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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层去获得常识
1962年于建嵘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家庭，他日后有关农民的调查几乎全部在这里完成。他熟悉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痛苦。
于建嵘说，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一个国家的童年也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他5岁到13岁的农村经历也让他永远放不下对底层的关怀和感情。
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1967年，5岁的于建嵘和母亲被下放至湖南永州农村。作为一个城市的孩子，加上政治包袱，于建嵘无法获得农村伙伴的友谊。他和母亲在农村像异类一样被人指点。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了底层的卑微。
他和母亲在农村呆不下去也会跑回衡阳市，但很快就又被赶回去。于建嵘说，那几年总是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不知道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后来他还是在城里上了学，母亲靠拉板车养活家庭。于建嵘至今记得，因为自己是“黑人黑户”被女班长站在课桌上高叫着指挥别人把他拉出教室，他双手紧紧把着课桌不愿离开———这最终导致他的新衣被撕破———那是母亲用麻布片染成黑色给他做的一件外套。巨大的伤害和屈辱让于建嵘无法停止颤栗和哭泣，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铭心刻骨的痛苦。所以，他最痛恨的就是收容遣送制度，它将农民隔离在城市之外。而如今，不但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取消农村户口制度的改革也在酝酿之中，一些地方有望明年推出新的措施。
大学毕业后的于建嵘到衡阳日报当了记者，做了一些法制报道。但他发现自己所能改变和帮助的仅是个案和个人。于是他又跑回学校去念研究生。那时候，于建嵘已经定下人生志向———做一个有思想的人，他说，这是自己的一个梦。所以，在今天他总是对年轻的学生说，要做一个有梦的人。
于建嵘非常反感那些坐在城市的书斋里扛着“启蒙”大旗的知识分子。他在一篇文章《启蒙与知识精英的话语霸权———来自田野的思考》中这样说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这里，从来没有满足在思想领域或人们的价值观上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他们总是对社会制度的设计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欲望；他认为那些知识精英应该到中国民众社会里去，将自己的理论交给广大民众评判，去从民众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常识。
于建嵘没有要社科院分配的楼房，而在京郊农村宋庄买了平房。他每天都在写日记，用相机和笔记录宋庄的每一个变化。他的左邻右舍都是农民，他和他们一起在村里高悬的广播里收听本村新闻。他记下了每一家的大小变故，记下这里出现的第一家超市———他说，我要完整地记录一个村庄城市化的全部过程。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写一本《宋庄文化》。他说，这本书可能要用一生写完。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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