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一切和打破日本社会传统中没有赢家和输家之分的迷思有关，也和破除公司必须担负社会保护责任的迷思有关。这是我们在走投无路时不得不做的改革。日产那时正在向下沉沦，并且也将周遭的供货商一起拖下水，要是不做任何打算或是计划不成功的话，损失将会严重到令人难以估计的地步：整个集团将会坠机，不管是公司内部或者外围企业，波及的职位更将会比宣布缩减的工作职位多上两倍。我们作出了决定，我将扛下全部的责任。不能说除了振兴计划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是在欺骗大家。对于日产而言，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公司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即将油枯灯尽了。别忘了这家拥有如此规模、名声以及历史的企业，已经被另外两家世界级的车厂——克莱斯勒与福特——评为失败者。福特汽车的老板杰克·纳赛尔曾说：“我们不想自寻烦恼，把辛苦挣来的钱浪费在一时鲁莽买来的债务上。”这就是当时这些强劲而贪婪的竞争对手们的估算，别忘了当时福特正在并购沃尔沃汽车，而戴姆勒刚刚整合了克莱斯勒并正伺机合并三菱汽车。而在合并日产的竞逐当中，他们先后弃权，认为该行动的风险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
在１９９９年３月时，戈恩曾不只一次公开表示：“日产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这家公司先前已取得日本开发银行同意，发出一千亿日元的债券集资。对这家公司而言，最乐观的状况就是日本政府出面救援，就像美国政府昔日挽救克莱斯勒那样。不过日本政府在面对此类危机时，所做出的反应真是特别糟糕，否则数月后大型百货集团ＳＯＧＯ也不至于宣布破产。该积弱状况还会延烧到其他领域，包括物流业、寿险、房屋及公共工程事业。
我不想浪费时间去揣测要是１９９９年３月施维茨和义一没有签字缔盟，后续发展会如何。日产的下场不难想像，是否会在１９９９年３月遭国家接管？只要看看后续若干日本企业的下场就大致有个底了。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１日，日产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死路一条。结论是，振兴计划不成功便成仁。后续的发展显示，雷诺不失为一个好搭档，而且也压对了宝，计划很出色，这一切都在后来的成果中展现出来。在社会反应方面，日产重新招募员工、加码投资、提高员工薪资，在在显示该计划并不是一项摧毁而是再创造行动。只不过这项再创造行动必须考虑到现实状况。
第二部分：对症下药勤于沟通（1）
我进日产时，面对的是一种全面性的信心危机：对产品品牌缺乏信心，对公司缺乏信心，更糟糕的是，对结盟也缺乏信心。我记得沃尔沃汽车前任老板斐迪南·皮耶（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Ｐｉｅｃｈ）曾说：“两头骡子怎么样也呈现不出一场赛马盛事。”
对日本一般民众而言，卡洛斯·戈恩等同“成本杀手”，日本媒体为他塑造的恐怖形象已深深烙印在大众脑海里，听起来就像妖怪、屠夫、关闭维沃德工厂的始作俑者，让人不由得想起十九世纪中叶，率领“黑船”强行入侵，要求日本开放领域，加速终结如神话般的幕府将军时代的美国海军将领培理 （Ｍａｔｈｅｗ Ｃ． Ｐｅｒｒｙ）。
诚如稍后日本大报《朝日新闻》（Ａｓａｈｉ Ｓｈｉｍｂｕｎ）社论刊载，日产与雷诺的结盟“很难不让人联想是两家衰弱的公司共结连理”。大家对于在日本年销售不超过三千辆的雷诺印象很差，充其量只是曾在方程式赛车中看过这种牌子。但是雷诺已经在主要赛事中销声匿迹很久了，只偶尔在一些入门级的小比赛中看见罢了。
不过，对于一家巨星级的国产企业，一家象征“日本企业精神”的公司即将被一家不起眼的欧洲制造厂所掌控的消息，日本大众及新闻媒体的平静以对，倒是颇令人意外。相较之下，１９９６年韩国电子业巨子大宇提议收购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汤姆逊（Ｔｈｏｍｓｏｎ）的消息，则在法国掀起攸关民族自尊心的轩然大波。姑且不论大宇后来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挫败，以及汤姆逊多媒体事业风光重振的事迹，都未能消弭民族自尊的阴影。戈恩倒很清楚，这种掺杂好奇心及中立不表意见的心态只是暂时的，只要宣布痛苦决定的时刻一到，一切都会改观。
信心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首先，看你的表现。若是你的表现不够好，便不值得信赖。其次，处理事情是否公开透明。有时即使表现不好，但是处理事情的过程够公开透明，仍有助于别人对你的信赖。在表现成果方面，我们一无所有，全部得重头开始，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什么可依赖的。我们惟一仅存的倚靠，就是透明公开，让大家知情。巴黎水（Ｐｅｒｒｉｅｒ）事件让我记忆犹新：他们迅速地发现了问题。该原则是，我发现了问题，就得快点设法解决；要是做了件蠢事，赶快承认，并设法补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种绿色小瓶装的天然气泡矿泉水，一度是全球饮食安全的头条新闻之一。在一连串发生于维尔杰兹（Ｖｅｒｇｅｚｅ）工厂内的操作疏失之后，巴黎水在其若干产品内发现微量有毒物质——苯的残余反应。该公司在四十八小时内确认了问题来源，即刻发布消息并宣布全面回收该批饮料。此举固然让公司付出巨额的财务损失，但无疑也挽救了公司的信誉，让公司免于因为消费者失去信心而陷入更严重的困境。此后，巴黎水事件即成为校园里最佳的危机处理教材之一。
有些事是我一直深信不疑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表示，一切必须透明公开。必须把所有的问题和一切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对公司有利的要说，对公司未必有益的也得说。振兴计划是十分透明而公开的。我们把一切可能遇到的困境，及因应之道全都提出来了。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重新建立大家对日产的信赖，得让沟通管道保持畅通。
一切都按部就班。在签字结盟后头几周，戈恩不断与新闻媒体见面。有严肃的专访，轻松的闲话家常，有时和数字记者见面，其中有国际媒体驻东京特派员，也有日本当地记者。大家卸下心防，用英语谈天说地，而且几乎全程录音，就一家日本大企业老板而言，这实在是非比寻常。起初，这让日产的公关部门难以适应。有一次，公关部曾反对戈恩上朝日电视台（ＴＶ Ａｓａｈｉ）接受晚间十点的新闻专访，该专访由日本最难搞却最受欢迎的新闻主持人久米宏（Ｈｉｒｏｓｈｉ Ｋｕｍｅ）所主持；公关部反对的理由是：优先采访权应该交给国营的ＮＨＫ电台。对于平面媒体而言，从《美国商业周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ｅｅｋ）到《Ｐａｒｉｓ Ｍａｔｃｈ》，另外还包括数家日本当地的杂志，均认为这位日产汽车的新领导人在专业领域，甚至个人领域方面都展现相当的亲和力——卡洛斯·戈恩的一日、工厂巡视以及居家生活，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有些过火了，是刻意安排的。
处境危急的时刻，对外部的沟通更要专心。没有人能同时和十五个人对谈，因为每个人说话的语气和重点完全不同。很明显从一开始，就必须由带头的人出面沟通，对于计划中和已经进行的事做清楚的交代。这一切必须交由带头的人负责，这是为了重建大众对公司的信赖所作的决定。也许有人说，这是天生爱出风头的狂妄表现，我对此的响应是，我从１９７８年就投入职场，而且我在米其林时，从未上过任何一次新闻头版，因为那不是米其林的作风。进了雷诺，我曝光的机会确实比以前多，但那是因为我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因而必须更常主动出击。至于在日产里，我主动曝光是因为公司有此需要。
第二部分：对症下药勤于沟通（2）
显然，大众并不是惟一的沟通对象。每六个月，日产必须出版一份年中或年末报告，以英、日语对照，并附上各式图表，公布于各大平面或电子媒体，充分呈现戈恩式的风格，并让“日产秀”成了透明度的指针。日产将提前或同步进行所有合法或合乎规定的调整动作，同一时间，日本也逐步开始朝西方企业管理的方向迈进。因此，日产将是最先以合并账户在东京股市上市的企业之一，扬弃了过去日本企业惯用的，仅以母企业上市的方式。后者乃是过去日本企业为了在年终结算时掩饰企业亏损的现象，而将部分亏损转移至旗下众多子公司的一种障眼法。到了１０月，也就是振兴计划宣布一周年的时刻，戈恩再次召开记者会，发表阶段性成果报告。一部分是好消息，特别是财务状况的恢复速度比预期快；当然也有坏消息，日产在日本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持续下跌。这一切全都摊开在台面上，供大家评断；每一家媒体次日引用作为标题的谈话内容，都经过了加工。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的“日产情况不妙”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的“日产卷土重来”，这时正好是第一期（２０００年４月至９月）的财务报告出炉时刻，该份报告与前一个会计年度创纪录的巨额亏损相比，呈现惊人的反弹回升幅度，但是所有的专业人士，包括记者、分析家、商业界人士都不愿轻易承认这是因为沟通功夫做得够。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戈恩指出，自宣布振兴计划以来，最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尽管公司的状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但是外界依旧抱持着看好戏的心态”。
在这个阶段里，大家对戈恩一举一动的兴趣，显然远超过于日产改革的讯息。在日本，这种迷恋公众人物的现象，早已成为一种常态（自戴安娜王妃于１９８７年访日，至英国明星足球球星贝克汉姆于２００２年赴日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均掀起旋风），因此此时也出现了“戈恩迷”，“戈恩桑”顿时成了各大杂志的封面人物，并在这个缺乏领袖级人物的国度成为一种“标杆”，据女性杂志调查结果，戈恩是最理想的父亲或丈夫，与一班无力将国家从经济不景气的深渊中拉拔出来的政客们形成强烈对比。戈恩一时成了媒体宠儿，甚至成为漫画主角，最后，反而是家人最不迷恋卡洛斯·戈恩。
孩子们一天到晚揶揄我，他们总说：“看，爸爸又上电视了！”或“地铁站都是你的照片！”当《日产之文艺复兴》一书在日本出版时，孩子们还要求送他们宣传用的真人尺寸海报，以便向同学们展示，不过两天后，海报就进了垃圾桶。我的长女那时已经十六岁了，比较懂事，但是其他孩子都还小，所以对他们而言，这就像一场游戏，他们并不是真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至于我太太，情况又不同了，她的想法比较客观：毕竟我已经远离了法国，而且也为工作前途冒了不小的风险。
对于日产而言，问题焦点已经渐渐浮现。在这位与一般日本人行事风格迥异的新任主管频频曝光之际，没有理由让公司连边都摸不上！问题是，如何将个人形象逐渐转移到公司品牌上？
与外界的沟通讯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卡洛斯·戈恩个人的，另一类是关于日产的。一方面是个人的故事、成长历程，这些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