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但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革命的风暴还在前面，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结合起来，广大的人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社会矛盾是十分尖锐化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格外突出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
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关于农民问题的作品在鲁迅的小说里占着特殊显著的地位。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鲁迅对于农民问题所给予的特别的注意和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所占的特别重要的位置是正相适应的。
在表现人民的被压迫的苦痛的时候，鲁迅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的矛盾。……鲁迅是真正透彻地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他是清楚地知道，农民所受的苦痛，不是这些肉体的苦痛所能完全包括的。农民有许多苦痛，这比直接的肉体的苦痛更可怕，更残忍得多。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１９５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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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本人是知识分子。在鲁迅作品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突出主题。这仍然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深刻反映。从戊戌经辛亥到五四，从五四经大革命到３０年代，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和桥梁，同时又具有各种严重的毛病和缺点。他们的命运、道路和前途，他们的成长、变迁和分化，成为鲁迅所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鲁迅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农民问题，成为鲁迅作品的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正是近代中国两大历史课题。鲁迅思想的发展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也可以说，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展是其整个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对知识分子寄予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同时又给以无情的鞭挞和揭露。革命的、灰色的、反动的、先革命而后反动的、吃人的、被人吃的……各种各样知识分子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鲁迅笔下，形形色色，蔚为大观。
《怀旧》、《孔乙己》无论矣，他们是被《四书》《五经》吃空了灵魂的末代封建知识分子的下层，那种迂臭、愚昧、空虚、受欺侮迫害然而仍不掩其善良的牺牲品，鲁迅是用一种嘲讽而又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们的灭亡的。与此相映对，是鲁迅对曾参加或企望过革命的同辈和下辈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从瑜儿、吕纬甫、魏连殳到涓生、子君，他们的道路和命运，便是鲁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在寂无回响有如荒漠的莽原中，这些曾经满怀豪情闹过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爬上去了，本身变成了反动派或反动派的帮凶。但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像范爱农那些下层的，却终于连整个身心都被黑暗吞噬掉，完全消失和被人遗忘了。不但范爱农没人知道或无人问及，连当年轰轰烈烈的“鉴湖女侠”，也荒坟冷落，不再为人所记忆和提及了，他们虽不过一两个例子，其实代表着整个一代。
五四运动过后，鲁迅又经历了这样一次“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分化。不论是当年曾悲歌慷慨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流血奋斗过的一代，也不论是当年曾振臂高呼为打倒孔家店而雄谈阔论的一代，都逐渐渺无声息，总之是被那巨大深重的旧黑暗势力吃掉或“同化”掉，于是自己也就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吕纬甫、魏连殳……等形象是有深刻典型意义的。就是“前进”的，究竟能“进”到哪里，鲁迅也颇有怀疑。死者已矣，生者何如？曙光在何处？路在哪里？“新的战友大哪里？”鲁迅看到一代又一代作为所谓先锋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种末路和命运，有着巨大的愤慨和悲伤。
鲁迅是不朽的，只有他，自觉地意识和预见到这个有重大历史深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性格问题，并指出他们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它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鲁迅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多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其艺术格调是忧愤深广。病态和不幸是社会的形相，忧愤是作者博大的心，这种心与形自然融洽，达到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它所提供的诸如阿Ｑ、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艺术典型，都具有高度的社会概括能力和精神文化透视能力，再三揣摩和咀嚼，我们便觉得是在披阅一部感慨多端而又特色鲜明的人生历史。它所提供的生活细节是经过高度的挑选和冼炼的，笔墨凝练，暗示性很强。孔乙己那件脏破不堪的上衫，记录了在封建教育的毒害下一个命运偃蹇的旧文人的末世命运；《风波》中赵七爷的那件轻易不穿的竹布长衫，透露了在偏僻的宗法制农村中一个以遗老自居的劣绅的阴险毒辣的心肠。《阿Ｑ正传》中“假洋鬼子”手中的黄漆棍子（即阿Ｑ所谓“哭丧棒”）是人物捋扯西洋皮毛，用以威吓民众的标志；《祝福》中祥林嫂拄着的那根下端开裂的竹竿是人物历尽苦楚，沦为乞丐的印证。总之，鲁迅小说的一人一事，每个人的一颦一笑，每个事物的一形一态，往往包含着或暗示着人生的甘苦、世态的炎凉、精神的昏醒和历史的浮沉，经得起反复的吟咏，反复的咀嚼。
——杨义《鲁迅小说会心录》（１９８９年）
《呐喊》《彷徨》的主要艺术特征……
１．《呐喊》《彷徨》的人物塑造在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现实状况的描绘中，自然地形成了《呐喊》《彷徨》的独立的人物谱系，其中包括五个主要的人物系列：（１）自觉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反抗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２）封建社会及其思想界的真正“主人”——地主阶级统治者；（３）知识分子中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卫道士；（４）封建社会的社会舆论界的各种人物；（５）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受害者——劳动群众和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
２．《呐喊》《彷徨》的环境描写、情节和结构他笔下的环境描写，重点不在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而在社会思想环境……组成的人与人的思想关系。……他的景物描写虽少而精，虽短而粹，每有新作，必臻绝美。他长于为不同的情绪下的自然景物设色、设声、设置语言的旋律和节奏，景中见情，融情于景，且实景与象征相结合，自然景物与社会思想环境相贯通，蕴藉深挚，韵味极佳。……削弱故事情节、加强情绪表现的散文化倾向是《呐喊》《彷徨》在情节结构上的显著特点……
３．《呐喊》《彷徨》的悲剧、喜剧和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融合《呐喊》《彷徨》悲剧的实质是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喜剧的实质是把无价值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撕破给人看。……假若说在平凡的生活中揭示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东西是《呐喊》《彷徨》悲剧构成的基本形式，那么，在表面巨大的事物中揭示渺小则是它们的喜剧构成的基本形式。
４．《呐喊》《彷徨》沉郁、凝练、含蓄的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沉郁，产生于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认识的深刻性、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长期性的明确估计。……《呐喊》《彷徨》的凝练、含蓄产生于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和他所表现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悬隔差，也产生于鲁迅思想与一般读者认识水平的巨大悬隔差。……紧紧抓住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细节和极具表现力的特点，以可以唤起丰富联想的精炼语言和传神性能极强的词汇，简洁地塑出事物和人物的神态，为读者留下多方面联想的可能性和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补充大量次要特征的余地，是鲁迅小说语言之能够达到高度凝练和含蓄的主要原因。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１９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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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描写我们民族性的伟大，可以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在《故事新编》中，便有好几篇，如《铸剑》，取材于古小说《列异传》……
从这短短的几行文字，鲁迅演出了一大篇虎掷龙拿，有声有色，最富于复仇战斗精神的小说，使人们读了，看到英姿活跃，恍如亲接其人。
又如《理水》、《非攻》，鲁迅在描写大禹、墨子伟大的精神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有他自己的面影和性格反映于其中。……鲁迅生平真真是一个埋头苦干、拚命硬干的人，不愧为中国的脊梁！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１９４５年）
鲁迅《故事新编》共收作品八篇，写于１９２２－１９３５年，前后历时１３年。
鲁迅自己对《故事新编》性质的说明是很清楚的，即它是历史小说。……各篇所描写的主要人物的言行和性格大致都有典籍记载上的根据，无论是正面形象如女娲、羿、眉间尺及宴之敖者，大禹及墨翟，还是批判人物如老子、庄子、伯夷、叔齐，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出现那些带有喜剧因素的现代性情节。
为了探索在历史小说中如何将古人写“活”，使作品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他（鲁迅——编者）采用了“油滑”的手法，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可见他对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所谓自己“不满”，主要是指他不愿提倡和让别人模仿这种写法；因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容易影响到创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肃的。所谓“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就在于此。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采用的这种“油滑”的写法，……我们已经说明这是指一种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这种人物既同作品整体有一定的情节上的联系，同时又可以脱离规定的时代环境而表现某些现代性的语言或细节；它通常是“鼻子涂白”式的和有点油腔滑调的，而且能对现实起讽刺的作用。
……这种写法，就是鲁迅吸取了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它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判的作用以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更“活”了。
——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１９８１年）
鲁迅先生最能抓住人物独具的特点，从衣着、神态、行动、性格上下笔，几笔便能出神入化，描写出各不相同的形象。鲁迅先生尤其能以人物的个性语言，刻画人物的个性；孔乙己的“窃书不能算偷”和“多乎哉，不多也”，九斤老太的“一代不为一代”，闰土的那一声“老爷……”，阿Ｑ的“儿子打老子”，赵七爷的“你能抵挡他么？”，庄爱姑的开口闭口“小畜生”，都使人物的性格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同时，鲁迅先生还善于精选和使用生动活泼的农民口语，吸收和运用富有生命力的古典文学的语言。鲁迅先生通过人物在行动中的动态描写，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他的小说的叙事语言都极为动态，为刻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