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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爱的滋养，远比一般意义的抚养复杂得多。哺育心智成熟的过程，与出自生物本能的引导不同。以那个不肯让孩子坐校车的母亲为例，她坚持开车接送孩子，宁可为此牺牲大量时间，这当然是一种情感滋养的方式，可它只会妨碍孩子心智的成熟。类似情形还包括：有的母亲偏爱个别子女，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有的母亲担心孩子营养不足，恨不能把大量食物硬塞进孩子嘴里；有的父亲花大量金钱，为孩子购买满屋子的玩具或衣服；有的父母对孩子的一切要求，都是有求必应……其实 ，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有效的敦促。父母应该成为值得尊敬的领导者、指挥官，告诉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依据理性的判断，而不能仅凭直觉，必须经过认真思考和周密计划，甚至是做出令人痛苦的决定。
第二部分：爱“自我牺牲”
“自我牺牲”
不合理的给予以及破坏性的滋养，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给予者以“爱”做幌子，只是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却从不把对方心智的成熟当一回事。有一位牧师，他的妻子患有慢性抑郁症，两个儿子大学辍学，整天无所事事。牧师不得不带全家人接受心理治疗。家人全都成了患者，牧师的苦恼可想而知，但他不认为家人的病情与自己有关，他愤愤地说：“我尽一切力量去照顾他们，帮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我每天刚刚醒来，就要为他们的事操心，我做得还不够吗？”的确，为了满足妻子和儿子的要求，牧师可谓殚精竭虑。子女本该学会自立，他却一手包办：替他们买新车，还替他们支付保险费。他和家人住在郊区，他本人讨厌进城，也不喜欢听歌剧，可是每个周末，他都会陪妻子进城去听歌剧或看电影———尽管他一坐在影剧院里就会打瞌睡。他的工作负担沉重，然而只要回到家里，就会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比如，他坚持为妻子和儿子收拾房间，因为他们从不打扫卫生，牧师像家人的保姆一样兢兢业业。我问这位牧师：“你整天为了他们操劳，不觉得辛苦吗？”他说：“当然辛苦，可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爱他们，不可能不管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我都尽可能满足他们。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也许我这么做不够聪明，可是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有理由给他们更多的爱和关怀。”
这位牧师的父亲，当年是小有名气的学者，其品性却让人不敢恭维：经常酗酒，还拈花惹草，完全不顾家人的感受。牧师对父亲的行径深恶痛绝，从小就发誓要做个和父亲不同的人，对家人时刻充满爱心。为了巩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不检点、不道德的行为。投身牧师行业，也是基于这种考虑。付出如此多的努力，到头来却使家人脆弱而无助，这和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自然让他无法理解。过去，他总是叫妻子“我的小猫咪”，叫两个已成年的儿子“我的小宝贝”。物极必反，他对家人的爱已超过理性范围。他却困惑地说：“即便我对家人的爱，是来源于对父亲的蔑视和反抗，那又有什么不对的呢？难道我要像他那样不负责任吗？”他应该认识到：爱，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行为，不仅需要用心，更需要用脑。牧师坚决避免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这种意念以及由此导致的极端行为，使他丧失了爱的弹性。爱得过分，还莫如不爱；该拒绝时却一味给予，不是仁慈，而是伤害。越俎代庖地去照顾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只会使对方产生更大的依赖性，这就是对爱的滥用。牧师应该意识到，要让家人获得健康，就必须容许他们自尊自爱，学会自我照顾。还要摆正角色，不能对家人唯命是从，要适当表达愤怒、不满和期望，这对于家人的健康有好处。我说过，爱，绝不是无原则地接受，也包括必要的冲突、果断的拒绝、严厉的批评。
在我的指导下，牧师不再亦步亦趋，替妻子和儿子收拾家务、打扫卫生。儿子对日常杂务袖手旁观，也会让他大发脾气。他不再替他们支付汽车保险费，而是让他们自行负担。有时候，他不再陪妻子到城里去看歌剧，而是让她独自驾车前往。他在某种程度上，扮演起“坏丈夫”、“坏父亲”的角色，而不是有求必应。他昔日的行为，固然以自我满足为出发点，但从未失去爱的能力，这也成为他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对于他的变化，妻子和儿子起初大为不满，但不久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一个儿子回到大学就读，另一个儿子找到了工作，还在外面独自租了公寓。妻子也感受到独立的好处，心灵由此获得了成长。牧师本人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感受到了人生真正的快乐。
这位牧师不恰当的爱，曾接近被虐待狂的边缘。虐待狂和被虐待狂，都与性的需求、性的联想有关。不管是别人受苦，还是让自己受苦，患者都会感受到某种生理快感。在精神病理学上，纯粹的性虐待和被虐待现象极为罕见，更多的是社会性虐待狂和被虐待狂，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患者在与性有关的人际交往中，总想不停地去伤害对方，或为对方所伤害。
有一个女人被丈夫遗弃，不得不向心理医生求助。她哭诉丈夫虐待成性，丈夫从不关心她，在外面有很多女人。他把购买食物的钱，统统在赌场上输光。他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就咒骂她、毒打她。就在圣诞节前夕，他还置妻子和孩子不顾，独自离开家门。对于这位女士的遭遇，心理医生颇感同情，不过经进一步了解，同情心就会被强烈的不解所替代：这位女士经受虐待长达20年，跟丈夫两度离婚，又两度破镜重圆，中间经过无数次分手与和好。医生用了两个月时间，帮助她摆脱被丈夫遗弃的痛苦。有一天早晨，她一走进医生办公室，就兴高采烈地宣布：“我的丈夫回来了！昨晚他打电话给我，说是要见见我。我们刚刚见面，他就哀求我允许他回家。我看到他想悔改，而且就像变了一个人，所以就允许他回来了。”医生提醒她，这种情形发生过不止一次，难道她要让悲剧一再上演吗？更何况在这段时间里，她不是也过得很好吗？病人却回答说：“可是我爱他呀，有谁能拒绝爱呢？”假如医生想同她进一步讨论，什么是“真正的爱”，那位女士就会大为光火，甚至决定中断治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医生努力回忆治疗的所有细节。他想起病人描述多年遭受丈夫虐待的情况时，似乎从虐待中享受到了某种快感。医生不禁想到：这个女人无怨无悔地忍受虐待，甚至心甘情愿，极有可能是她本就喜欢这种情形。这样做是基于什么动机呢？她乐于忍受虐待，是否因为她一生都在追求某种道德的优越感呢？换句话说，尽管处境艰难，她却体验到一种优越感。离家出走的丈夫回过头，请求她的原谅时，她便由被虐待者转变成虐待者，享受到虐待的快感。丈夫的乞怜让她备感优越，她感受的是报复者的喜悦。通常，这样的女性在童年时，就遭受过屈辱。为使痛苦得到补偿，她们自认为道德上高人一等，并从他人的愧疚和道歉中，享受到报复的快感。她们遭受的耻辱与虐待越多，自感优越的心态就越强烈，也由此得到更多的情感“滋养”。她们不需要获得更多的善待，因为那样就失去了报复的前提。为使报复的动机更为合理，她们必须体验遭受伤害的感觉，使特殊的心理需求得以延续。受虐待狂者把忍受虐待视为真正的爱，只是他们寻求报复快感的前提，忍受虐待的动机，是来自恨而不是爱。
受虐待狂者还有一种错误观念：他们一厢情愿，把自我牺牲当成是真正的爱。其实，他们的潜意识蕴藏着更多的恨，并渴望得到发泄和补偿。我们前面提到那位牧师，他愿意为家人牺牲一切，认为自己的动机完全是为家人着想。他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维系自我的美好形象。有时我们自称为别人着想，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责任，满足一己的愿望。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出自个人意愿，核心动机却是满足自我需求，不管为别人做什么事，也许都是为赢得私利。譬如，有时候，父母告诉孩子：“你应该感激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此时，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父母对孩子缺少真正的爱。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是两回事，我们却常常混为一谈。我们真心去爱某个人，是因为我们需要去爱别人；我们生儿育女，是因我们自己想要孩子；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在于我们渴望成为充满爱心的父母。真正的爱，能够使人发生改变，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扩充，而非纯粹的自我牺牲。真正的爱，能使自我更为完善。爱，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私的，最终的追求则是自我完善。当然，自私与否，不是判定爱的标准，惟一的判断标准是：爱———永远追求心智的成熟，除此以外，都不是真正的爱。
第二部分：爱爱，不是感觉（1）
爱，不是感觉
爱是实际行动，是真正的付出。不少人声称富有爱心，充其量只是渴望爱的感觉，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爱的成分，甚至具有破坏性。真正有爱心的人，即使面对他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人，也能表现出爱的姿态，他们心中蕴藏的爱，才是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爱。
爱的感觉与精神贯注密不可分。后者是把情感与兴趣“贯注”在外在对象上，并将其当成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精神贯注和真正的爱容易混淆，但仍有显著区别。
首先，精神贯注的对象，不一定是有生命的事物，因此就不见得具有心灵的感受。精神贯注的对象，可能是股票，也可能是珠宝，贯注的过程，不见得以爱为出发点。其次，对某种事物产生精神贯注的人，未必会重视其心智的成熟。患有消极性依赖症的人，甚至害怕贯注对象成长和进步。那个开车接送孩子的母亲，显然是以孩子为精神贯注的对象。她把个人情感寄托在孩子身上，却不重视其心智的成熟。第三，精神贯注可能与智慧和责任无关。在酒吧里初识的两个异性，可能在短时间内相互贯注。他们事前没有安排约会，没有做出过承诺，没有考虑过各自家庭的稳定性（它们显然要比性接触更重要），当事人的情感和需求，仅仅是追求性的满足。最后一点是，精神贯注随时都可能消失。性接触和性行为结束后，双方兴味索然，觉得对方毫无吸引力。换句话说，精神贯注生命力极短，不可能长久维持。
真正的爱，须以全部身心投入和奉献，需要付出全部的智慧和力量。使爱的对象得到成长，就必须付出足够多的努力（甚至是自我牺牲），不然爱的愿望就会落空。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