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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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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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在我们车子后面。欢迎会盛大热烈。新闻记者们在与会者中间来来去去。当我端着杯子再去加咖啡时,发觉艾伦仍旧泪汪汪的。我很不安,但很快地离开了他,怕引起新闻记者的注意。    
    我在加拿大的演讲与在美国没有什么不同。加拿大人的组织能力没有美国强,但是他们比美国人更诚恳。我在汉默顿市第一次演讲以后,第二天的晚报就报道说:码头工人拒绝向开往日本的船上搬运军火。在安大略省的最后一次演讲完了以后,主席问听众:除了捐助伤兵、难民的款项及医药以外,还有什么实际的帮助?马上听众要求组织医疗队,去加强白求恩大夫的工作。    
    一次演讲完毕后,有一个听众主动开车送我去白求恩住所参观。某次会议结束后,我会见了白求恩的姑妈和表弟,他的姑妈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没有见过白求恩。他的表弟就向她解释:中国土地几乎和加拿大一样大,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一个人见另一个人并不是很容易的。加拿大的华侨也非常热情,一个年长的豪华的中国餐馆的老板,待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怕我才从中国来,不懂西方餐桌上的规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当天晚宴,欧托瓦市长和所有的人向我敬酒的时候,我不要站起来。他说,假若我出了错,就是给中国丢脸。他问我想吃什么菜,我告诉他想吃中国的大白菜。他就叫佣人到屋后的菜园里去摘了来,用大虾烧出来,吃着真是香呀!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教堂去演讲,时间订在8点。时间到了,听众也都到了。虽然外边是狂风大雨,但会场里仍然座无虚席。开会的时间到了,会议就是不开始,我问会议的主席为什么。他就支支吾吾。我想还是不要再问了,别让他难为情。时间已到9点,时间已经过了一个钟头。风雨也已停息,但是,没有一个听众退席。9点半,我被请上台演讲。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原来是听众们以长久的等候来表示他们的诚恳。我一开始就讲:“我带来全世界五分之一人民向你们的问候!”他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说:“中国这个东方的睡狮醒了,她不仅仅是在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了全世界与法西斯战斗。但是她现在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我们不要求人们给我们任何援助,但坚决要求你们不要再继续帮助日本。至今加拿大和美国每天都在运送军火给日本,你们这是在支持那个你们在道义上谴责的日本!”话音刚落,听众的掌声如雷贯耳。他们举手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我演讲完以后,听众没有一个站起来回家。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的圣诗,祈求和平和正义。    
    暴雨又下起来了。人们在互道再见。在教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艾伦帮助我穿上雨靴。他说:“珍珠,你这次在加拿大旅行宣传演讲取得了很大成功,我祝贺你!明天一早,我就要赶回汉默顿去上班了,你也要回到威斯康辛麦地生城去了,我愿你一路平安!可能我们这一生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你是否可以与我一同去喝一杯咖啡?这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辞别方式。”他边说眼泪边流下来。我说:“不管这次有多大的成功,功劳都应记在你的身上。是你的努力工作,才实现了我这次旅行宣传。请把我的谢意转达给加拿大的代表、加拿大青年团和联合教会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吧。”    
    我们的汽车停在一家咖啡店前,它正要打烊。但是侍者还是非常友善地欢迎我们进去。我们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长久地沉默着。每一张桌子上,都摆上了椅子,侍者们该回家休息了。我们只好告辞。艾伦说:“让我们吻别!”这次别离,充满了甜蜜的忧愁!     
    我想给景云一个惊喜,所以事先没告诉他我要回来了。但结果是他给了我一个不快乐的惊异。    
    火车黎明前到达麦地生城。当我走进我们的住所时,太阳刚刚升起。我进屋后发现,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地关闭着,一股香烟味扑鼻而来,桌子上、地板上、书架上、窗台上,到处都是书和文稿。床上睡着一个人,在他周围也堆满了书。屋子中间有一个字纸篓,里面堆满了烟头和烟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男人能够如此糟糕,他的房间能够如此乱七八糟。景云这个人,平时都是非常整齐干净、井井有条的啊!    
    他醒了,发现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地板上再也没有一点空儿让我向前迈第二步。他连忙爬起来,可是找不到眼镜。我看见他的眼镜竟然挂在床脚下的钢丝网上,而且还正在摇晃着。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他自己能够挂得上去的,一定是有人替他挂上去的。我指着眼镜告诉了景云,他低头一看,大骂道:“这是谁做的鬼事?一定是隔壁的那个混蛋王宜权!”王宜权是他在威大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当面质问王宜权,他赌咒发誓说不是他,看上去是真诚的。一直到今天,他们两个都已作古,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这真是一个谜!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一)

    12月8日,日本飞机飞临香港与九龙上空,两地居民乱成一团。我们曾与旅行社商定,当日由他们派车,将行李先行由滇缅公路运回重庆,人则等有了飞机再走。但是当天因时局突变,旅行社没有来取行李。飞机的舱位也早被权势人物占领,例如孔祥熙的二小姐与她的五条狗就占用了一架客机。普通老百姓何时才能排上号,只有天知道了。不久,加拿大与印度的士兵应召来到香港,维持秩序,但是他们都不中用,后来在与日军交火中溃不成军。    
    当时,我在燕大读书时十二个好友之一江汉章的父亲住在九龙,战乱发生时,他嘱咐景云去香港把他在那边银行的所有存款取出来,带回九龙交给他。那天下午,景云从香港打电话告诉我,轮渡已经停驶,他回不来了。我告诉景云,我马上就要逃往半岛酒店(半岛酒店位于尖沙咀码头附近,它有一个比较牢固的地下室,可以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有两口大箱子,其中一口交给房东葡萄牙老太太,请她代我保管。箱子中放着我与景云结婚时以及离美回国前朋友们送的所有礼物。另外一口箱子,我就雇人抬到半岛酒店。途经弥登道时,看到许多歹徒在抢商店,而这家商店就在葡萄牙老太太家的隔壁。我向前走时,碰到我们家的远亲颜惠庆(中国出使苏联的第一位大使)。他头发苍白,带着五个小孩子。他说:“我要领着这些孩子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问他:你的小汽车呢?他说已经被歹徒抢走了。    
    我走进半岛酒店时,里面已经乱作一团。我请一位侍者将箱子送到四楼我事先订好的房间。这时我看到,景云竟然站在我的身旁,一手提个皮包,一手握着一只烤鸭,样子非常滑稽。他对我说:“已经没时间了,我们赶快到香港去。因为香港和九龙不同,无论如何,英国人是不会把它丢掉的。”我对身旁的女佣(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说:“你快与我们一起坐船去香港,你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只要我们家有饭吃,就不会饿着你。”她拒绝了,说她参加了一个“十姐妹”的团体,她们要患难与共,永不分离。我就将身上的钱分了许多给她,并告诉她家中还有许多咸鸭蛋,她都可以拿走。我与景云出了酒店的大门,就看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朝尖沙咀码头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都有。年轻人背着老年人,朝轮渡口拥过去,后面的人又争先恐后往前挤,以致有的老年人裤子都被挤掉了。当我们挤到趸船边时,轮渡已经离趸船有一米多远了。因为这是最后一条船,我们只好返回酒店。当我们走近酒店门口,门正在关上,只剩下一个五寸的空间。我赶快塞进我的脚,并且大喊:“你压着我的脚了!压着脚了!”我们总算挤进了大门,感到饿极了,但那只烤鸭早已不知在何时何地丢掉了。酒店的大厅里,服务员正在指导客人如何组织起来,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歹徒们已经在挨家挨户地抢劫,并且有卡车跟随着运送赃物。服务员组织一批旅客站在大门的凉台上,抱着瓷盘,用来击打歹徒。又组织了一批旅客手执椅子腿站在楼道转弯处,准备阻击冲上楼的歹徒。还有一些身强力壮的旅客,就手持皮鞭铁棍,站在跳舞厅的前边,保护着那些躲在里边的女性旅客。一个老太太坐在这些女性中间,念经祈祷。这一夜非常紧张,但还是平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日本兵就进入了九龙。英军居然一枪未发。我与景云透过窗帘,偷看尖沙咀码头的情形,几个印度兵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几个中国人手臂上系着红带子,大约是在轰炸中保护老人与小孩的。忽然,一辆日本军车开了过来。上面许多日本士兵跳下来,命令这些中国人和印度兵排成一排,然后全部用机关枪扫射死了。我们赶快检查房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自己不利的物件。有一封平准基金委员会致机场售票处的信,介绍景云是该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请他们卖去重庆的票给他。我们赶快把这封介绍信撕成碎片。我们还找到一本通信地址本,上面有加拿大、英国、美国朋友的地址,我们也把它撕碎丢进马桶,但怎么冲都冲不走。这时,我们听见日本兵的脚步已经上了楼梯,到了门口。我看到柜子上有一瓶酒精,抓过来一口气统统喝下肚,并对景云说:“如果日本兵污辱了我,你不要动手。他们有枪,你赤手空拳。他们人多,你只有一个人。你一定要留着这条命,将来会有机会报仇的,只要杀一个日本兵,也就够本了。”    
    但这瓶酒精并没起作用,日本兵的脚步声也远去了。不久,旅馆就宣布将被征用为日军司令部,所有旅客必须全部下楼在大厅里集合。我们到大厅时,一个日本军官站在桌子上命令:英、美、加拿大的旅客站一边,其他国家的旅客站一边,酒店职工的家属站一边,中国旅客又站另一边。大厅的大玻璃门外停满了卡车,日本军官命令英、美、加拿大人上车,开往何地,谁也不知道。第二批上车的是其他国籍的人,留在大厅里的只剩下酒店职工的家属和中国籍的旅客。日本军官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时,忽然大厅里所有的人跪了下来,并且大哭大叫。我偷偷地问了身边一位懂广东话也懂普通话的旅客,才知道那个日本军官说,昨夜他们有一个人被这个酒店里的人杀死了,现在要大家交出凶手,否则,将把所有的人处死。我想把这个消息通知景云,以便要死我们就死在一块儿。谁知他躲在吧台的角落里已经睡着了。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时候他居然能睡得着!后来我问景云:“你怎么会睡得着的?”他告诉我,他梦见了上帝,上帝正在与他说话。正在这时,旅客中有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长者站了起来,向那个日本军官保证:“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杀人犯,如果你们查出来,我愿意与那个人一同被处死。”日本军官命令所有人一起站起来。大家不觉都松了一口气。    
    日本人占领半岛酒店以后,所有的旅客就不准住在自己的房间,而是集中睡在二楼的一间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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