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组合解释会意。也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象形字，以象形方式组合来会意的方法。比如不“上”不“下”为“卡”；上“小”下“大”为“尖”；四、方、木为“楞”；山、高为“嵩”等。
5．反文倒文会意。是把一个字或反写或倒写而产生新的意义。比如反“从”为“比”，反“后”为“司”。再如，甲骨文中画一个人站着即为“大”，而倒过来即为“■”，也就是“逆”字的本字，是“不顺”的意思【甲骨文（大）和■（逆）】。 “人”的头朝下当然不顺了。
汉字概说细说汉字（4）
（四）形声。“形声”又叫“谐声”。《说文解字》是这样下定义的：“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朝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注解说：“‘以事力名’，为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二字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因取‘工’‘可’之声而成其名。其别于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这段话，不仅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形声字，而且还说明了形声字和象形字、指事字在结构上的不同。
我们知道，象形法或者会意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难用象形或会意来表示的。比如，“鱼”是整个鱼类的总称，但是鱼的种类却是成千上万，显然不能为每一种鱼造一个字。再说各种鱼的样子又很相似，文字毕竟不是图画，就是用象形字来表示的话，也是难以从字形上一一加以区别的。于是，就出现了“形声”法。用“鱼”字边表示鱼的总类，再借用原有的字作为读音来表示鱼的种类，如“鲤”、“鲫”、“缮”、“鳗”等。有“形”有“声”，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形声字。
形声字的形符本来是象形符号，可是由于汉字的不断发展，不仅看不出象形的样子，就连表类属的意义也有不少的改变。比如“豹”是兽类，它与昆虫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但它的形符却是“豸”（zhì志，是没有脚的虫子）。“蝙蝠”是老鼠一类的动物，可是又写成“虫”字旁。“蛟”和龙是同类，可是也加上了“虫”字边。这是同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受到一定局限分不开的。
形声字越到后世发展越快，据统计，汉代的《说文解字》共收字9353个，其中形声字7679个，约占总数的80％；宋代的《通志·六书略》，共收字24235个，其中形声字21343个，约占总数的88％；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字47035个，其中形声字42300个，约占总数的90％。在现在通用的新简化字中，形声字也占绝对多数。
（五）转注。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个定义不好理解，所以后人各有各的解释。笔者的看法是：所谓“建类一首”，就是指的同一个部首；“同意相受”，就是指几个部首相同的同义字可以互相解释。比如在《说文解字》里，“老”与“考”就是一对转注字，它们都属八卷上的“老部”。这就是“建类一首”的意思。再从意义上看，许慎的训释是“老，考也”，“考，老也”。这种互相注解就叫“同意相受”。再比如，“绩”与“缉”属于同一部首“”，读音相近，意义也相通，可以互相解释，所以这也是一对转注字。
（六）假借。许慎给假借字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就是说，当某个新事物出现之后，在口语里已经有了这个词，但在笔下却没有代表它的字，需要借用和它的名称声音相同的字来代表（托事），这就是假借。比如“令”字的本义是“命令”、“号令”等，但因其读音与“县令”之“令”相同，所以这就可以假借“命令”之“令”为“县令”之“令”。而“长”字的本义是“年长”，但因其读音与“县长”之“长”相同，所以这就可以假借“年长”之“长”为“县长”之“长”。假借，全取声音相同或相近，与字义毫不相干。以下略举几例：
比如“汝”字，在《说文解字》中说：“水出弘农卢氏，还归山东入淮，从水，女声。”可见“汝”字的本义是水名。可是后来这个“汝”字就被假借为第二人称代词用了，相当于现在的“你”字。如《愚公移山》云：“汝之不惠。”这个第二人称代词的“汝”与原来当水名讲的“汝”在词义上毫无联系，仅仅是读音相同而已。所以，第二人称代词“汝”，就是个假借字。
“亦”字甲骨文的写法是在“大”字中间的两边各加一个点【甲骨文（亦）】，《说文解字》说：“人之臂‘亦’也，从大，像肋腋之形。”从字形上看也很清楚，是站着的一个人，张开两臂，两臂下各有一个点，表示这里就是腋下，所以“亦”字的本义就是“腋”。但后来“亦”字因为读音关系，被假借为副词用了（当“也”讲），所以只好另外造个“腋”字取代了“亦”字的本义。而当“也”讲的“亦”也就永借不还了。
“自”字在甲骨文里像个鼻子【甲骨文（鼻）】，所以《说文解字》说：“鼻也。像鼻形。”这话是对的。“自”字本义就是鼻子，后来被假借为“自己”的“自”。于是另造了一个从“自”声“畀”的形声字“鼻”。而“自”字以后再不当“鼻子”讲了，也就只用其假借义了。
“骄”字是从“马”声“乔”的形声字。在《说文》里说：“马高六尺为骄。”这就是“骄”字的本义。后来因为读音相同，就把“骄”字借过来，当“骄傲”的“骄”用了，所以现在就只用其假借义了。此后，也很少有人知道六尺高的马才叫“骄”了。
假借法的出现，完全废掉了汉字的表意性，这对后世用同音以代替压缩汉字的字数有很大的启示。这里需要再说明两点：第一，假借字在上古时代普遍使用，这与当时的字少有关。在甲骨契文和钟鼎铭文中很多都是假借字，这对后世的阅读和理解带来很大困难。第二，“本无其字”就能出现假借，但有时在“本有其字”的情况下也出现假借。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古有假借现象，我们现在就去随便假借。要知道文字有广泛的社会性，如果我们任意乱借（实为写别字），只能损害文字的健康，造成使用上的混乱。
通过以上对“六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六书”是后世人对文字进行分析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并不是先有“六书”，然后再根据“六书”来造字的。
汉字概说细说汉字（5）
三、汉字的形体演变
从成体系的汉字算起，汉字的形体演变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一）甲骨文。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材料就是甲骨文。所谓“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的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证明，小屯村附近就是殷王朝的首都。经过八十年的不断挖掘，获得有文字的甲骨大约有十六七万片。在考古学家的长期研究中，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对三千五百多甲骨文字，已经考释出两千个左右。不认识的字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
奴隶时代的殷王朝是非常崇拜神的，每逢一事，总要问卜。比如出外田猎，设祭祈年，操戈征伐，风雨晦冥等都要问卜。从已发现的甲骨文可知，甲骨文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所以人们通常称它为“卜辞”。郭沫若同志的《殷契萃编》和《卜辞通纂》，就是研究甲骨卜辞的专著。
甲骨卜辞中所用的字是很有限的，有一些字可以肯定地说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了的。可是因为在卜辞中没有用到它，所以它就至今没有问世。比如“民”这个字，在周朝初年的青铜器上曾多次见到，都是用一把锥子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所以“民”就代表上古的奴隶【青铜器上的“民”字： ■（《盂鼎》）■（《克鼎》）■（《秦公簋》）】。但“民”字在甲骨文中却至今还没有发现。
甲骨文的特点，主要有三：
（1）形体不固定，笔画有多有少，写法有反有正。
“止”：■、■、■ （是脚的象形）
“牢”：■、■、■（是圈牛羊的地方）
“车”：■，■、■（是战车的象形）
（2）行文的程式不统一。从左到右的，从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读起来也相当困难。
（3）因为文字是用钢刀和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笔画细而硬，而且多用方笔，圆笔很少。
另外，根据考古分析，在殷商之时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竹书和帛书。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了，很像韦编的竹简的样子【甲骨文■（册）】，另外也还有“典”字了，很像两手捧着“册”的样子，所以后世称重要著作为“经典” 【甲骨文■（典）】。那么为什么至今尚未见到殷朝的竹木简书呢？这是因为竹木在地下埋藏三千多年很可能早就腐朽了。
（二）金文。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古代人称铜为“吉金”，故称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铜器中又以钟和鼎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钟鼎文”。另外还有“铜器铭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识”等名称。
周代的文化比殷代的文化繁荣得多，典籍文物极为丰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样相信鬼神，所以甲骨卜辞也就让位于金文了。
金文，当然殷代末期也有，但毕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还是指周朝青铜铭文。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十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这样的洋洋大现在殷代是根本没有的。
在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是到了东周，诸侯称霸力政，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几乎绝迹了。从字的形体上看，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到了战国的时候，南方吴、越、楚等国的文字还增加了不少类似鸟虫的装饰成分，这就是所谓“鸟虫书”、“缪篆”，比如“楚”字“王”字就是【缪篆■（楚）、■（王）】。
从内容上看，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记载这件器物为谁所有，有的记载战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赏赐等。
从形体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发展起来的。在笔画和结构上比甲骨文简单些，其特点主要有三：
（1）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形趋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还可以修改，所以字形显得浑厚质朴，不过到周朝末年便趋向流利秀拔。
（3）字体多不固定，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种写法的后面还有一只手【“射”的各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