的担心，说他和胡乔木都为我捏一把汗并急切地向我介绍中央会议形势：主席大批“反冒进”，总理当面挨了批评，柯庆施攻击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
在饭厅吃晚饭时，与会者笑道：“两个冤家碰了头”。
晚饭后，“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李锐与林一山坐在毛泽东正对面，对面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簿一波、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周小舟、刘建勋等；中央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等；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大家都坐定后，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答：要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答：只要半个小时。
于是，林一山长篇大论，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二千多年间，长江洪水如何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以来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愈演愈烈。1931年水灾，死14。5万人；1935年大水，死14。2万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虽采取紧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武汉和荆江大堤安全，仍
死了4900人……林一山强调：长江洪水最高峰在来自宜昌三峡以上，至少占汛期干流水量50％以上。因此，三峡枢纽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林一山认定：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堤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倘若荆江大堤决口，将直接威胁江汉平源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于水库的正常高水位林一山推荐“210～200方案”；关于装机容量，林一山认为至少可在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亿千瓦时以上；
关于工程技术，林一山称：已选好几个比较坝段，有三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
关于投资，林一山估算约为72亿元；
关于水库移民，林一山没有谈及此事。
李锐发言时首先强调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轮船从上海可通到宜宾，是世界大河中数得出的黄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远不如黄河严重，水量为黄河的20倍，洪水量为50倍；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黄河为200多倍，长江只25倍。
李锐认为：三峡只能控制长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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