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界的沟通讯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卡洛斯·戈恩个人的，另一类是关于日产的。一方面是个人的故事、成长历程，这些被做成书籍、漫画、专访，让我得以从很新奇的角度看待事情。当然，做这些事也要有一些效果才行，若只是与众不同，但拿不出一点成绩来，终究枉然。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我在公司里不受欢迎：这一切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很多外界的经理人都对于我所说的事感同身受，而且很多人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我的一举一动之间建立起关系，所以我说这样子大家的距离就更近了一些。我们现在谈的是别人对你的反应。在这个环境里，我不能置身事外，我并不是故意挑这个时候到日本，我来的时候是１９９９年，那时日本正处于一个自我探索的时代。这对我来说更好。也许以后日本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我采取的方法也可能有所不同，也许任务并非难以完成，但绝对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策略必须随着大环境的变动而有所调整。
以财务状况快速改善的结果来看，主动发布消息的策略确实收到很大的成效。卡洛斯·戈恩及日产攻占了全球各大杂志期刊的封面，尤其是美国，因为在美国，大家均密切注意最终能改变日本的一切迹象。接下来的两年，也就是２０００年及２００１年，戈恩又连续被在业界有“圣经”之称的《汽车周刊》评选为汽车业界“梦幻团队”之首，日产浴火重生的消息传遍了全球，成了底特律、日内瓦、东京及巴黎等几个世界主要汽车展的焦点。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的东京汽车展起，日产举办新车发表会的次数越来越密集，每一次的发表会更加深了日产在一般大众心目中的新形象。在东京车展上，日产展出一款未来原型车Ｓｋｙｌｉｎｅ ＧＴ－Ｒ，该款“超级”新车最快将于２００５年推出量产，外形看起来颇有邦德电影里的架势。
中村史郎（Ｓｈｉｒｏ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及整个设计部门的团队不再只限制在设计汽车。所有与日产相关的视觉设计全面更新，连最不起眼的小对象也不例外，包括便条纸、原子笔；当然也包含较大的对象，例如位在银座圆环及总部地下室的展示场。多少年来，因为市场占有率不佳，连带日产的徽章也越做越小，好像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似的；但这一下子，似乎又充满了生气，在车子的前盖及后盖上神气活现起来：坚固、醒目、散发金属光泽。
第二部分：对症下药勤于沟通（3）
有些人说我太热衷于媒体曝光，事实上，我只热衷于做我认为有效益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事情的收效良好，很自然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之所以继续曝光，是因为我认为还有些目标有待达成，而且感觉到事情正在朝这些目标前进。并不是非要依赖媒体不可，但藉由媒体帮助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随着公司绩效的持续改善，我们与外界讯息交流的强度毫无疑问将会有所调整。不过，公司的绩效目前还在逐步回升当中，所以我觉得能继续同步呈现竞争力与透明度实在是一件好事。
就戈恩而言，与媒体打交道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也不是毫无风险，他必须时时提高警觉，以免掉入他所不熟悉，而且完全不同的日本环境所营造的表象陷阱。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当属２０００年６月时，日产新经营团队成立后首次举办的股东大会。全世界只剩下日本，可以在公司股东大会时看见这么多繁文缛节：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其实手中只握有极少数的股权，却仍风尘仆仆前来行使股东的权力，并领取小礼品。不过，在一般日本企业里，这种场面长久以来随着职业敲诈者的出现，一直是如此可笑而荒唐。正因为日式企业管理缺乏透明度，这些素与黑道有渊源的分子，总能明目张胆地拿公司的钱，帮公司摆平股东们的质疑。相反的，若公司不肯给钱，他们便大闹会场。终于，在严刑峻法之下，总算让公司老板们不再向这些恶势力低头，而且为了让这些恶棍的干扰程度降到最低，绝大多数的股东便在警方的重重保护之下，在６月的某一天举行股东大会。若意在举办一个让所有终生股东都能参与的股东大会，这样的情况实在称不上理想。
在第一次参加股东大会前，我已经被预先告知，可能会有一些人来捣蛋，故意提充满挑衅及误导别人的问题。人家告诉我说：“小心别中了他们的计，因为他们就是要激怒你。这些人所提的问题或他们的反应，永远也上不了头条新闻，但要是你反应过度，可就是大新闻一则了。”
正如预期，有一位造型特殊且言语引人注目的人士，开始辱骂三名法籍行政人员，说他们走上主席台时，对大家鞠躬的幅度不够大。随后又径自发言了将近一个小时，完全不容大会主席义一制止，而坐在台前的戈恩已经渐渐地失去了耐性。
我确实感到有些不耐烦，但那不过是我第一次的经验。所有行得通和行不通的事我都看出来了，而我们也在翌年做出了改变：义一负责开场及总结，整体汇报和现场问答则由我担纲。人家怎么提问，绝不会成为一项困扰，重要的是你怎么响应。所以在２００１年时，我们做了一番改变。那些专门找碴的人一股脑提了一堆充满挑衅意味的问题，不过我们已经对这种方式了然于胸，所以便试着用比较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响应这些甚至已经是无理取闹的问题。此外，我们也限制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因为有很多股东抱怨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在２００１年时，我打断了一名人士的发言，现场开始有些鼓噪，但很快又平静下来，于是大会得以继续进行其他事项。另外，公司的财务已经大幅改善，让我们办起事来更为顺畅，这一点也不可忽略。
整件事的重点在于，不断与日本股东们沟通，让他们也能对日产汽车重拾信心。
我们有决心改善对外的一切沟通，尤其是和日本股东们的沟通管道。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首先借着与日本国内外的分析家们对谈，向他们说明日产正在进行的事务，以达到向外界公开的目的。我们运用了诸如野村（Ｎｏｍｕｒａ）保险公司或是大和（Ｄａｉｗａ）等公司的公关传播网络进行此事。此外，对于日产所有的股东及未来潜在的股东，日产有一套非常具建设性的政策，以便和所有人维系良好关系。我们希望能吸引更多日本人持股，也想让日产的名声更为响亮。我们对日产深具信心。
显然，数字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就这点而言，自从与雷诺结盟以来日产的股价涨跌轨迹，便是用来呈现大众信心的绝佳指针。
在宣布计划后，日产的股价应声下挫。签字缔盟时，日产的股价大约在四百日元左右，然后上升到了五百五十至五百八十日元，后来在公布振兴计划后又下挫到三百六十日元的价位。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因为分析家们质疑该计划，而是他们不认为日产会成功，认为日产无法在预定时限内达成目标。因为我曾表示，若无法达成目标便自动辞职，于是他们便认为那不是支持日产的好时机。又因为我们也说了将要释出日产手中交叉持股的股权，也就是说卖掉我们手中所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票，分析家们便认为其他公司同样也会出售所持有的日产股票，如此一来日产将更为雪上加霜。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时，日产的股价为四百一十日元，而到了２００３年中，日产的股价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日元，同一时间，日本股市的总值却萎缩了近百分之五十。事实已摆在眼前，公司的生命力就是靠其表现成果来维系的。
第二部分：对症下药勤于沟通（4）
不过，为了要让一家长年亏损的企业能重建长远的信誉，最基本的做法有下列几项：继续提供明确的标记、量化的承诺、具时限的追求目标给予公司内部及外界大众。公司内部与外界大众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公司对外沟通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莫忘所属员工也是国家公民，也是报章杂志的读者，也是电视节目的观众，换句话说，营造公司的公众形象必须先凝聚公司内部的向心力。公司对外的形象往往反映内部风格的演变，在一家作风开放的企业里，不会有一道如同中国万里长城那样区分关内和关外的藩篱。
我采用的方法是激励每个人的士气，在每一项活动里都把握这个原则。如何才能让日产的人力资源开花结果？如何才能不断提升公司内部士气，让公司一举挣脱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宣布振兴计划实施时的低迷士气？随后，又该如何扭转颓势？公司的振兴计划便从提升个人士气出发，因此观察并发掘一切可提振士气的方法就成了首要任务，包括发放奖金、公开褒扬、升职，以及与工会协商等，特别是公司展现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视野。让大家知道只要能达成目标，公司两年后、五年后会变得如何。
就戈恩而言，永远不可以忘记下列问句的真正解答是操之在大众手中：日产到底是什么？
一般而言，一家公司给人的感觉，只有大众说了才算数。公司倒是得定出其走向，并告诉大家公司的目标。这是亘古不变的模式。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达成这个目标，但是却很明白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下去。这和公司的形象无关，但是却和你心目中公司的理想模样有关。别人从外头瞧着公司，也注视着你。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你的看法，他们仅仅观察你的各项产品、你的人格特质，然后说：“日产就是这个样子！”或“本田就是那个样子！”商品及公司形象的重建，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定出理想目标，引导公司走向，以期公司的每一项决策都能朝理想目标前进。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时时观察公司，注意公司广告，留意公司任何讯息，运用公司各项服务，与公司营业人员往来频繁，购买产品的一般大众或公司客户便会忠实地反映你心目中的理想在他们眼中所呈现的模样。也因此，又何必愚蠢地对别人说：“我们代表日产！”，只需要说：“这就是我想做的！”今日，公司的一切走向正是如此。我们从未表示想被如何看待，只是默默朝我们的目标前进，大众自会有所公断。同时我们自己也会观察公司商标形象在大众眼中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日本大众的看法，更是日产所重视的。
此一演变过程忠实而详尽地反映出日产的财务振兴计划。推陈出新的产品愈来愈能呈现出日产形象的新特质，公司投资金额与员工数节节回升，市场占有率由平稳逐步攀升，这一切都是用深具震撼力的形象战及广告战所打下来的战果。在日本所做的民调则见证了企业不断追寻的目标，与企业赋予的印象，两者趋于结合的过程。日本经济日报所发行《日经商业期刊》（Ｎｉｋｋｅｉ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２年１月号公布了一项针对九百位企业经营主管所做的年度调查报告，调查中询问各位主管，他们心目中日本最具领导能力的人物是何人。卡洛斯·戈恩以四百五十票遥遥领先，独占鳌头，而第二名是索尼的老板，获得了二百五十票，丰田汽车的老板，也是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